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媒介批评的基本特征
媒介批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本质，在于为媒介“立法”，建构媒介话语生产的知识体系。同时也基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形态的要求，形成媒介规制。其重点在于探索在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媒介发展所应该坚持的基本的价值立场和社会功能取向。由此，媒介批评理论通过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媒介本身、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性批判，从而发现其现代性内涵。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就指出，社会生活的内容不仅只有权力与职业，它也包括美学经验、宗教思想、个人价值体系和情感及知识见解的共享的仪式化系统，因此，传播是“现实被生产、保留、纠正和转移的抽象过程”。[1]在他看来，媒介研究的核心是文化批评，即以媒介为中心的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主要构成，因此，所谓的媒介研究也要遵循文化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此意义而言，媒介批评显然也就具有文化批评的基本特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媒介化社会”逐步形成，大众传播媒介无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作为社会的第三种力量，都已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因为媒介的发展所引发的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已远远超出了对信息传播的单纯物理意义上的理解。媒介批评作为媒介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如前所述，其基本目的在于为中国当代社会媒介文化的发展建立规范，由此也就形成了如下基本特征。
一、价值导向
媒介批评理论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媒介批评理论的发展，客观上都为建构媒介批评的价值体系做出努力和贡献。媒介批评观念的变革，也都是对媒介批评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完善。因此，媒介批评理论和实践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为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立法”，从而建构和完善媒介发展的价值规范和标杆，故而，就此意义看，明确的价值立场导向是媒介批评的本质性特征。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监督者或导航者，媒介批评本身就具有一种“裁判员”的职能，而“批评”该词希腊语为“krités”，指的就是“裁判”的意思，无疑任何评判都会涉及价值的判断。
从媒介批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媒介批评所坚持的核心价值立场始终反映着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上述对媒介批评发展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早期的媒介批评理论的立场在于对于“言论自由”的肯定，表达自由、自由地获取信息，是早期媒介批评所宣扬的基本立场。而正是这一价值立场，推动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但是，随着媒介的普及和商业化的竞争，媒介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又成为核心问题。因此，媒介批评的价值立场又转向了对真实性、客观性问题的探讨。但是，尽管如此，美国新闻学者舒德森写道：“新闻业对客观性的信念不仅关乎我们应信赖何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观，关乎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应遵从何种标准。它同时还是一种政治承诺，指导人们应该选择哪些人来评判我们的言行。”[2]正如舒德森所认为的，对客观性的要求其实只是一种价值立场和对新闻业的基本信仰。真实性、客观性等特征并不是新闻内容本身具有的天然属性，只不过是媒介批评确立的价值标准而已。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发现，新闻真实性本身是难以实现的一个命题，由此，媒介批评的重点又转移到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强调上来。
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媒介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样遵循市场的规律，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文化工业”，追逐利润成为它首要的目标。媒介随时面临着被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所控制，从而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的危险。那么，媒介的社会责任、社会道德、社会关怀的价值立场意义又如何保障呢？显然，这些问题又成为当代媒介批评所面对的价值立场和选择。如何去商业化和政治化，成为当代媒介批评的价值导向。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就狭义的“媒介批评”而言，“新闻阅评”、“新闻审读”等来自政府对媒介的控制，必须在概念上与“媒介批评”加以严格区分。媒介批评在其本质上并非一种形式上简单的“批评”形态，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同时，“媒介批评”必须追求理性的客观公正和价值独立。因此，它在形式上更应该表现为一种“边缘对主流的批判”。[3]这里所谓的边缘对主流的批判，就包含着对媒介批评的基本价值立场的解读。
但是，价值立场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媒介批评的价值导向并非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它渗透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现代社会人们对媒介的价值立场与人们对“知情权”的诉求密切相关。但是，事实上，“知情权”是对一种理想状态的诉求。对信息传播者而言，报告全部“情”的成本是无法承担的。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了解全部“情”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这样，在现实中，“知情权”实际上转化成为一个新闻选择标准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情”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政治体制、市场需求、价值观念、经济利益、媒体所有制、职业道德等，乃至从进化过程衍生出来的人类对不同信息类型的偏好程度都会对新闻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博弈，是解释新闻选择标准最常见的角度。因此，媒介批评应该坚持价值导向的基本要求，但是，在现实中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导向，显然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二、批判精神
