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民主：帝国时代无产阶级的解放策略
2000年，意大利籍著名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他的学生、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出版了《帝国》一书。该书提出用“帝国”来指称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全球秩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目前《帝国》已经有12种译本，并成为北美地区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2004年8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帝国》的续篇《大众》，进一步阐释了反帝国的主体以及全球民主的策略，这使得争议继续蔓延。
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未来成为世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而西方左派却普遍对于全球化的降临，充满了沮丧、疑虑等悲观主义的色彩。哈特和奈格里则与众不同，他们在《帝国》与《大众》等一系列著作中，从一个十分新颖的视角对全球化进行了新的阐释，并断言全球化将为全世界受苦的人们提供解放的可能性。为此，有学者将哈特和奈格里称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力图分析当代政治全球化形式的最持久的努力”，“以惊人的速度吸引了当代的激进思想”。[1]“新世纪第一部伟大的理论合成”，“是人文科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宣言”。（詹姆逊）“不亚于为我们时代而重写的《共产党宣言》”。（齐泽克）
他们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视角出发，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秩序、一种新型权力主体“帝国”和反抗帝国的力量“大众”，这将使以民族国家和人民概念为基础的现代民主理论处于危机之中。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传统中仅存的民主、平等因素，他们通过解构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代表”和“契约”等基本概念，并抛弃传统社会主义中工人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理论，主张通过“大众”把社会多元主义的抗争扩大到全球范围内，实现“全球民主”，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一）帝国与现代民主危机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民主观念自产生以来，就是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框架限制了民主的发展，民主至今都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而全球化的进程为完成这一项事业提供了可能性，民主有望突破民族国家的局限，实现“全球民主”。因此，他们认为，研究当代民主的状况，首先应从研究民族国家权力的变迁开始。
他们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与超国家机构力量的增长，逐渐出现了一个难以抵挡的和不可逆转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现象。这种全球化的出现将促使民族国家主权范式向全球主权范式的转变。这种新的全球主权范式就是帝国，“我们提出‘帝国’这一概念作为一个有关主权的新概念，意思是，有关主权的形式及其概念本身，都从民族国家的观念转变为一种超国家的新形式。我们把帝国这一新的主权形式理解为一种网络权力，其中包括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要的资本主义军事力量、资本主义大型公司，以及超国家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同其他国家的或超国家的力量。对于这一概念，有两个口号式的解释：一是无中心，二是无边界”。[2]在这种存在着诸多不平等和等级的帝国内部，帝国网络中的各种权力通过相互协作，来打造并维持当前的全球秩序。
既然主权的形式已经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帝国，它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那么，我们就应该借助“帝国”来重新思考和重构政治哲学中的所有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概念。他们认为，不论是在自我宣称是全球民主灯塔的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主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均处于危机之中。[3]导致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帝国主权内部的战争破坏了民主；二是人们没有搞清楚在全球化世界中民主意味着什么。
首先，全球持续的战争威胁了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导致民主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是全球的战争状态。在军事全球化的时代，实现民主的现代梦想似乎已经破灭了。一方面，全球战争状态遏制了民主的发展。战争与民主总是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总是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这是因为，为了克服战争危机，人们需要暂时赋予权力一种强硬的中央集权地位，这必将压制民主的发展。当前的战争状态既是全球的，又是持久的，而且在短期内没有结束的迹象。因此，它对民主的抑制也是长久的，或者是永恒的。战争用一种普遍性的姿态扼杀了所有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集权政治秩序。在这种政治秩序中，民主似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它被深深地掩埋在各种武器和战争下面，处于危机之中。可以说，没有什么时刻比现在更需要民主了，除了民主，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恐惧、不安全和被奴役的状态，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可以带领我们走向一种共同的、和平的生活；[4]另一方面，民主成为了发动战争的理由。他们认为传统的战争是以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为借口，而当代的战争则以民主与解放为借口，但是以民主为借口的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民主必将是一个贫血的民主。当人们把美国和美国的军队当做民主的代表，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当做代表全球利益的组织时，民主的危机将更为明显。
其次，民族国家框架内民主理念的适用性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正处于危机之中，必须创造出全球民主的概念来取代国家主权内的民主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在国家的层面上思考民主，而必须在全球的层面上来思考民主，构建一种与全球状况相适应的民主理念。
