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纪录片功能定位

纪录片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必须承担某些传播功能，这是纪录片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它不断繁荣发展的动力。事实上，从国家、社会、群体、个体等不同的视角来看，纪录片具有相互联系又各有不同的功能。

一、宣传教化与观念建构

众所周知，每个纪录片制作机构都从属于具体的国家实体或社会组织。新闻纪录片、理论文献纪录片等纪录片类型，和电视新闻节目一样，天然地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例如，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刻画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形象，传达了不同时代共产党人“为信仰奔走，为信仰奋斗，为信仰牺牲一切”的理想信念。再如，美国导演斯蒂夫·詹姆斯历经多年拍摄而成的纪录片《篮球梦》，讲述两个黑人青年从14岁开始，为进入NBA打球这个梦想而不懈奋斗，最终梦想成真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在建构美利坚民族的价值观，即任何个体通过奋斗，都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这就是所谓“美国梦”的内涵。

尼可尔斯认为，纪录片在民族性建构过程中包含了一种集体归属感，它引发共同的利益以及超越契约关系的类似于家庭亲属般的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塑造共有价值观与信仰，使人们紧紧结合在一起。[17]也就是说，纪录片在建构族群观念、启蒙民族意识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以纪录片《丝绸之路》为例，创作者沿着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寻访，不仅找到了当年的历史遗迹，更是对中国各民族关系进行了梳理。该片反复提到西域各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传达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观念。这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架构提供了历史参照与合法性说明。

二、反映现实与文化记忆

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文社会纪录片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反映现实生活，帮助观众重新认识现实生活，挖掘各种人群的生活状态，关注弱势群体，进而发现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公平。1932年，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拍摄了《无粮的土地》，反映西班牙乌尔达斯山区发生严重的旱灾，人们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没有看到任何救援的现实。影片中叮满马蜂的驴子，高烧不退的男人，孩子饿死后母亲悲苦的脸庞，坠落山崖的山羊等镜头，深刻反映了西班牙内战前夕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悲惨境遇。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形成现实生活中人们特定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德国学者阿莱德·阿斯曼曾指出，文化记忆即我们心存的传统，它通过千百年世代相传的文本、图像和仪式的重复性积淀而形成，不仅铸就了我们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也铸就了我们的自我观以及世界观。[18]2005年，中央电视台和故宫博物院联合拍摄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故宫》，以故宫历史为主线，全面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建筑文化、礼仪文化、瓷器文化等众多文化类型，为观众了解中国明、清历史进程，增强国人文化自信打开了一扇窗户。

三、获得知识与情感认同

青少年群体正处于求知旺盛期，获取知识是他们观看纪录片的重要目的，自然科技纪录片为他们了解大自然奥秘、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提供了良好平台。例如，法国导演雅克·贝汉等执导的纪录片《迁徙的鸟》，反映了从寒冷的北极到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从深邃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到万米高空，各种候鸟为了生存繁衍历经艰难不断迁徙的过程。观众从中不仅可以获得鸟类世界的诸多知识，而且可以看到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给鸟类带来的生存危机。

实现情感交流历来是影视艺术作品的重要使命，而优秀的纪录片同样可以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群体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心灵沟通。例如，彭辉执导的纪录片《平衡》，讲述在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以队长扎巴多杰为代表的“野牦牛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与盗猎分子展开殊死斗争，使藏羚羊生存环境得到极大改观，但最后扎巴多杰本人却牺牲了的故事。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观众会逐渐被这样一种情感填充：感动于扎巴多杰及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而执着前行的行为，感动于他们在人心险恶之中依然保持正义的伟大精神。

四、个性表达与审美娱乐

纪录片可以在国家、社会、群体等层面进行宏大叙事，也可以在个体层面进行微观表达。纪录片都是由具体的创作者完成的，必然带有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个人烙印。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播理念的工具，除了可以传播国家话语，还可以传播创作者的个人话语，包括他们对社会的观察思考、人生的感悟、情感的抒发等。[19]通过观赏纪录片，观众可以感受到创作者传达的思想观念。因此，纪录片不可避免地成为创作者表达创作思想的工具。例如，张以庆执导的纪录片《英和白》，讲述了武汉杂技团一个中意混血女驯兽师“白”和一只世界上仅存的可以上台表演的大熊猫“英”的生活。影片中颠倒的电视机、竖立的铁栅栏、嘈杂的环境音响，明显借用了关在笼子中大熊猫“英”的视角，它似乎孤独地凝望着“白”生活的世界，这种非同一般的视角，展示了创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创作个性。

审美娱乐是对具体观众而言的，作为影视艺术作品，纪录片的画面构图、镜头运用、音响效果、特技使用等都会给观众带来审美愉悦。通过对纪录片内容和主题的理解，观众可以得到审美认知和人生启迪。此外，很多制作精良或者故事性较强的纪录片，可以通过悬念、细节、重复、冲突、**等叙事方法增加纪录片表达的戏剧性，使观众得到放松身心的娱乐享受。需要注意的是，娱乐化仅仅是真实类节目的旁支，现实中很难找到那么多可供娱乐的“笑料”，也不是所有题材的纪录片都适合娱乐化。娱乐只是某些纪录片的功能之一，而绝不是最高的追求，纪录片的终极价值在于实现人文关怀。正如美国学者阿兰·罗森塔尔所言：“纪录片的使命是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增加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20]只有那些将现实、历史、文化传统有机结合，既有思想深度又有丰富视听效果的纪录片才会最终赢得大多数观众的认可。

[1]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9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2]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9～10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3]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9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4] 左晓萌：《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比较谈》，载《视听》，2012（8）。

[5] 黄会林等：《电影艺术导论》，71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6] Forsyth Hardy，Grierson on Documentary，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1，p.13.

[7]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28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8] 谭天、陈强：《纪录片制作教程》，6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9] 王列：《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10] 王列：《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4～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11] 王庆福、黎小锋：《电视纪录片创作》，7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12] 吕新雨：《什么是记录精神》，载《视界》，2001（3）。

[1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 游飞、蔡卫：《世界电影理论思潮》，17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15] [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张德魁、冷铁铮译，244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16] 高鑫、周文：《电视专题》，6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7]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160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18]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1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9] 陈一、史鹏英、王旻诗：《电视纪录片概论》，22页，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

[20] 王庆福、黎小锋：《电视纪录片创作》，20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