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从教堂深处而来：中世纪的宗教圣乐

西方艺术音乐的源头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音乐兴起之后，对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基督教成为西方的主要宗教之后，发展出一种新的音乐观：世俗的娱乐性音乐遭到排斥，古代隆重的庆典、节日、比赛销声匿迹，音乐集中于教堂和修道院，成为精神拯救的工具，与人们对彼岸幸福的渴求联系在一起而显得空前凝重和肃穆。[1]

早在圣安布罗斯的时代，他就曾说过：“回想我恢复信仰的初期，听到圣堂中的歌声多少次感动得流泪。现在，又觉得激动我的不是歌唱，而是所唱的词（即当歌词配以清澈与和谐的旋律的时候）……于是，我在快感的危险和具有良好后果的经验之间真是不知如何取舍，我虽不作定论，但更倾向于赞成教会的歌唱习惯，让人听了悦耳的音乐，使软弱的心灵发出虔诚的情感。但如遇到音乐感动我心甚于歌曲的内容时，我承认我在犯罪，应受惩罚，这时我宁愿不听音乐。”[2]

从这位早期教父的言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音乐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个亘古不变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可见当时音乐在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从中世纪早期到中世纪末期，宗教与世俗音乐的发展都具相当的规模，不同地域文化中的音乐内容也有很大的不同。这里试以一张表格来梳理这一时期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线索：

表1-1

基督教音乐的源头

西方宗教音乐的源头是基督教音乐，至于基督教音乐的来源，以前的观点是基督教音乐是罗马艺术的延续，但这种看法在20世纪已经被考古和文明史的深入研究所推翻。基督教音乐是所谓叙利亚—埃及文明圈影响力的产物，犹太教音乐在西方圣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和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渊源有关。犹太教音乐和宗教崇拜仪式密切相连，主要在圣殿献祭和会堂布道两种场合发挥重要作用，在犹太教的宗教仪式上，受过专业训练的神职人员演唱《圣经》“诗篇”（Psalms），后来这也成为基督教弥撒仪式的一部分。包括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甚至小孩儿都要参与诗篇的歌唱。同时，还出现了取自《旧约》和《新约》的一些抒情诗歌部分的短歌（Canticle），此外就是比较复杂的交替性质的歌曲，即应答圣歌（Responsory），这属于更加高级的形式。早期教会的几位教父，如圣安布罗斯等都对《诗篇》的演绎赞赏有加，他说过：“会众在唱诗班里引吭高歌的时候，《诗篇》成为一种伟大的团结纽带。”

圣佛罗里安抄本的《诗篇》

到第二次尼西亚会议时，已经规定背诵并吟唱《诗篇》是主教就职必不可少的条件。保罗·亨利·朗曾经论述过《诗篇》为何在早期基督教音乐中被广泛使用：“一是由于犹太教传统的遗留，二是其中的奇妙诗意内容反映了所有人类的希冀和渴望，三是因为有旋律的配合，《诗篇》就变得易记易唱，即便对于那些智力水平无法企及大卫王的高度诗意概念的人。”

西方基督教音乐的另一个源头就是拜占廷音乐，因为早期的基督教仪式都是从耶路撒冷经过小亚细亚传播到欧洲的，当然吸收了沿途一些地区的音乐元素。拜占廷音乐和叙利亚地区的东方素歌当然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特别是拜占廷音乐中重要的体裁之一赞美诗更是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

格里高利圣咏

圣咏（Chant），又称“素歌”（Plainsong），是中世纪天主教礼拜仪式中使用的祈祷歌曲。广义的素歌泛指罗马天主教会和其他西方教会的祈祷歌曲，主要类型有：罗马的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米兰的安布罗斯圣咏（Ambrosian）、法国的高卢圣咏（Gallican）、西班牙的摩沙拉比圣咏（Mozarabic）以及拜占廷（Byzantine）、叙利亚（Syria）等东方教会的圣咏。圣咏的歌词大多出自《圣经·旧约·诗篇》，曲调则是用8种教会调式（多里亚、下多里亚、弗里吉亚、下弗里吉亚、吕底亚、下吕底亚、密克索吕底亚和下密克索吕底亚）写成。不过，经过了从丕平一直到查理曼大帝的“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礼拜仪式音乐逐渐罗马化，其他圣咏先后衰落，最终形成了格里高利圣咏一统天下的局面。