他们认为，探究现代民主危机的根源应回到欧洲早期，尤其是18世纪。18世纪的民主革命没有简单地恢复古代的民主形式，而是在民主理念、形式以及相应的公共机构上进行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革新：
第一，人民主权观念的产生，把国家的绝对权威扩展到每一个人。18世纪欧洲和美国的革命用清晰和简单的词汇理解民主：每个人统治每个人（the rule of everyone by everyone）。这样民主的概念由多数人（many）扩展到每个人（everyone）。也就说，古代的民主概念是一个被限制使用范围的概念，因为多数人也仅仅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相比而言，现代民主是没有限制的，它把范围扩展到每个人，像斯宾诺莎所称的“绝对民主”，这确实是民主概念激进化的一个结果。虽然这一民主理念至今未实现，但它仍是指导我们政治想象和实践的“北极星”。[5]
第二，代表概念的出现。他们认为，在古希腊城邦较小范围内，民主是可行；而在大规模的现代民族国家，民主只有通过代表才能实行。“纯粹民主在理论上可能是美好的，并且会持续争论下去，但在实践中民主是相对脆弱的，只有当民主和代表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成为一个足够强大、有抵抗力和坚固的形式。”[6]于是，代表制被认为是现代具有共和国特征的实践机制。代表制具有双重性，它既连接了大众和政府，同时又隔开了二者，是一个分离的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代表之所以为统治者服务，是因为代表作为防疫机制可以有效地防范暴民的统治。这样“代表程序被构想为反对民主威胁的堡垒”，[7]民主被代表制驯服了。同时，人民主权与代表通过契约而建立联系，自由民主制的核心理念就是人民与其代表在契约基础上的政治授权关系，人民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体制内，人民主权与代表关系其实从未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他们通过解构“人民”“代表”和“契约”等政治概念来证明这两种理念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说明了西方民主理念正处于危机的状态中。
哈特和奈格里追问“什么是人民？谁是人民”。一方面，他们认为全球帝国的形成严重削弱了“人民”这个概念的基础，“在现代传统（不管是民主传统还是非民主传统）中，人民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一种现实的或想象的民族国家主权之上。当民族国家主权衰落、固定的民族边界消解时，人民这个概念就变得不可想象了”。[8]因为人民把人群组织成一定时空中的固定群体，用同一性、共性取代了多样性、个性，与帝国时代的革命主体不相符；另一方面，人民不是一个自然的或经验的实体，它不是通过把所有的人口总括起来或者把所有的人口平均化得到人民的身份，而是一个政治建构性的概念：按照西方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这也是霍布斯和整个现代政治传统所经常重申的，“人民是一个整体”并且“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一种同一性，人民才享有主权”。[9]而实现这一建构的关键是代议制，即众多的人口通过代议制创造一种政治统一体中的“人民”。人民既不具有瞬间的同一性，也不具有永恒的同一性，而是在特定社会形成过程中和历史时期所特有政治建构的结果。简言之，“人民是代议制的产物。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人民的最鲜明形象是创建资产阶级社会契约的产物，从霍布斯到罗尔斯等所有现代自由理论家对此均予以阐述。这种契约使民众成为一个联合的社会实体。然而，这种契约是不存在的”。[10]
他们认为，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过是权力和暴力的合法表述形式。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人类学的或历史的事实都不能证明契约的存在，契约反而否定有关签订契约的记忆。可以说，契约是暴力的组成部分，是对差异的根本否定；另一方面，签订契约的人民应该是平等，但实际上契约建构的人民是不平等的。契约的奠基性概念“正义”和“合法性”等只服务于强者，它们只是强者对人民进行统治和控制，谋取私利的工具。总之，他们对建立在代表、契约等概念上的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做了深刻批判：“通过契约而构成的人民这个概念是过时的，因为它所指的是一个由资本铸造的社会。契约，人民和资本主义事实上共同作用而使民众联合成一个整体，使差异变成一个同源的总体，使人口中所有个体的财富变成了一些人的贫穷和另一些人的权力。”[11]
基于对西方民主危机的认知，他们提出必须改造依赖于民族国家维度的代表概念，这是因为当主权范围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全球时，主权范围的增加削弱了所有旧的代表形式。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范围的问题，当代社会生产的生态政治特征，也使旧的代表形式不可能了，并为创造新形式提供了可能”。[12]有学者认为，这种新型民主理论就是把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推广到全球。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旧的思维方式，与新出现帝国统治方式不相符合，“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把美国国内的机构和实践作为推广的模型，形成全球代表系统、全球议会、全球联邦、全球法庭和全球税收程序，就能实现全球民主。事实上，我们重复说过，对于这样的建议的讨论和执行确实能改善我们目前全球系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然而，我们指出如此的改革对于创造一个全球民主是不充分的。政治想象的冒险活动必须突破过去，像18世纪完成的一样”。[13]也就是说，他们不认同简单地将民族国家的民主思想和组织机构扩展到整个全球范围内。相反，他们主张用新的思维方式，创造以一种符合全球范围要求的民主理念，即全球民主。但是这种全球民主的具体模式是什么以及向全球民主转变的具体路线图是什么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他们在《帝国》《大众》等一系列著作中研究的是生产方式、权力、革命主体等使全球民主得以成立的概念基础。
（二）非物质劳动与全球民主
非物质劳动概念是哈特和奈格里构建帝国、大众以及全球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大卫·凯姆菲尔德（David Camfield）曾说：“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与政治工程中处于中心的地位。非物质劳动被说成能够弥合工作与非工作时间的区分，创造一个新的共同体，消除劳动人民之间的质的区别，生产出资本支配之外的生活，使大众的独一体的联合体成为可能，从而实现绝对民主。”[14]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是符合后现代社会现实的劳动形式，是帝国主要的生产方式，也是实现全球民主的经济基础。