为了使得媒介批评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媒介批评首先就要具备基本的批判精神，以批判为导向，媒介批评的价值才能够充分体现。就其本质看，媒介批评不是对媒介文本的表达技巧等文本的质量高低进行经验式的分析和阐释，显然，它是立足于揭示性、自我反省式的批判导向的媒介研究的形式。
图3-1 斯图亚特·霍尔
以媒介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在早期的文化研究中已露出端倪。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F.R.利维斯开创了文学批评和大众文化批判中的“利维斯主义”，该学派开启了立足于传统精英文化立场的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批判传统。此后，批判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立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英国文化研究的后继者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图3-1）等学者创立了著名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重点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性研究，从而使得对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批判日臻成熟，并最终达到高峰。其批判精神的核心在于，认为造成大众文化品质“低劣”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商业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研究秉持了批判的立场，着重于社会文化的批判，该学派的主要代表有人物马克斯·霍克海姆、西奥多·阿多诺，其他还有利奥·洛文塔尔、赫伯特·马尔库塞、沃尔特·本雅明等学者，以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基础，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立场，重点围绕“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就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商品生产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做了深层次的剖析，确立了社会批判的传统。在他们看来，艺术和文化越商品化，就越容易失去批判力，其内在的价值特性就被市场成本和需求的法则所替代或相等同。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富有影响的批判理论，如“文化工业”、“文化霸权”等概念，提出了“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单向度”的社会等论题。他们坚持批判的立场，抨击大众文化千篇一律、技术崇拜、单调、逃避主义、创造虚假需求以及将个体降格为消费者，并且剥夺了所有的意识形态选择，他们对现代工业文明导致文化的工业化问题进行了深层次批判。
以往媒介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开创了媒介研究的批判立场。这不但确立了媒介研究中传播批判学派的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更进一步地研究传播活动中的信息“意义”的建构，开拓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不同视角研究的途径。特别是对于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对媒介的“商品化”的批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由此而言，媒介批评的所谓批判精神，其重点在于，立足于人类发展的根本价值立场，就媒介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做出深入的反省性解释。社会批判的形成是在科学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在媒介发展中，批判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是媒介的自由和责任？反思性的思想能对社会发展起到何等作用？因此，批评的精神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
批判精神的着眼点在于对媒介“意义”的考察。媒介不但传播各类信息，传播本身也生产“意义”。这些意义附着在信息中，与信息共同建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空间，建构我们对社会的认知话语，安排我们的生活。而这些“意义”建构的现实，只有在批判精神的审视下才能被揭示和分析。显而易见，作为主流研究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传统，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揭示意义建构现实的思路。经典传播学理论把传播视为自足的信息传递过程，将其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中剥离出来，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实证研究脱离了价值导向，自然缺乏批判精神。这种功利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突出体现了工具理性特征，以维护现有的社会文化秩序为圭臬，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如此已很难提供体现学术独立性的思考和反思精神了。
三、反思性
价值导向和批判精神是媒介批评的基本特征，在价值导向和批判精神的基础上，与之相联系，媒介批评的特征则集中体现为反思性。
（一）反思性的发展
“反思性”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活动，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从其本质看，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包含着反思性。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放松的对自己的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人们总是对自身的行为及其生活情境进行监测。因此，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精神，就是一种以怀疑和批判精神为中心的反思性思想体系。但是，理性主义的反思性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反思，但它却构成了现代性反思的基础。
图3-2 皮埃尔·布尔迪厄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反思性”的形成，是现代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的事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就有不少学者主张反思性的社会科学研究。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4]他所指的反思性概念包含行动、科学和社会三个指涉范围。他认为，如果主体是一种观念性的动物，拥有反过来针对自己并控制其行动的能力，那么就可以说他们是反思性的。布尔迪厄（图3-2）所主张的“反思性”的范围则更加广阔，他不仅关注对进行分析的个别研究者本身的反思，而且还关注那些作为研究者工作的一部分的各种行为和操作之间的联系以及体现在这些研究工作中的集体无意识，更关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对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的反思。[5]
