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吾师

相尊吾师也，乃吾邻村人氏，幼时印象中，吾乡人每侧目咂舌，艳羡而视，言其为奇人或才子。在吾辈观之，也属成理，因为他确属吾人惯常习见、又属罕见的那种人物。说其常见，是因之身躯凛凛，仪表堂堂，在博兴湖滨，这故齐之地，盛产鱼米的开化之乡，每每可以见到的一类帅气男子、俊逸人物；说其罕见，则是言其擅长琴棋书画，纵横文史经济，更兼无师自通，才高傲物。设若生在古代，他一定是位落拓不羁的书生，或仗剑或摇扇，行走于江湖之上，穿行于“几多俊逸儒流”中间；或一朝春闱高中，跻身庙堂，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当然，也可能会向屈子东坡那般，被放逐天涯，作为迁客骚人，而写下不朽诗篇。就是很难设想他会向陶潜摩诘那样，甘于落寞，归隐田园，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布衣生涯，因为他确乎更像李白，是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狂放之士。

但不幸他却生在了当代，生在了先是动**后又拜物的年代，生在了小农意识形态遮覆一切的乡间，没有机会通过上述通道，获取正常的进身之阶，所以才至于浅水平阳，安身红尘。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掩藏他那过人的才情—当他引吭高歌，你会惊诧于他歌者的喉咙；当他抚琴，你会讶异于他演奏家的手艺；当他握笔研墨，你会看到那龙飞凤舞的书家气度；当他开口，你则会领略到他那口若悬河的雄辩家的气质……所以，我总是毫不吝惜地给他以赞美和掌声。因为，他确乎是高出于我故乡的那块湿地—美好但是泥泞，物丰但是俗浅，生机勃发却粗鄙不堪的故地。这里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阳春白雪，乃至于会将阳春白雪也矮化为变形的下里巴人，因为这就是“乡村意识形态”的基本形质，包括县城也是如此，是一种小农文化加小市民文化混合的奇怪之地。

在上述意义上，可知吾师相尊之所生长的环境，其所置身的文化根基，如此的土地上能够长出他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奇迹。当然，我无意臧否我的家乡，甚至我也热爱着这土地，热爱着这质朴的人们，但却无法不为这文化的土壤而感慨和悲息。这犹如莫言早在年轻时代就反复提及的，对于农民意识与乡村文化，他只有无奈的妥协，因为这块充满矛盾的土地，让他绝望也让他欢喜，让他热爱也让他鄙视。如同鲁迅眼里的故乡，是一块让人永世留恋，但又无法不脱身逃开的沉沦的土地。

这才是全部的真实。

我的童年即烙下了这个人的影子。十岁时，我坐落在老家的屋子里的烟熏火燎的墙壁上，第一次挂上了一幅书法作品，大约是鲁迅的一组诗，开头是“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之类，那是父亲特地淘换来的，小小年纪的我虽无法看懂，但从那俊逸的字里行间，还是能感受到几分书家的才情与风姿。而且我注意到了署名“相尊”的落款，当我试图从父亲那里知道关于这个人的更详细的说法时，他的描述也印证了我的预感。

十四岁我升入高中，是一所乡办中学—那时“乡”还叫作“公社”。不过，我毕竟第一次走进了有着宽大的红砖瓦房的学堂，看到了气质远不同于村办小学里那些民办教员的高中老师，知道了什么叫“文质彬彬”。在我入学的第一天，就听到了来自办公室的嘹亮悠扬的琴声，以及高亢动听的歌唱。那几乎是可以与广播里传来的声音相媲美的歌唱，我们屏神凝息，听得入迷。那伴着风琴传来的，都是“**”结束刚刚开禁的曲子，让人感到陌生而又熟悉。当我们悄悄从窗外向里窥探，便看到了他—那个戴着白边眼镜，身材高大且梳着油亮分头的相尊老师，知道了什么叫“个性”和“气质”。

直到现在，他也不大可能知道，甚至不能设想，他这样一个人对于乡村中学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影响力。多年后回想这段经历，所学的那点可怜的“知识”，早已随吃过的汤饭消化得无影无踪，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记忆，却还在脑海萦绕回**。某种程度上，或许他才是唯一可以构成“影响”的力量—因为他可能是唯一可以启悟和照亮那群孩子的未来的人，是他让他们产生“自我想象”—想象他们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人。虽然我们对于他，这样一个有些出格和不同寻常的老师，还略带些偏见或微词，但在孩子们的心中，却偏偏埋下了这个人所给予的种子。

这是至为奇怪的，也是我所应当感谢的。我知道，对于我这样一个同样自命不凡且同样特立独行的学生来说，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是连我自己都不好评量的。后来，相尊老师给我们担任了历史课—每星期只有两节，但他的课每次都让人至为难忘，以至于成为一场销魂的故事会，一次不知所终的精神漫游，一次无法预知、充满迷人幻想的梦游经历……

再后来，我就离开了公社中学，随父母转至县城一中读书了，随着“眼界”的又一次开阔，相尊老师所给予我的这些兴奋和惊悸，也就渐渐淡出了脑海。再后来，我远走他乡读了大学，渐渐也就与他断了联系。但还是断续知道，他从乡属中学调到了县里，成为教育局的教研员，也有了后来的更加显豁的诸多经历。再后来，他就退了休。虽然对于常人来说，退休可能就是事业的终点了，但对他而言，一切又是重新开始。他苦练书法，在书界渐渐名声远扬，投身公益，兼做了老年大学的校长……总之是青山在，人未老，有作为。

此次相尊师约我为他的新著《纵横董永》作序，我自然惶恐之至，因为我于董永确无了解，更遑论研究。乡人言其为先祖，我更多是在潜意识中将其当作了野史神话来读，因为历来的戏剧传奇早已将他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信史怎可解之？但相尊师竟能纵横捭阖，披沙拣金，于史料穿凿之间、蛛丝马迹的推延研判之中，梳理出大量的史迹与传说，做实了许多猜想与疑问，厘清了许多学界和吾乡本土关注的历史问题。

然而此书的意义，恐远不止人物史迹的考据，而在于孝道文化的诠释与张扬。在很长时间里，“忠孝”“孝悌”之“孝”，“三纲五常”中的孝，都以各种历史因由而被打上了“封建文化”的烙印，不由分说地放逐至当代社会的底线之下、道德之外。其结果，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那就是社会价值的裂变、空缺、畸化甚至崩毁，“现代”的价值伦理未能建立起来，而传统的道德文化却不复存在。这是我们社会眼下最大的危机。

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孝道与孝悌文化，真的是与现代社会的价值伦理格格不入吗？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的很多观念与礼仪，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儒文化圈”中，在海峡彼岸的台湾，都能够有更多的传承，并与他们社会的“现代”进程可以并行不悖？为什么在他们那里，现代的技术文化可以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兼容一体？这于我们，这个要实现伟大崛起的中国梦的民族来说，确乎值得借鉴，值得深思。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于相尊师的研究与演讲，要报以高调之掌声。

至于书中精妙的论断与华美的言辞，我便不予重复赘言，读者自可以感其多，闻其详。我除了表示祝赞，不敢妄加评说。搔首穷词处，忽想到，可以抄录几句李义山给友人崔处士的诗以赠，作结，唯祝吾师身体安泰，常以妙笔华章，演绎生命精彩：

雪中东郭履，堂上老莱衣。读遍先贤传，如君事者稀。

仿佛雪夜访贤之境重现。在此严寒岁晏时日，遥祝相尊吾师，续写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