他们认为，随着全球帝国的出现，生产过程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出现了新型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框架必须突破。在他们看来，如果要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的全球危机，就应该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之外、在马克思的不成熟文本中寻求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潜在可能性，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其重要性在于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利润的降低，并且最终阻止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智能的发展，在于机器、自动控制，以及以科技的手段代替人工。马克思还认为，由此在生产的核心环节就形成了普遍智能，其自身成为一种‘活’的劳动，已然是科学，是一种不受任何物质束缚的知识，具有带来共产主义、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的可能”。[15]
他们通过对马克思著作中“普遍智能”的解读，并借鉴拉扎拉托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论述，[16]指出非物质劳动就是“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它包含两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是指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比如问题的解决，象征的或分析的任务，语言的表达，它所生产的是观念、符号、规则、文本、语言图形、想象以及其他像这样的产品；第二种形式是情感型劳动，生产的是放松、幸福、满足、兴奋或**这样的情感”。[17]为了进一步解释清楚，他们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非物质性劳动’，也就是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例如知识、信息、交际、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脑力劳动及认知劳动都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应该强调的是，所有非物质性生产所需的劳动都仍是物质的——它就像所有劳动一样需要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参与……也许更好的方法是将这种新的霸权形式理解为‘生命政治的劳动’，[18]也就是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19]
总之，他们认为，在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生产取代工业生产劳动成为占据霸权地位的生产方式，这种不仅创造物质产品，而且创造了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生命政治劳动，突破了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其政治意义在于，一方面，全球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我们对国家形式进行深入的思考。“从对全球经济变化的分析出发，我们能认识到进行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全球经济中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已经使得国家控制的旧模式不再有实行的可能。但我们也应该强调指出进行这一转变的政治必要性。这要求我们本着一种追求政治和民主代议的观念和体制的目的，对国家形式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重新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特征，如探索新形式的民主代表制……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制定一个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那么，首要之处就在于在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而且，它是能将争取平等的斗争统合进来的。”[20]另一方面，他们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非物质劳动）中找到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潜力：“非物质性生产里面，合作是非物质性生产劳动的内在的一部分，劳动本身生产出社会合作，而且就是对社会本身的生产。生产合作的中心形式不再是资本家创造的作为组织劳动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从劳动自身的生产能量中产生出来的。这的确是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特征。”[21]这种能量的爆发不需要政党或代表等其他任何组织，它在自由的、自发的合作中爆发，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这种潜力也就为推翻帝国主权的政治主体—大众和政治规划—全球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
非物质劳动之所以为实现全球民主提供了可能性，主要是因为，非物质劳动促进了大众的主体性以及合作性的发展。非物质劳动不是简单的指令性、强制性劳动，而是强调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强调信息的沟通和主体的合作。在这种劳动形式中，“社会的和集体的个人将决定生产的价值。因为考虑到劳动以信息的和语言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并且知识是合作的产物，生产将会越来越依靠智力劳动和语言劳动构成的联系与关系体，换句话说，它将越来越依靠这种集体个人（collective individual）”。[22]这种集体个人的劳动是合作的、交流的、情感的，并且完全是内在的劳动，而不是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的。可以说“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行为自身”，这种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性没有等级之分，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工人、知识分子、农民、移民等作为单独的阶层消失了，成为相似的劳动者，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发表意见，促进了主体的平等和民主等观念的发展。正是非物质劳动所具有的自主性和内在合作性，为实现全球民主提供了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非物质劳动概念提出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在于抛弃了后现代理论家较为侧重社会和文化层面分析的思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地位以及对技术和生产发展所包含的人类解放潜能的信任。正如齐泽克所说：“他们揭示了存在于今日‘涡轮式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本质，并力图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的潜能，这是值得称道的。”