在这些当代思想家的主张中，反思性作为人类的文化活动，虽然伴随着人类活动而始终存在。但是，“现代性”的发展才使得人类活动的“反思性”成为真正的人的活动，人类社会才进入真正的反思性的社会。而这种反思性社会的特征，是人类不断根据新的知识和信息，随时对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活动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做出修正和调整。
（二）反思性的含义
总体来看，在现代性理论中强调的反思性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6]
第一，行动中的反思性，指对于现代化过程及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性审视，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等。
第二，双向互动，指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和作用的过程之中，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改变着自己的特征，吉登斯称之为制度性反思。
第三，自反性，自反性是指自我对抗，指由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的向全球化时代的转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自反性现代化。
就上述意义而言，媒介批评作为人类文化批评的构成，就是人们针对媒介与社会的“反思性”活动。其基本思维包含着现代意义的反思性的基本内涵。媒介批评的反思性就是指将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实践活动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其重点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探究媒介实践的自我反省、自我意识、媒介文本和媒介实践等要素间的深层次的影响关系。因此，要进行科学的媒介批评研究，就必须反思性地考察媒介批评的对象以及从事媒介批评的研究者，考察在媒介实践活动和媒介理论探究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显然，缺乏反思性的媒介批评研究，无论是采用客观主义的定量方法，还是采用所谓的质化的研究分析，都同样不能理解媒介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
（三）媒介的反思性特征
对媒介批评的反思性特征的突出分析，其目的在于扩展媒介研究的方法视角和视野，增强媒介批评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媒介批评的反思性能够引导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媒介研究的对象，从而使得媒介研究能够全面关注人们在媒介实践中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通过对“常识”的怀疑，确立媒介研究的基本逻辑，对媒介活动实践、社会及文化的内在关系做出有效的阐释。
更进一步而言，反思性亦有助于媒介批评研究者在确立媒介批评的客观对象和立场时，可超越批评者自身与批评对象的投射关系，即媒介批评者本身因其所具有的社会出身，社会性标志（如阶级、性别、种族等）及批评者在“学术话语场域”和“权力场域”中所处的地位等背景的差异，由此影响到媒介批评的实践之中。因此，媒介批评的反思性也就能避免因个体批评者本身价值立场的偏见而导致的媒介批评的偏差。
四、现代性
就媒介批评理论逻辑看，“反思性”特征是媒介批评“现代性”的集中体现。那么，何谓现代性？概而言之，媒介批评的现代性是指媒介批评所持有的现代思维方式或现代观念以及媒介批评对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当代的价值立场。媒介批评的现代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媒介批评所持的观念形态，即媒介批评的价值立场的现代观念；另一方面表现为理性化的、规范的媒介批评方法的应用。
（一）现代性的内涵
就批评的广泛意义而言，作为学术思想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最早是由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所使用的。作为诗人的波德莱尔所指的“现代性”的含义其实十分明确，他说道：“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则是永恒性和不变性。对于每一位过去的画家都存在过一种形式的现代性。”[7]按此意义理解，概而言之，“现代性”永远是在不断消失的同时又不断再生，是每一个“新”事物或“新”时代所具有的特性。[8]在17世纪以后的西方社会，各种“现代”事物所具有的这种“现代性”较之先前则更加显著，可以更加深刻地加以体验。“现代性”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产生，当然也主要反映了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
因此，“现代性”的内涵主要是指称某种特定的“现代”时期或者该时期人与事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性质或状态，如人的观念、行为等的变化。现代性主要指的是大约自17世纪开始以来的历史演变时期或该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9]进一步看，它在制度或结构上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各种现代监督系统和由国家统一掌握的军事力量四个基本的维度。David Lyon在《后现代性》中也说：“什么是现代性？这是一个用来指涉自启蒙运动之后而产生的那种社会秩序的概念。”[10]它在内容上包括结构分化、理性化、城市化、纪律化、世俗化、均质化或标准化等方面。国内学者宋林飞也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11]其核心在于现代性属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以及明确的内部特征。
（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
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12]等著述、现代性研究学者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13]等著作以及其他思想家都对“现代性”问题做了充分的阐明。关于现代性理论，哈贝马斯有如下认识。[14]
其一，现代性是对现代意识的觉悟，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又具有价值诉求和规范的含义，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种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将自身规定为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特征。
其二，现代性形成了一种注重“现在”的精神气质。一方面，它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它也关系到人的心灵秩序。除了注重当下的心态或精神气质外，现代性还企图从“流行中提取出诗意的东西，从飞逝中抽出永恒”（波德莱尔语）。也就是在飞速变幻的生活状态中，寻求永恒的意义。该特点主要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审美精神。
其三，现代性还表现为理性化与制度化的安排。关于现代性的历史——社会学的解释，韦伯的解释范式是最有影响的。韦伯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祛魅”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就是理性化。作为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理性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
