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传播研究中传播批判理论的重要流派，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框架研究传播活动。它继承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着重探讨西方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行过程，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试图解释媒介所隐含的社会权力关系。传播经济学理论在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

不同于大众传播研究的美国主流经验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文化工业等理论，将大众传播媒介放在更为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探究其内涵。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于宏观传播活动和媒介的研究，涉及的理论领域十分广泛，“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1]可见，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就此有研究者总结道：“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2]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3]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五六十年代以来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此时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发源地的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和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此时，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和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发展迅速，如席勒、莫斯可、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4]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概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其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其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5]由此，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经由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兴起也有具体的现实基础，一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对世界发展不平等的经济文化体系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反思和批判。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理论基础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逻辑起点，即商品化、空间化和机构化。这样的三个逻辑起点的背后，包含着资本和权力的运作机制，这样的运作机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及社会良好秩序）和社会干预（即实践）”四个特点，[6]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中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提供背景/语境、图绘、衡量和实践”四个部分。[7]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在一定的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观点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北美和欧洲两个分支。其中北美研究理论开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媒介产品的生产过程、媒介活动中的国家权力运作、信息及文化产品不均衡流动等问题。欧洲研究理论则注重理论建构，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更多地关注文化工业问题，在对传播活动的分析中，更强调对阶级权力及阶级斗争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文化社会学和传播政治学等，领域比较宽泛。北美研究学派以斯迈思、席勒、莫斯可等为代表，欧洲研究则以加海姆、默多克、戈尔丁和马特拉等为代表。下面对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观点加以介绍。

（一）达拉斯·斯迈思与“受众商品理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的开创者是斯迈思（也译做斯麦兹）和赫伯特·席勒，他们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兴起的关键人物。

1907年，斯迈思出生于加拿大，后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为他以后的研究视角的创新打下了基础。“斯麦兹在加州伯克利接受了广博的经济学知识的教育。尽管当时在学术界，保守的经济学派占上风，但是在伯克利，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研究生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斯麦兹在学校里专心研究经济史和理论史，他对政府工作报告和文件很感兴趣，认为它们提供了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重要条件。”[8]斯迈思先后在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任职，曾担任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1948年，斯迈思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院任职，开设了全美乃至全世界的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1951年，他在长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受众商品理论”。1957年作为加拿大皇家弗勒委员会的成员，对加拿大广播电视的政策、内容和效果进行研究。斯迈思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到过智利、中国、日本、英国和东欧国家。其主要论著有《论传播政治经济学》（1960）、《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1983）、《电视解除管制与公共利益》（1989）、《有了自行车之后，要什么？》（1994）、《电子传播的结构与政策》（1957）、《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1981）等。

斯迈思的研究强调制度经济学取向，开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他强调要研究社会内部权力过程的所有方面，包括生产、分配、消费以及资本和国家在传媒产业中的角色。尽管人们批评传播政治经济学过分关注产业结构而忽视了媒介的内容、意义和消费，但是斯迈思的研究不仅没有忽视文本，而且还考察了替代性消费战略对媒介和传播生产中存在的支配趋势进行反抗的可能性。

斯迈思于1951 年正式提出“受众商品理论”，在瓦萨学院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该观点，之后进行了补充、发挥和完善。

他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生产和出售什么？换言之，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什么是大众传媒的商品形式？斯迈思在与欧洲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交锋的“盲点辩论”中，阐明了“受众商品理论”。他认为，“欧洲批判研究片面关注传媒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作用，因此，忽略了传媒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关键性的经济作用，忽略了垄断和消费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媒体如何将受众制造成为商品，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中的‘盲点’”。[9]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化的社会，大众媒介也是商品社会的一部分。一般认为商业媒体的商品是广告版面或者是广告时段，也有人认为是报纸的内容或者是电台的节目等。而斯迈思认为商业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注意力，媒介公司的使命其实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出售。这就解释了媒介版面或者时段的价值来源，并指明了广告客户与媒介公司之间的关系，给媒介行业找到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也就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

斯迈思进一步指出了受众在消费媒介产品时，在看似媒介的“免费午餐”的消费中也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但这其中也隐含着不公正与剥削的关系，即受众创造了价值但未能得到经济的回报，反而需要为此承担经济后果。由此，斯迈思对商业媒介的运作完成了一次批判的分析，践行了马克思立场上的媒介分析的基本要求，即“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大众传播系统应该提出的首要问题，是它们在服务于资本时有什么样的经济功能，从而试图理解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延续中扮演什么角色”。[10]