[23]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将劳动划分为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认为非物质劳动取代了物质劳动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其实是不正确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而劳动力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4]可见，劳动不仅包括耗费人的体力的劳动，还包括耗费人的智力、感情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而哈特和奈格里却认为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并不是并存的，可以截然区分开来并相互取代，这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不相符的。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曾批评说：“就像所有的非物质劳动必须涉及物质活动一样，所有的物质劳动都具有一种非物质的方面，因为它不仅改造了直接作用的物质对象，也改造了社会关系和主体性。在物质和非物质劳动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差别，诉诸‘生命政治活动’概念也没有任何帮助。”[25]
（三）大众与全球民主
在一定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把非物质劳动作为从帝国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提供了“公共的善”并生产出革命所需要的主体——大众。大众作为帝国内部生成的力量和反抗其统治的力量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政治规划能够使大众超越并粉碎帝国秩序对其解放欲望的限制。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实施全球民主。
哈特和奈格里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中少有的对革命进行系统论述的思想家。他们认为革命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为人类解放潜能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比在它之前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先进。同样，我们也要宣称，同过去相比，帝国具有先进性。马克思的观点的基础是：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狭小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感到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一种健康的感觉）；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在新的境况中，解放的潜能在增长。与之相同，今天我们也看到，帝国结束了现代权力的残酷统治，解放的潜能同样也在增长。”[26]
他们认为，在帝国主权中，解放潜能的承担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而是广义上一切受帝国权力剥削和压迫的大众。“如果说现代的资产阶级必须借助新的主权形式来巩固秩序，那么大众的后现代革命则高瞻远瞩，超越帝国主权。”[27]在《帝国》《大众》等著作中，他们并没有给大众以明确的定义，从其使用的语境中可以看出，大众是帝国时代抵抗全球资本的革命政治主体，是受资本统治并有能力反抗资本统治的全球无产阶级，具体来说，它指涉的意义是社会的下层，被压迫的群体或弱势群体，包括贱民、边缘人口、老百姓、流民，等等。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对大众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的思路，“实际上大众在帝国之内并能成为反抗它的力量。正如马克思定义无产阶级——它是在资本主义系统之内，但是它可以反抗资本主义。在马克思寻找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的时候，他没有在‘资本’外部来寻找，没有在那些没有感觉到资本的人群中寻找，他恰恰把在资本主义内部创造了资本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资本主义内部的革命力量正是由于它能够更进一步地把资本推向极端，以至于资本不能够容忍。它与资本之间这样相互回应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大众对帝国的回应。”[28]他们所理解的大众概念，不仅其内部是有差异的而且又是可能在一定的时刻联合起来的群体，这种联合又不否认它们内部的差异性、独特性。总之，大众就是一个不可排除、不可重复的个体性的联合体，同时又不会使联合体消亡的一种个体。
尽管他们也认为对大众理论的界定和阐述是抽象和模糊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大众所具有的民主潜能。他们认为大众作为帝国内部产生的并将推翻帝国主权的政治主体，与作为民族国家内的政治主体的人民和工人阶级不同，大众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更有利于全球民主的实现。
第一，大众具有的“经济”公共性的特征。由于大众既不是一种身份（如人民），又不具有一致性（如群众），那么就需要在这种具有内部差异的个体性的联合体中寻找相互交流和一起行动的共同性。他们认为，这个共同性就是在非物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这种劳动直接构成一种共同体生活形式，我们不能将它占为己有……问题是要找到对这个共同性的定义，这种定义不再限定于一个新的政治权利场域。既不是私人权利，也不是公共权利和国家权利……我们通常以语言为例来定义‘共同性’。语言是非物质性的、共同性的和关联性的。由于语言活动本身就具有公共性，这就成了理解非物质劳动的公共性的恰当途径。”[29]大众所生产的非物质劳动产品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将直接地成为主体性的生产和社会本身的生产，“这对于那些创造非物质产品的劳动来说尤其如此，这些非物质产品包括理念、形象、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称这种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为‘生命政治生产’，来强调它不仅仅包含严格的经济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也涉及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各个领域，也是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的生产。这种生命政治的生产及其对共同点的扩展是我们今天建立全球民主的可能性的有力支柱”。[30]
第二，大众具有“政治”组织化的特征，这对民主来说更重要。一方面，现代以来的抵抗、叛乱、革命的谱系显示了其组织方式越来越具有民主化的趋势，它从中央集权的革命独裁和统治形式发展到网络组织形式，这种网络组织形式用合作关系取代了权威关系。从这种变化显示“抵抗和革命组织不仅仅是实现民主社会的一种手段，它们同时也在组织结构内部创造出了一种民主关系”。[31]另一方面，全球民主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需求，在反对全球秩序的实践和抵抗中表现出来，如遍布全球各个地方、区域或全球各个层面的反抗全球秩序的解放斗争和解放运动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这些解放运动和解放斗争不仅挑战了本国政府的非民主特征，也挑战了全球帝国本身的非民主特征，如在印度的纳尔墨达（Narmada）河上反对建造水坝的运动，这明显是涉及国内的土地权、国债、国民收入再分配等问题，但抗议者将矛头也指向了世界银行，因为它支持这类发展项目并贷款给印度政府。墨西哥、巴西和玻利维亚等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运动，这些运动都为建立全球民主或者至少为建立以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全球系统的民主化而努力。