格里高利教皇谛听鸽鸣

“Chant”这个词也可专指格里高利圣咏，这种圣咏因为由教皇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颁行，所以才叫“格里高利圣咏”。

格里高利一世是中世纪时期最著名的教皇之一，因此也被称为“大格里高利”。他出身于罗马元老院贵族家庭，家族中先后出过两位教皇，格里高利原先担任过罗马的执政官，后来抛家弃财当了隐修士并出任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公元590年罗马遭大瘟疫袭击，教皇贝拉吉二世被传染去世，格里高利被推选为新教皇，他也是第一位由隐修士成为教皇的人。

15世纪的一幅画，表现的就是弥撒仪式

当然，格里高利首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允许修士从事经济活动，使教会变得富有，同时大大提高了罗马教皇的地位，使其拥有了与世俗帝王相媲美的权力。作为修士，格里高利一世对宗教仪式自然十分熟悉，对宗教仪式的作用也是了然于胸。因此，他下令统一了教会仪式音乐，格里高利圣咏以安布罗斯圣咏的“八旋”法为基础进行进一步改革，同时，格里高利一世也下令对原来的基督教、犹太教赞美诗进行了整理和订正，遂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圣咏体系。格里高利圣咏的来源主要是犹太教音乐、拜占廷音乐以及其他西方圣咏等几方面，因此，在圣咏研究中这几个方向是至为重要的。格里高利圣咏共有三册：第一册名为《对唱圣歌》（Antiphonale），是最重要的，收集了礼拜仪式上应该演唱的歌曲；第二册名为《弥撒圣歌》（Graduale），收集了圣餐仪式上应该演唱的歌曲；第三册名为《常用经书》（Liber Usualis），相当于选集，收集了前二册中最常用的圣咏。[3]

圣咏主要在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活动中使用，其主要用途为日课（Daily Office）与弥撒（Mass）两类，前者是指每天在时间上严格按照规定分8次进行的祈祷仪式，后者是为了纪念“最后的晚餐”而创设的特定宗教仪式。

圣咏的使用：日课与弥撒

早在公元一世纪时，信徒们就举行圣餐的仪式，在夜晚进行圣餐活动可能与基督教尚未合法化、基督徒受到迫害有关，他们在白天难以聚会，就选择夜晚，特别是复活节前夕的夜晚来守夜。而安息日等时候的祈祷活动也促进了日课仪式的成形，到公元四世纪，苦行僧们每天的祈祷从清晨持续到深夜，逐渐形成了比较严格的日课时间，后来被圣本笃确认为修道院的规章，推而广之。

圣本笃

日课每天为8次，包括晨祷（matins，午夜至天明）；早祷（lauds，晨祷之后）；第一课（prime，上午6时前后）；第三课（trece，上午9时前后）；第六课（午祷，vespers，中午前后）；第九课（none，下午3时前后）；晚祷（vespers，日落时）；夜课（compline，从晚祷到就寝）。

弥撒是罗马教会极为隆重的崇拜仪式，一般用于特定的宗教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等等。

圣咏的流传与发展

丕平僭位

格里高利圣咏原本也只是流行于罗马地区，公元750年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714-768）意图篡取王位，但又碍于自己的地位，于是，派人到意大利觐见教皇，在得到了教皇的默许后，丕平成功僭位。作为投桃报李的举措，丕平夺取了被伦巴第人占据的意大利土地，给教皇作为世俗领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丕平献土”。753年，教皇斯蒂芬二世冒风雪来到法国为丕平行涂油礼，丕平初闻罗马圣咏，欣喜不已，遂决定在法兰克王国内全面推行罗马圣咏（废除演唱高卢圣咏），让僧侣们学唱，教唱。随着丕平之子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领土扩张，罗马圣咏得以发扬光大，最终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

