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纪录片创作题材

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曾将纪录片划分为纪实型纪录片、写意型纪录片和政论型纪录片三大类。21世纪初，四川大学教授欧阳宏生依据创作题材的不同，在《纪录片概论》一书中，将中国纪录片划分为六种类型。

一、新闻纪录片

新闻纪录片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10年代，利用最近新闻影像素材，在讲求时效性和政治导向性的前提下，着眼于过程记录，全景式展示事件、现象、人物全貌。早在1908年，意大利商人劳罗斯在中国试验性地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等新闻纪录片。中国人拍摄的最早的新闻纪录片为《武汉战争》（1911），是中国魔术师朱连奎和一家洋行“美利公司”合作拍摄的，记录了1911年10月12日武昌起义新军占领汉口、汉阳的情况，还出现10月27日起义新军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进行的激烈争夺战和11月16日起义军自汉阳反攻、二次光复汉口等战斗场面。

相较于电视新闻“短”“平”“快”的特点，新闻纪录片要求事件持续时间较长，且具有比较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代表性，具备丰富的信息。与电视新闻相比，新闻纪录片对时效性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没有如新闻一样，以无限缩短与事实发生的时间间隔为第一追求。由于后期制作需要一定时间，新闻纪录片在时效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新闻纪录片与电视新闻相比，更加注重深度和过程，同期声也被更多地运用，画面的叙事功能也得到了加强，而且为了使事实的叙述更加丰满，更有深度，解说词作用尤为重要。从节目形态来看，目前被称为电视深度报道的新闻实际上属于新闻纪录片的范畴，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制作的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新闻杂志节目《东方时空》等。

2015年，由中央电视台和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电视纪录片《中国建设者》（第一季）引发广泛关注，这部新闻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中央大型企业，如中交集团、中国铁建、南方电网、中国建筑等，摄制组纵横大江南北，去往万米高空、浩瀚江海、草原深处、深山无人区，寻访记录当下中国正在建设实施的重大工程中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故事。摄制组在拍摄之前就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布局，将工程建设当中最精彩的部分以剖面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例如，《海底之吻》讲述的是港珠澳大桥建设，大桥建成需要6年的时间，而该片创作者只截取了其中48小时的重要时间点，对一根沉管下沉的全过程进行了重点讲述，内容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些超级工程的建设和完成，大多需要几年的时间，摄制组为了在30分钟内讲清楚故事，集中展现了工程中最有看点、最有价值、最为激动人心的一面。

二、历史文化纪录片

历史文化纪录片在中国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对历史遗迹、文物器皿、文化景观等进行整合拍摄，间隔穿插学者研究成果，折射当代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体验与反思。由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历史演进进程，历史文化纪录片在中国出现较晚。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央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合作拍摄的纪录片《丝绸之路》迅速在中日两国兴起重温历史文化的热潮。这部纪录片为后来此类纪录片的勃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在结构安排上，依据特定主题，以创作者的活动路线为线索，分系列沿古丝绸之路展开，在总体由东到西的探访中，做到点线结合；每集自成一体，在完成叙述任务的情况下，又承上启下，成为影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历史文化纪录片折射的是当代人对历史的认识、体验与反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种类型纪录片通常采用全知叙事视角，创作者能方便、自由地转换观察点，全方位地叙述历史事实，把历史事实的各个方面展现在观众面前，交代其来龙去脉，探讨其原因、意义。“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多元视角的探索体现出当代独特的历史解读方式，它能够在‘小人物——大历史’、‘小事件——大背景’以及‘理性阅读——视觉商品’间寻求一种平衡。借助历史话语表达对不同社会成员的人文关怀，凸显了创作者的人文精神。”[9]历史通常是“过去时”，对历史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历史的探寻大多只能依赖史料、文物和专业研究；而影像是“现在时”，要用“现在时”去表现“过去时”，是比较困难的，当史料严重匮乏时，这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那就是影像的“缺乏”，因此空镜头以及再现情景、三维动画等虚拟元素经常被使用。

中国是一个拥有约5000年灿烂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因此可作为纪录片选题的历史遗迹、文物器皿、文化景观等数不胜数。当然，从《丝绸之路》开始，近40年来，人们拍摄了很多这种类型纪录片，比较著名的有《望长城》《故宫》《复活的军团》《敦煌》等。例如，由周兵执导的纪录片《敦煌》，用故事化的手法来呈现真实的历史，展现了人物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的性格和情感。同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借此查找相对应的历史时代及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这个历史人物又恰恰是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代表性人物。该片对藏经洞的王道士、骗取文物的斯坦因、元代画师史小玉、五代时期的敦煌居民寡妇阿龙、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等人物的刻画，对这些特定人物所处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的描述，就是依据较新的历史研究成果。