总之，在他们看来，大众作为帝国内部产生的反抗帝国的力量必将创造出新的民主形式，完成全球民主的建构，或者至少促进基于社会平等基础之上的全球系统的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大众的每一次斗争，不仅对其所在国家的非民主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对全球帝国本身的非民主特性提出了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大众的概念反映了社会边缘群体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像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成为了全民福利的国家，其实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是加重了，大众仍是与资本对立、受雇佣的劳动者。
但是，大众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当今世界，传统工人的数量依然巨大。以美国而言，美国产业工人人数从1900年的1100万增至1950年的近2100万、1971年的2600万和1998年的3100万。即1998年美国产业工人为1900年的近3倍。对此，阿瑞吉认为，就世界范围和长期发展来看，无产阶级不是趋于削弱了，而是趋于壮大了；不是趋于涣散，而是趋于联合。[32]这是哈特和奈格里没有认识到的。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大众概念是把单个个人当成了历史主体，并将其松散联合组成的大众视为民主事业的建构性力量，阶级不再是历史的主体了。正如阿明所说，“这种颠倒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发明”，“不管是对于早期的体系（启蒙运动时期并不关注个人）还是对于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阶级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33]如果工人阶级无法改变资本的统治地位，那么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改造并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力。既然作为全球民主实施主体的大众并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那么他们所建构的全球民主也只能成为虚无的、无主体的政治规划。
总的来说，哈特和奈格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从资本的逻辑中探究帝国主义全球市场必然形成、民族国家主权必然衰落的根源，并对后帝国主义的政治秩序——帝国——做了比较深刻、详细的描绘，似乎恢复和激活了左翼理论的某种战斗活力，使得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左翼理论在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下，得到了一种“综合性”的复活，从而在一种乐观的语调下，重新张扬起一种替代性的想象和反抗的武器，这是他们的贡献之处。但是他们的帝国理论、非物质劳动理论以及大众理论都存在诸多瑕疵，在前文的论述已经做了简评。在此，我们仅对全球民主理论本身进行评析。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面对帝国时代民主的危机、非物质劳动生产方式霸权以及新革命主体的出现，我们必须依据新的挑战和世界表现出来的可能性重新思考民主概念。重新思考民主概念是《大众》一书研究的主要任务，他们所谈论的民主概念，“实际上是对民主概念进行一种斯宾诺莎式的阐释。斯宾诺莎以两种方式谈论民主。在第一种方式中，民主作为政府的传统形式之一，如谈等级制、君主制、民主制。这种形式的民主是传统政府形式的一种。在这之外，斯宾诺莎还讲到一种‘绝对民主’。这种绝对民主在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那里也能找到。它是指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相混合的民主。它指一种对劳动再占有的政治形式，一种能超越异化的政治形式，是一种对‘共同体’进行直接管理的政治形式。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谈民主的。这种民主不是西方世界自由主义的、传统制度上的民主”。[34]对此，我们赞同后马克思主义者墨菲站在激进民主的立场上对哈特和奈格里民主理论的批判，她说：“在制度方面，我不赞同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以及后来的《大众》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是强烈反对制度，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的、区域的或民族的制度，他们把这些制度称为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是必须克服的问题。他们还确信应该推行某种世界主义的观点及思维方式。大众不能有任何归属（于特定区域的）形式。我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行不通的。”[35]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空洞地谈论绝对民主或全球民主是毫无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民主是与国家形态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36]所以这种全球民主仅仅是一种虚构的乌托邦的政治规划，**结构有余而理性建构不足。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从目前西方代议制和政治机制来看，“一人一票”的选举过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是最重要的。但这种选举仅是推选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在下一个两年、四年或六年里亵渎代表制的一次机会而已，这些成员并不代表人民。低票当选无疑就是选举制度中人民代表制危机的显现，西方代表制正受到根本性的削弱。对这一观点我们是赞同的，西方民主选举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是“选主”，“人民民主”变成了“人民选主”，民主已经处于严重“赤字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认同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措施。他们主张，解决民主的危机应以大众为实施主体的全球民主代替代表制民主。但问题的关键是，大众如何被组织起来、如何建构全球民主，重新确定为积极的政治力量，摆脱资本的控制，重新获得被占有的权力呢？对此，他们却语焉不详，回避要害。正如墨菲所说：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没有必要担心如何链接有不同利益和可能互相冲突要求的多样化的斗争。