后来，圣咏又出现了变化和扩展的形式，这就是附加段和继叙咏，这些扩展形式对于中世纪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附加段（Tropes）与继叙咏（Sequences）是圣咏的两种扩展形式，即采用不同方式对圣咏进行装饰。附加段是在格里高利圣咏的基础上附加进新的材料，大多用于日课，而继叙咏则多用于弥撒，一般来说接在“哈利路亚”之后，先是在“哈利路亚”的基础上花唱，最后则独立形成新的段落。特别是继叙咏对文艺复兴音乐的影响很大，有不少继叙咏后来都流传下来，这种形式在当时已经属于比较超前。对于附加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抄本方面，附加段的核心是瑞士圣加尔修道院抄本、法国利摩日的圣玛夏尔修道院抄本，尤其是后者，成果相当多。

圣玛夏尔修道院抄本（Saint Martial de Limoges）：利摩日是法国南部城市，一直以陶瓷、金饰品贸易而闻名，为了纪念著名的圣徒圣玛夏尔（公元3世纪时在高卢地区传教的教士，他的墓地在利摩日），在9世纪中叶的利摩日建造了圣玛夏尔修道院（Saint Martial de Limoges）。从9世纪末到13世纪初，圣玛夏尔修道院成为法兰克王国境内重要的歌咏中心，有演唱与创作继叙咏、附加段的传统。该修道院的图书室收藏了许多附近地区修道院的音乐手稿，到13世纪时已经有多达450卷的藏书量。16世纪时修道院衰落，并于1792年毁于法国大革命，幸好，修道院收藏的音乐手稿在此之前已经转让给了巴黎皇家图书馆，总算幸免于难，现在这些手稿统称为“圣玛夏尔抄本”[4]。

圣玛夏尔手稿分为两组，第一组作于9世纪至12世纪，共23部手稿，全都是单声部的作品，第二组作于11世纪至13世纪，由92首单声部和94首多声部作品组成。不过，“（在四部抄本中）只有三部出自圣玛夏尔修道院藏书室收藏，它们是否为圣玛夏尔修道院所写还是一个问题。第四部现保存于伦敦，显示出与其余三部的许多相似特征，也许来自当时与法国南部有密切关系的卡塔罗尼亚的一座修道院”[5]。

卡里克斯蒂努斯抄本（Codex Calixtinus）[6]：该抄本出自西班牙西北部城市康波斯泰拉的圣地亚哥修道院，这座修道院是圣詹姆士的墓地（一说圣雅各布），是西班牙著名的宗教圣地。之所以称为“卡里克斯蒂努斯抄本”，是将其“视为教皇卡利克斯特的著作”[7]，因为抄本的开头就是《卡利克斯特教皇的祝福书》，有一种观点认为是阿基坦的威廉十世把卡里克斯蒂努斯抄本带到了圣地亚哥。[8]这部抄本的另一个名字是《圣雅各布书》（Liber Sancti Jacobi），因为所有这些圣咏都是为了祭祀圣雅各布而作的，圣咏的编排按照罗马圣咏的惯例来排列，而不是使用在西班牙地区很流行的摩沙拉比圣咏。

圣·加尔修道院抄本（Codex St Gall）：圣·加尔修道院坐落于瑞士，由爱尔兰修士于614年创建，后来，修道院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加洛林王朝时代达到鼎盛。根据于克巴尔等人的记载，有一位修士从鲁昂的朱米埃热修道院逃到圣·加尔，他带来了一本交替圣歌集，在这本圣歌集里继叙咏配上了经文。这种唱法在圣·加尔逐渐流行，特别是“口吃者”诺特克（Notker Balbuluo）进行了大量的继叙咏创作，使圣·加尔修道院成为法兰克王国境内著名的歌咏圣地。目前，流传下来的圣·加尔修道院抄本都收藏在著名的修道院图书馆（Stiftsbibliothek）里，这座图书馆不仅是瑞士最古老的图书馆，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全馆收藏有7000多页羊皮纸抄本。其中特藏339、359、390、391号，从1889年开始就被陆续影印、译谱，现在有关圣·加尔修道院抄本的研究主要就依据这些资料。