其四，进步的观念。进步的观念也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现代性的进步观念，一方面，建立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与启蒙主义所坚持的理性精神密切联系。重点强调了进步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意义。
但是，哈贝马斯同时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方案”。针对现代性的问题，他指出：“现代性的话语，虽自18世纪以来名称一直不断翻新，但却有一个主题，即社会整合力量的衰退、个体化与断裂。简言之，就是片面合理化的日常实践的畸形化，这种畸形化突出了对宗教统一力量的替代物的追求。”[15]基于这样的理解，他提出了“交往理性”的观点，坚持认为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现代性才能得以完整实现。他指出，人是“理性的动物”，更是“交往的动物”，因此，只有在对现代理性的整体性强调的基础上，通过“交往理性”才是解决现代性存在的问题的基本方案。
（三）现代大众传媒的特征
就上述“现代性”内涵特征的介绍，可以看出，所谓社会文化思想研究中的现代性特征，在大众传播媒介中也得以集中体现。对此问题，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学者约翰.B.汤普森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认为，现代大众传媒拥有以下特征。
第一，科技和专业机构在媒体生产发行销售中的作用。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和媒体的商业化运作是分不开的。最初，大规模地运用现代的大众传播手段（电报、电话等）是为了构筑常规的信息网络，这离不开资本的直接需要。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第二，符号的商品化。信息本来只有符号价值，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又融入了商品价值。当今世界上，越是发达的国家，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越大。
第三，接受者与生产者的“断裂”。在符号交流的过程中，生产者和受众不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进行互动，受众的反馈也不能及时到达生产者那里。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基本上都是采用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观众的意见不可能全部反馈给新闻机构。
第四，符号产品可以跨时空进行传播。大众传播产品在时间上可以保存，在地域上可以通过卫星信号等方式传播给无数的潜在受众，这种革命式的传播方式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
第五，符号产品在受众中可进行再复制和循环。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各种符号产品，如文本、音乐、视频等都可以在受众之间进行再复制、再流通，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会加剧。[16]
大众传播媒介所表现出的这些特征，无不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特征密切关联，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也是现代的产物，体现着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现代性的工具。因此，媒介批评的任务，就是要立足于“现代性”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探索当代大众媒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和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就大众传播媒介的现代性制度特征而言，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体现出两个主要特征，即媒介的组织化与商品化。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组织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有组织地、有目标和自身利益地、专门化地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机构。由政府等利益集团控制的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各自不同的目标和实施目标的方式、手段，信息传播也就具有了商业利益价值，大众传播的内容也随之商品化。商品化了的信息传播，其目的在于如何实现利益控制集团的诉求，由此，政治、经济的权力要素成为现代传播媒介的核心问题。相反，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仅仅是为了维持其公信力的基本层面，并非主导性因素。
总之，媒介批评的现代性特征，重点在于逻辑和思辨地探究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文化发展背景下媒介的基本特征。
[1] ［英］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7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 ［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刘晓程：《论“新闻阅读”之不同于“媒介批评”：兼谈媒介批评的内涵与本质》，载《今传媒》，2005（4）。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3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 张广利：《关于布迪厄反思性的几个问题》，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6] 李庆霞：《现代性的反思性与自反性的现代化》，载《求是学刊》，2011（6）。
[7] 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 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9]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0] David Lyon，Postmodernity，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p.19.
[11]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46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 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A Second Look，edited by Paul Rabinow and William M. Sullivan，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13]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
[14]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15] 见艾四林：《哈贝马斯》，221页、222 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16] 薛强、陈李君：《传媒与现代性：浅论约翰.B.汤普森的传播思想》，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