有了这个前提，他们就撇开了激进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把这些多样化民主斗争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等价链”。[37]阿明也认为：“建构一种替代当前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包含其他一些必要条件，特别是认识到世界各地民众阶级需求的巨大差异性。事实上，哈特和奈格里也觉得要设想一个占总人口85%的边缘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如何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具体而特殊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民主和进步的替代策略和方法，他们从来就没有对这些讨论表示出任何兴趣。”[38]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建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并且民主始终是对本阶级的民主与敌对阶级的专政相结合的。哈特和奈格里消解了阶级，并用原子式的大众代替之，自然找不到构建民主的主体。脱离了阶级的全球民主只能沦落为列宁所说的“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39]
[1] ［美］卡利尼克斯：《马克思主义与全球治理》，见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治理全球化》，37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政治》，载《读书》，2004（7）。
[3]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231.
[4] Ibid.，xi-xii.
[5]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240.
[6] Ibid.，p.244.
[7] Ibid.
[8] ［美］迈克尔·哈特：《大众的历险》，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8）。
[9]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全球化与民主》，见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一辑，23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同上书，234页。
[11]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全球化与民主》，见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一辑，234～23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295.
[13] Ibid.，pp.307-308.
[14] David Camfield，The Multitude and the Kangaroo： A Critique of Hardt and Negri’s Theory of Immaterial Labour，Historical Materialism15， 2（2007）.
[15]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文版序言，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4）。
[16] 参见［意］莫利兹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见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139～15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7]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108.
[18] 我国学者也将其译为“生物政治的劳动”，本文采用“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一译法。
[19]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见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3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0]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载《天涯》，2004（5）。
[21]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与“大众”》，见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6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2] Antonio Negri，Reflection on Empire，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8，p.63.
[23]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见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8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 ［英］肖恩·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1）。
[26]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4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8]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与大众》，见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7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9] 汪行福等：《劳动、政治与民主——访安东尼奥·奈格里教授》，载《哲学动态》，2009（7）。
[30]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p.xv-xvi.
[31]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xvi.
[32] ［美］乔万尼·阿瑞吉：《帝国的谱系》，见《视野》第七辑，16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33] ［埃及］萨米尔·阿明：《帝国与大众》，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5）。
[34] 汪行福：《劳动、政治与民主——访安东尼奥·奈格里教授》，载《哲学动态》，2009（7）。
[35] ［英］马库思·米尔森：《链接权力关系》，载《现代哲学》，2008（5）。
[36] 《列宁选集》第3卷，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Chantal Mouffe，Messianic Multitudes，The CSD Bulletin winter，2004（5）.
[38] ［埃及］萨米尔·阿明：《帝国与大众》，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5）。
[39] 《列宁选集》第3卷，6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