三、理论文献纪录片

理论文献纪录片在中国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对以往实物、文字、照片、影像等素材进行整合，间隔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采访，客观叙述某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情况。1927年，黎民伟执导的理论文献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引发广泛关注，他将早年拍摄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孙中山先生北上》等新闻纪录片进行汇编，讲述了自1924年孙中山韶关誓师起至1927年北伐期间中国国民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围绕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机构先后拍摄了《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百万雄师下江南》《红旗漫卷西风》等理论文献纪录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产生了很多具有重大影响的影片；在创作中，突破了过去见事不见人的创作模式，创作手法走向多元化，以人物为中心，或者在事件中突出人物，或者以环境衬托人物，通过人物来传达时代精神和风貌，以人物之情反映时代之貌，如纪录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从《让历史告诉未来》开始，理论文献纪录片更多采用纪实手段来进行创作，直接记录生活，再现生活的原生态，如拍摄纪录片《邓小平》时，有关人员采访了几百位当事人和学者，让他们来回忆故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前全解说词模式，使观众在目睹讲述者的神情姿态和感受现场采访气氛的时候，很自然地接受了影片内容。

2011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联合拍摄的理论文献纪录片《中国道路》，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为大背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为载体，形象地展示了9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寻民族复兴道路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该片紧紧抓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一主题，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展现了90年探索取得的丰功伟绩和理论成果；目的在于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对理论的阐述，帮助人们深刻理解、深入思考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中国道路的实质和内涵。这部90分钟的理论文献纪录片的每一个片段和章节都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

四、人文社会纪录片

人文社会纪录片在中国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普通人和当下的社会现实为记录对象，从人文关怀角度去展现生存状态，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色彩。这种类型纪录片在中国出现较晚，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纪录片，是1990年吴文光执导的《流浪北京》。该片讲述了青年作家张慈，青年画家张大力、张夏平，青年摄影家高波，青年戏剧导演牟森5人在北京寻梦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充满了矛盾，没有结果，寻找还将继续。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在校大学生和已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比任何时候都向往自由，包括艺术创作的自由。虽然他们的梦想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但他们从没停下追求的脚步，这是《流浪北京》出现的时代背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文社会纪录片创作活动异常活跃。这种类型纪录片特别注重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生存状况的记录，注重对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关系的反映，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再现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追求，反思人的命运与背后的深层原因。人文社会纪录片以精致、简洁的镜头语言，表达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创作者对历史解读后通过视听语言元素表达出来的影片，要求创作者本身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有精品意识，能深入浅出地表现影片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理念。因此，这种类型纪录片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

关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记录大时代视域内个体的生存境况和人生命运，传达对时代和社会的反思，一直是人文社会纪录片所阐述的母题。由范立欣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以观察模式为基础，以春运作为叙事背景，讲述了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张昌华一家为生活挣扎和奔波的故事。作为中国农民工群像中的一分子，张昌华一家是整个中国进城务工群体的缩影。影片在镜头跟拍与个人独白的交错呈现中，将个人与家庭、家庭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逐渐呈现，展现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背后普通个体命运的辛酸，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创伤与记忆。

五、自然科技纪录片

自然科技纪录片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10年代末期，以自然环境、生物科技、科学技术等为记录对象，展现它们的存在状况与变化情况，以及与人类之间的关系。1918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与中国影片制造公司合作拍摄了纪录片《西湖十八景》，介绍了杭州地区湖山春社、功德崇坊、玉带晴虹等18个著名景点。随后，从1918年至1921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又陆续拍摄了《庐山风景》《浙江潮》《长江名胜》等多部介绍风景名胜的纪录片。自然科技纪录片大体可以分为自然环境纪录片和科学技术纪录片两类。就自然环境纪录片而言，自然环境的奥妙与神奇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吸引力。呈现自然环境瑰丽的面目，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营造知识性与趣味性的传播张力，是这类纪录片的重要特征。