美丽的圣加尔修道院

教仪剧

教仪剧（Liturgical Drama）是从弥撒仪式中《进台咏》前的附加段演变而来的，这些附加段带有戏剧成分，通常讲述耶稣受难故事或者道德故事，这一带有娱乐性的形式受到民众的极大欢迎。一开始教仪剧还用拉丁文演，后来就演变为使用地方方言，越来越世俗化，终于在13世纪初被教皇明令禁止演出。

中世纪时，民众中识字者寥寥无几，只有僧侣掌握文化，教仪剧的产生目的即为了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能加深信仰，而不是每次都在抽象的崇拜仪式中迷失。其初衷当然很好，然而，因为教仪剧很受欢迎，原本担任演唱福音的教士数量不够，于是，延请世俗人员担任某些角色，久而久之，必须演唱拉丁文的禁令也被逐渐改变，世俗内容和方言俚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教会渐渐感觉无法控制，于是，12世纪时在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下令世俗人员一律不得参与演出，一个世纪后干脆全面禁演。

中世纪复调圣乐的发展

前面已经提到过附加段和继叙咏虽然都是对圣咏的装饰与扩展，但真正将西方圣乐带入复调音乐阶段的还要说到巴黎圣母院乐派。12、13世纪时巴黎圣母院成为西方宗教和宗教音乐的重镇，产生了被后人称道的“巴黎圣母院乐派”（Notre Dame School）。

巴黎圣母院乐派的作曲家创作了一种叫做奥尔加农（Organum）的复调音乐，其最原始的形态只是在演唱圣咏的同时唱一个叫做奥尔加农的附加声部。根据9世纪流传下来的一本《音乐手册》（Musica Enchiriadis）中提到有两种奥尔加农，一种是在圣咏下方四度或者五度写一个平行的声部，称为平行奥尔加农；还有一种是平行奥尔加农的变体，两个声部同音斜向开始，进入四度音程后两个声部开始平行进行，最后结束于同音。

12世纪后，奥尔加农变得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华丽奥尔加农”，从原来的在下方的声部发展到了上方声部，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流动性和装饰性，渐渐形成了一种带花唱的复调华丽奥尔加农。

在大约13世纪出版的一本叫做《论有量音乐和迪斯康特》的书中，作者是我们后来称之为“无名氏第四”（Anonymous Ⅳ）的英国人，他提到了在巴黎圣母院有两位杰出的奥尔加农作曲大师，一位叫莱奥南，另一位叫佩罗坦。作为西方中世纪音乐的重要人物，莱奥南和佩罗坦都曾在巴黎圣母院工作，莱奥南在1180年前后被任命为大教堂的管事，他写的《奥尔加农大全》（Magnus liber organi），被认为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复调音乐文献，包括了近百首奥尔加农。佩罗坦的生平资料非常少，只知道他比莱奥南更晚一些来到圣母院，还曾对《奥尔加农大全》进行过修订。他的复调音乐创作更加复杂，尤其是三声部、四声部的复调音乐。

巴黎圣母院

[1] 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通史》，11页，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2] ［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 刘经树：《简明西方音乐史》，9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

[4] 关于圣玛夏尔修道院抄本的通用注释，**代表圣玛夏尔修道院抄本。

**1，巴黎国家图书馆，拉丁文馆藏1139号，第32~118页羊皮纸，收录有1100年之前的38首单声部作品、13首多声部作品。

**2，巴黎国家图书馆，拉丁文馆藏3549号，第149~169页羊皮纸，收录有同为12世纪但比**1时间上稍晚的单声部作品9首、多声部作品19首。

**3，巴黎国家图书馆，拉丁文馆藏3749号，第15~100页羊皮纸，收录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38首单声部作品、33首多声部作品。

Lo**，即正文内提到过的第4部抄本，不列颠图书馆特藏36881号，1200年左右27页抄本，可能出自卡塔罗尼亚而非圣玛夏尔修道院，收录7首单声部作品、29首多声部作品。

[5] ［美］艾格布雷特：《西方音乐》，刘经树译，35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6] 收录在RI** BIV1 p.238-241。

[7] ［美］艾格布雷特：《西方音乐》，刘经树译，35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8] ［美］格劳特：《西方音乐史》中文版，第93页第3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