（二）美国现代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反共主义及其根源

纵观一部美国外交史，对外扩张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建国初到1898年美西战争前是大陆扩张，从1898年到1945年是海外扩张，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发展为全球扩张。“一部美国史，充满着扩张主义这一永不改变的特色。”[109]资产阶级要向外扩张，“总是要寻找一种虔信不疑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动做辩护”[110]。这种辩护武器，随着形势的变化，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十月革命后美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原有思想武库当中加上了一件新武器——反共主义。它是如此长久、如此一贯地被广泛运用于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之中，以致《美利坚帝国》一书的作者、法国人克劳迪·朱里安得出结论说，宣传“神意”和高唱“救世主义”，“绝对谈不上是美利坚帝国的特色。美利坚帝国的特色在于，它是针对共产主义而展开一切活动的”[111]。

为什么反共主义会成为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的特点呢？这要追踪到美国的历史。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又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112]。于是资产阶级便从宗教教义中为扩张搜寻根据。早在美国开国之初，它们就把神学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武器和依据。“天定命运”论应运而生。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我时常想，美国的开国，是一种神意，为的是要使今天陷于奴隶状态的人类，经过启蒙，解放出来。”“天定命运”论到19世纪中叶更为盛行。当时的民主党人、爱尔兰裔美国人约翰·奥沙利文于1839年写道：“长远无限的未来将是伟大的世纪。在它的时间和空间宏大的领域里，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注定了要显示出天命原则的美德，它将以半球做地板，以星空为屋顶。”及至19世纪末美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天定命运”论又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的面貌出现。[113]当时的参议员贝维里治露骨地说，“在所有的人类种族中，上帝选中了美国人，作为世界再生的最后领导人”。[114]

除了宗教之外，美国推行对外政策时还有另一种“资本”，那就是美国制度“天然优越”的奇谈。A.W.德波特指出：起初，“大多数美国人毅然来到新大陆，是由于看不惯旧大陆的旧事物，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过去的新生活。美国本身是在一场反对某一欧洲国家的革命中诞生的。……从此以后，美国自然而然地自以为世界史上只有它是完全土生土长的第一个非君主政体的大国”[115]。应该承认，美国开国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封建残余和君主制的纯粹资产阶级制度的共和国。后来的美国宪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美利坚民族也理所当然地具有一种自豪感。但是统治阶级恰恰利用人们尊重以往的民主传统来迷惑群众，掩盖本质。其实，美国统治阶级对以往历史的正人君子式的自命不凡，只不过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资产阶级由于反抗了当时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英国，便把他们建立的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制度看作是天然合理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无与伦比的。它们的使命就是要把这种体制推向世界。

美国资产阶级一向把“天定命运”与“天然优越”的神话作为对外扩张得心应手的工具。19世纪末以前，在向西扩张过程中，他们杀戮消灭那些据说是“不敬上帝”的异教徒——印第安人；19世纪中叶，他们“奉上帝之命”合并得克萨斯、占领俄勒冈、打败墨西哥，拓展大片土地。1898年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等宣称获得“神意”的赞许，占领了菲律宾，及至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则“最后确定作为一种明确义务的美国使命是要把美国的原则和制度扩展到整个世界”[116]。

然而，“在关键性的1917年，一切都改观了”[117]，该年11月爆发了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理想，它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不能不对帝国主义包括美国的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提出严重的挑战。同时，苏维埃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纲领，废除秘密外交，废除临时政府缔结与批准的全部密约，并将这些密约公之于众。当时饱经战祸之苦的各国劳动人民热烈欢迎苏维埃政府的呼吁，自发地同情社会主义的苏俄。这一切使资本主义世界气得发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呢，这个自诩为出于“神意”而又“天然优越”的国家，也掩盖不住它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恐惧。时任美国国务卿兰辛当时把和平法令叫作“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威胁”[118]。他向当时的总统威尔逊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119]。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第一个对苏维埃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国家。接着又与英法等国相配合，走上对苏外交抵制与积极支持俄国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道路。在反共这一点上，美国的内政外交是完全一致的。1919年8、9月间，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工党刚刚成立，美国统治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实行大镇压。1920年1月2日夜，美国司法部在全国70个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突袭。警察逮捕了约1万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企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正像一些人所形容的，当时在美国出现了“红色大惊恐”（Great Red Scare）[120]，在内政外交上仇视共产主义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在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少见的。这突出反映了美国在维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顽固性。

美国之所以与共产主义和苏俄势不两立，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他们认为新生苏维埃是与美国制度根本对立的。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1919年说：“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121]当时的国务卿科尔比说，苏维埃政体不是基于公众的支持，而是通过“暴力与狡诈”上台的，是靠着“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以继续保持其地位的”[122]。他们用资产阶级民主来根本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苏俄回到资产阶级的所谓“宪法民主”。[123]

第二，他们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否定私有财产，这对美国造成极大威胁。1919年2月，时任国务卿的兰辛说，由于布尔什维主义既否定民族性又否定财产权，并以革命威胁美国，归根到底，它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比德国更大。[124]在20世纪20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官方多次拒绝苏俄关于两国开展平等贸易的呼吁，提出除非苏俄“保障私人所有制”，对目前社会制度做“根本改变”[125]，才有可能重新考虑。

第三，他们把布尔什维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作是对美国的可怕挑战。美国著名外交家凯南曾经指出，美苏“冲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的政治经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俄国保证要实现的纲领旨在使美国社会遭到损害，这种损害，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比单纯在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126]因之，“苏维埃共产主义被看作是一种应当加以隔离的瘟疫”[127]。

此外，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还多了一道宗教色彩。近代史上，当西欧许多国家从批判封建支柱的神学中得到新生时，美国却在一定程度上靠着宗教立国，尽管那是一种在当时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清教。基于这一点，美国资产阶级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然更增添了一层恐惧和仇恨。一些即使并不怎么反动的政界人士也难以摆脱宗教神秘主义的羁绊而对苏俄保持着戒心。例如，罗斯福时期的农业部长华莱士就是这样狂热的信徒。他“反复证明，不能同共产主义者发生任何关系，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他坚持认为，承认苏联就会给上帝的顺民美国招来前所未有的灾难。”[128]

第四，他们把十月革命的胜利本身看作是对美国世界扩张计划的严重威胁。美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战争财。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和影响，促使美国雄心勃勃地提出争取世界领导地位的计划。大战结束后一个牧师高兴地说：“上帝让我们去支持穷人弱者和被**者的事业。我们还要为世界的权力而斗争。”[129]这里，上帝的事业显然也被解释成了争取对世界的统治。“天定命运”与统治世界达到了和谐一致。

但是，这种统治世界的使命被“不敬神”的布尔什维主义搅扰了。“当全球主义的预言正被美国付诸实行之时，世界分成了两个体系。”[130]十月革命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成了美国扩张的重要障碍。

正是上述各种因素，成了美国推行反共主义对外政策的深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