人类的发展史同时也是科技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科学技术纪录片与其他题材纪录片不同，对观众的认知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不同行业领域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因此创作难度远大于其他题材。借鉴历史文化纪录片以及人文社会纪录片的创作方法，以时间为主线，借助时代背景阐述科技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不同的故事以时空交错的方式呈现，是这类纪录片常用的叙事策略。科技进步使新的拍摄方法不断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航拍器的普及让空中大全景经常出现在这类影片中，单反的普及使延时摄影成为影像的另一种流行元素。科学技术纪录片具有前沿性、创造性和变革性等特点，将现代形式应用到纪录片生产过程，如移轴、延时、航拍等技术，不仅可以突出表达影片的科技核心思想，也可以呈现全新的视觉体验。

2014年，由石强、孙曾田联合执导的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客观解析互联网的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一时引发社会热议。该片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及制作手法，详尽介绍了互联网从诞生到飞跃发展的历史进程，不管是历史图像资料的处理，还是后期特效的制作，都实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人文的协调统一。该片以时间为主线描述了世界历史的演变进程，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互联网的产生、当下的发展现状，在让观众感受到沧桑巨变的同时，提供了带有启发性、客观性的时代景观。影片在叙事结构、剪辑手法、特效制作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通过人文化剪辑拉近高科技与观众的距离，将原本深邃的科技理论与概念做了通俗化、日常化解读，用人文思考去观照科学技术领域，为今后同类题材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参考。

六、人类学纪录片

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这种类型纪录片是在对一个民族进行长期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影像记录的手段，反映该民族社会构成和文化习惯等内容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籍奥地利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中国云南从事学术研究时，已经使用摄影机拍摄了很多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独特习惯和活动的纪录片。1940年，由位于南京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的《西藏巡礼》，详细介绍了抗战时期西藏的动态与风俗习惯；同年，由位于武汉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民族万岁》，呈现了蒙、藏、回、苗、彝等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和各自民族的风俗人情等。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与纪录片两者结合构成的，人类学是内容，纪录片是形式。人类学纪录片是用影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成果，一般关注社会主体民族以外的那些民族。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了解研究对象的最重要的方法。纪录片的要义是用真实的力量带领观众去探索、发现。要获取真实的材料，深入某一地区或族群进行实地调查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人类学纪录片的真实材料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创作者在选定拍摄地点和拍摄主题之后，学习拍摄群落所使用的语言是深入交流的基础。创作者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有效学习当地语言，最好能够找到一位熟悉当地语言的文化传承者作为文化顾问来协助拍摄，从而与被拍摄对象取得直接的联系。这样既便于采用主位视角进行文化叙述，也有助于创作者理解所要拍摄的文化事象及其“本土观点”。人类学纪录片拍摄崇尚参与式观察的田野工作模式。创作者要深入被拍摄对象内部，与当地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获取被拍摄对象的信任，以仔细观察文化持有者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因此，基于参与式观察的深度访谈方法既是人类学纪录片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其主要内容构成。

1996年，新疆作家刘湘晨扛起摄像机来到了新疆帕米尔高原，拍摄了《归去来兮》系列纪录片。影片描述了生活在边地的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记录了他们与他者（他人、动物和自然）的关系，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对爱与美的追求以及生活的艰辛。影片通过表现他们的情感与思想来体现他们的价值，传播他们的文化，从而使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理解与尊重。在拍摄过程中，刘湘晨充分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尽可能地以本位视角观察被拍摄对象。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刘湘晨以个人文化积淀以及人类学素养所建构的整体视野，关注个体的命运与人类的整体命运，从宏观角度观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任何事物的类型划分都是依据一定标准进行的。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纪录片类型划分的标准很多，不下几十种。仅从创作题材这个角度，给纪录片进行分类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有些纪录片体现了两种或者几种类型的特征。人们在具体研究某部纪录片时，对其予以分类的主要目的，是将其简单归类，研究其在拍摄和制作方面的可遵循的规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纪录片的类型也会越来越多样化，其分类也会更加复杂。

[1] 李莉：《现代纪录片的字幕策略》，载《电视研究》，1996（2）。

[2] 赵玉亮：《纪录片创作实训》，25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

[3] 康康：《音乐在纪录片中的表现特点》，载《新闻爱好者》，2010（10）。

[4] 谭天、陈强：《纪录片制作教程》，18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5] [美]珍·艾伦：《纪录片中的自我反映手法》，章杉译，载《世界电影》，2000（1）。

[6] 林旭东：《影视纪录片创作》，1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7] 牛光夏、陶新：《纪录片创作》，2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 [美]比尔·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44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9] 王月：《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多元叙述视角谈论》，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