斯迈思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被认为是庸俗政治经济学，批评者认为他将意识形态降低到了经济基础的位置。他的受众观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在媒介领域的翻版，受到了积极主动受众领域学者的批评，特别是“使用与满足理论”更是竭力证明受众具有主动性，而并非只是斯迈思所说的“商品”。

此外，斯迈思还是一位著名的媒介活动家和媒介思想的践行者，他几乎参与了当时美国和加拿大所有主要的广播电讯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见证了两国传媒事业的制度发展。斯迈思还积极参与了呼吁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运动，该运动对世界传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斯迈思曾到过中国，在他的理论研究中，除对中国的传播事业进行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消费主义进入中国并日益影响中国媒介的担忧。

（二）赫伯特·席勒与“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

191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工人家庭的席勒，在大萧条中度过了中学和大学时期，由于他的父亲在大萧条时失业在家，他深感失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窘迫的问题，更是对人性的摧残和涉及个体自我尊严的问题。席勒得益于政府的扶助政策，进入了纽约城市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随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战争结束回到美国后，于1960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开始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在斯迈思回加拿大之后，席勒接替了斯迈思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1969年他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论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1970年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授，成为该校传播系的创建人之一。席勒的著作主要有《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1969）、《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控制》（1976）、《天知道，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1981）、《信息与经济危机》（1984）、《文化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1989）、《信息不平等：美国社会危机正在加深》（1995）、《生活在世界头号国家：一个美利坚帝国批判者的反思》（2000）等。

作为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关注社会中传播资源的分配问题。他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传播在美国的帝国形成与维系中的中心地位，讨论了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对社会传播资源的控制及其对社会民主的影响。他探究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问题，说明特定的传媒技术是如何被军事和商业利益所建构的，同时他也关注美国和世界各地民众争取社会和传播民主化的实践。席勒早期的研究关注大众传媒制度和组织结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就是通过研究美国广播的发展史，揭示了经济结构是如何建构传播结构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统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传播政策的。[11]

席勒的研究在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的同时也关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席勒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在宏观的层面上理解传播，将传播作为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12]研究信息与经济的发展、传播与人类进步、技术与资本扩张等领域，席勒的视角是批判和冷峻的，在审视传播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警惕，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他就尖锐地指出了国家在传播中的作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其中的运作逻辑。

席勒对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进行了观察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13]文化帝国主义被认为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第二，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者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第三，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那么很明显，这种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实现的”。[14]在席勒看来，以电影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形式出现的文化产品或者服务提供的不仅仅是消息和娱乐，同时也传播着价值观念和政治观点等，最终这样的信息传播会对接收信息者（国家、社会及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席勒的研究是较早关注作为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也影响了他的儿子丹·席勒，后者注重研究“信息时代的资本与控制”的问题。

（三）文森特·莫斯可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森特·莫斯可是国际知名的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者，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任职于加拿大皇后大学。莫斯可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传播社会学、媒介政治经济学、传播政策等领域。显然，莫斯可面对的研究现实不同于斯迈思和席勒等人，他面对的传播环境因技术和制度等原因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莫斯可研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其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成为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读书目。莫斯可的主要著作有《传播政治经济学》（1996）、《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数字崇尚：神话、权力与网络空间》（2004）、《信息时代的知识工人》（2007）、《获知：传播工人和全球价值链》（2010）等。[15]

莫斯可通过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总结，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三种过程。由此，对传播商品的考察也分为媒介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商品化和传播劳动的商品化三个层次。对于传播新技术，莫斯可认为，所谓“技术神话”是指人们相信技术能够克服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能够解决许多冲突。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技术正在取代宗教，甚至取代意识形态。但这种“技术神话”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技术不可能结束历史、地理、政治。因此，莫斯可提出了“控制论的商品”的概念，认为传媒和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显然不是有形的商品形式。

（四）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在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中，加汉姆是一个中心人物。加汉姆是英国著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毕业于剑桥大学，目前为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信息中心主任。加汉姆的研究对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具有开创意义，其主要著作有《电视业的结构》（1972）、《论传播政治经济学》（1979）、《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与信息经济学》（1990）、《电视经济学》（1998）、《启蒙、媒介与现代性：关于媒介与社会理论的争论》（2000）、《作为理论或意识形态的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批判视角下的技术、教育和职业》（2002）等。此外，加汉姆还创立了传播政策研究会，创办了著名传播研究杂志《媒介、文化与社会》。

加汉姆的研究重点“关注服务和技术领域生产的结构和象征性内容的消费。他的兴趣在于对‘新’、‘旧’媒介的研究，以对正在兴起的社会结构、权力等级及合法性做出解释”，[16]他试图在媒介与资本主义之间搭建联系，解释媒介在意识形态控制中的作用和被控制者在其中的自主性问题，同时他也对媒介生产进行了经济学视角的论述，产生了巨大影响。

加汉姆的学术立场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加汉姆指出，与后阿尔都塞主义倾向相比，他更赞同法兰克福学派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基本立场。但加汉姆并未完全接受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观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加汉姆在于1983年发表的《文化的概念、公共政策与文化产业》中，向主流文化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维度，即文化产业的建构与组成和文化流通业的集中。这种认识不仅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参考，也弥补了大多数文化消费研究的不足。此文后来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经典作品。加汉姆开宗明义指出将文化产业作为文化行为和公共文化政策分析的中心，显示与传统文化研究者不同的立场。他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命题，文化消费，特别是常见的大众文化，无论它是何种形态，都要消耗一定的时间。因此，它们都基于对时间的控制，它们都拒绝试图提高消费时间的生产。由此以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文化消费其实受到自由时间的限制也就顺理成章。

法兰克福学派对机械时代的文化批量复制的文化产业进行否定性批判，但是与此不同，加汉姆认为，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商品的核心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文化商品有一种扩大市场份额的动力，有时这以获得受众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文化商品不像其他商品，它们不会在消费过程中被损坏。但是，即使这样也难以保证产品的稀缺性，而这种稀缺与价格息息相关。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则通过多种方式限制介入，以制造出稀缺，从而实现文化产品利润的最大化。加汉姆认为，文化与媒体产品单位生产成本高，而批量生产使得单位成本大幅下降的特点，使得媒体文化产业的投资者倾向于增加受众数量来降低产品成本，即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润导向”。这也导致文化产业中所有权集中、国际化与多样化、跨媒体所有权三个主要结构性趋势的形成，这三种趋势实际上都在尽量扩大受众群，从而将风险分散。

图7-1 格雷厄姆·默多克

格雷厄姆·默多克（图7-1）和彼得·戈尔丁是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默多克于1964年进入伦敦大学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1967年前往苏塞克斯大学读硕士，后进入累斯特大学研究文化社会学，并是该校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主要成员之一，现任职于拉夫堡大学。默多克的代表作有《大众传播与社会》（1977）、《传播与现代性》（2004）、《传播与批评》（2005）。与其他人合著有《传播政治经济学》（1997）、《拆除数字鸿沟》（2004），与他人合编的有《市场化时代的媒介》（2007）、《媒介与文化》（2008）、《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分析方法实用指南》（2008）等。默多克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文化社会学和文化政治经济学，其研究涉及大众媒介工业的组织，媒介关于恐怖主义、骚乱和其他政治事件的报道、广告以及媒介新技术的社会影响等。[17]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默多克不断探究媒介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沿，是西方传媒理论界近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默多克反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文化研究学者过分夸大消费和“符号反抗”的象征作用，而坚持使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待新的文化消费现象。他指出，文化工业的独特功能在于生产一整套意义体系，多数普通人依据这套意义体系来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选择他们的行动策略。但是由于人们不仅仅是作为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存在，而与文化工业产生联系。由此，对传播政策的研究都不应该单纯立足于经济效益的立场，应该时刻意识到文化工业的生产和传播政策的研究会直接影响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样，才有可能对当代文化与传媒工业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决策。

戈尔丁是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之一，他曾在曼彻斯特学习社会学并获伦敦大学校外学位，此后他在累斯特大学做研究，是该校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主要成员之一。后来赴拉夫堡大学任教，现为该校社会学系系主任。戈尔丁还是欧洲科学基金会赞助的国际联合研究项目《变化中的媒介，变化中的欧洲》的负责人，兼任《欧洲传播学刊》编辑。戈尔丁的著作主要有《信息贫穷与政治经济学：媒介私有化时代的公民权》（1989）、《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学》（1991）、《媒介研究与新媒介地图：欧洲传媒的双重危机》（1994）、《超越文化帝国主义：传播，全球化和国际新秩序》（1997，与哈里斯合编）、《媒介的政治经济学》（1997，与默多克合编）等。戈尔丁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大众媒介社会学，尤其是媒介作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信息传输者及形象的塑造者在民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18]，同时也与默多克合作，对大众媒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了研究。

在对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时，默多克和戈尔丁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应围绕三大核心任务展开：第一，关注文化产品的生产，意义的生产就是在行使权力；第二，分析文本，以揭示媒介产品中的表征是与其生产和消费的物质现实相关的；第三，评估文化消费，以揭示物质与文化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五）阿芒·马特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马特拉是与斯迈思和席勒齐名的一位法语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他出生在比利时，在法国卢汶大学获得法学与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获得社会学研究生学位。早年在智利大学任教的经历使他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三世界的传播学者，1962年赴法国雷恩大学任教至今。马特拉的著作甚丰，论题涉及文化、政治、大众媒介和传播历史及理论等。马特拉是主要用法语写作的学者，但其视野宽广、立论新颖的独特学术风格使其具有世界性声誉。其主要著作有《如何解读唐老鸭》（1974）、《传播与阶级斗争》（1979—1983）、《跨国公司与第三世界》（1983）、《传播与信息技术：拉丁美洲的自由选择》（1985）、《国际广告：公共空间的私有化》（1991）、《绘制世界传播的地形图：战争、进步与文化》（1994）、《传播的发明》（1996）、《让世界联网》（2000）等。

马特拉的学术生涯集中反映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国际视野和实践性。马特拉早先的研究与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民众不满本国对美国的依附关系以及智利民选社会主义政府的实践紧密相连。马特拉对跨国媒体与第三世界，美国文化工业在国际市场中形成主导地位的机制，美国在国际传播文化政策中的主导地位，传播技术与社会，国际传播、战争、进步与主流发展模式，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

马特拉在1992年初出版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是重点阐述国际传播的发展脉络的专著，围绕着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传播应用问题，包括近现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施动者的网络和战略的历史，传播学发展过程中连续出现的思想、理论和学说的历史，揭示传播的国际维度是如何形成、衍生并在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逐步扩散到全世界的。传播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因此，沿着历时性逻辑，马特拉所运用的概念主要有三个维度：第一，战争对传播具有推动作用。战争对信息传播的功能性需求，先是缩短时空距离的需要，同时战争期间对鼓舞士气的要求也促进了宣传鼓动的发展，甚至衍生出心理战这个专门学科。第二，发展主义的神话使金融资本走向经济全球化，从而模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最终是跨国的信息传播新网络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分配重新分割世界。第三，信息文化尤其是视听文化的全球流动引发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在商品的标签下，跨国传媒集团用工业化方式推广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费资料，而“消费者权利”成了文化传播的动力。

马特拉重点观察和批判传播世界强国的跨国媒体集团为了主宰其他民族的、地方的或群体的文化，从而在强制性传播中掀起全球化运动。他认为，文化同化的恐惧和文化认同的希望自传播工业化以后就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文化同时要受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跨国媒体集团标榜的所谓“现代化的整合”，虽然看似重视了信息接收者的权利，但却忽视了更加重要的问题。真正的信息传播应该是接收者和传播者之间互动的对话过程。因而在信息交流的不平等背后，面临着各种各样难以解决的冲突和问题。马特拉的研究既与斯迈思、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互为补充，同时也有第三世界变革的经验，还有法国与美国相对独立的传播文化实践作为研究背景，极大地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

总之，对于媒介批评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和国际传播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批判以及对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传播全球化与民主问题的研究，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跨国传媒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更会导致信息和传播的不平等，而不是推进所谓的民主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批判者，也是建立全球信息新秩序和促使全球媒介治理更趋民主化的推动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媒介批评理论系统观察和解释媒介、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内在关系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和方法视角。

[1]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载《现代传播》，2002（1）。

[7]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载《国际新闻界》，2001（3）。

[9]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10]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11]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13页、14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12] 郭镇之：《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载《国际新闻界》，2002（1）。

[1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4]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5] 见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系网，http：//www.queensu.ca/sociology/index. html。

[16]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7]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20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8] 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57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9]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见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511页～5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