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历史发展主体论

主体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因而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作为“集体主体”的阶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大对立阶级，而革命的主体无疑是工人阶级。然而，后马克思主义彻底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已经边缘化了，其主体立场已经碎片化了，因而，工人阶级已经不具备革命潜力。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相对于其他斗争力量而言，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优先地位。所以，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完全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者应当彻底抛弃阶级政治，告别工人阶级，走向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

（一）否定传统主体——阶级主体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那些处于相同的经济地位并具有相同的客观利益的人群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统一的力量，就构成一个阶级，阶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马克思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的过渡。”[1]因此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

作为左翼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逊坚信，只要资本存在，资本扩张的逻辑存在，阶级、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就依然有效。所以詹姆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并承认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现实，但是他强调必须把阶级概念放在相互关系之中来理解。“每个阶级都是既同其他阶级相联系，又同其他阶级相拒斥的一种方式”，[2]“每个阶级在其自身存在中都包含着所有其他阶级的存在，因为它用它们来界定自身”。[3]例如资产阶级就把自己同时界定为非贵族和非工人。同时詹姆逊还主张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他指出：“对一个阶级的界定，既可以通过它与同时代其他阶级的对抗关系，也可以通过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通过它参与历史演化中的一个特定的和确定的阶段。”[4]由于阶级本身有其上升和衰落的过程，因此在阶级分析中，必须持一种发展变化的观点。詹姆逊认为，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里，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不再像马克思那个时代那样激烈、尖锐，阶级的存在方式也非常复杂，因此，不存在界线分明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

詹姆逊的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的观点极为相似。哈贝马斯承认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并继承了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将之运用于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的分析。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即“那些同维护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利益，不再是阶级的利益，它们不再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5]因为，科技的发展，劳动机械化日益完备，标准化的生产使生产性工作和非生产性工作浑无差别，工人阶级内部构成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工人阶级一跃而成为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有产者”了，无产阶级概念成了一个神话。而且，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逐渐走向“同化”和“联合”，工人阶级不再作为资产阶级活生生的矛盾对立物而存在，彼此反而成了与生产利益紧密相关的伙伴，他们与资产阶级形成联合，甚至实现了需要和愿望的同化、闲暇文化的同化、生活标准的同化和政治的同化。因此，哈贝马斯得出了与詹姆逊相似的结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模糊不清，不存在一清二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但是，哈贝马斯同时也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模糊不清，“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对立的消亡，而是阶级对立的潜伏。阶级的特殊差别依然以集团文化传统的形式和以相应的差异形式继续存在；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上，并且也表现在政治观点上。”[6]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虽然没有消失，但已经缓和并转化为潜在的阶级差别，不再具有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冲突性质，不再表现为明显的阶级压迫形式，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文化冲突。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的观点与詹姆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詹姆逊虽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用这一方法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社会运动。但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状态下，传统的宏观政治已经被一种微观政治所取代，在这个时期，既未形成稳定的阶级形态，也未形成稳定的阶级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都是无政府、无组织的，因而是非阶级性的。詹姆逊还明确表示：“‘阶级’在后现代主义政治中消失了，而‘非阶级’的政治实践成为一种意义重大的后现代现象。”[7]詹姆逊对当代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的这一认识非常接近于高兹（André Gorz）的“非工人的非阶级”及它所预示的“非社会”，其理论事实上既强调西方社会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社会阶级的瓦解，也强调非阶级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和新社会力量的崛起。

在对待阶级的问题上，拉克劳和墨菲则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联合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等总体现象，由于快速的技术转移和晚期资本主义不断增长的商品化，阶级已经不再占据中心地位。同时，由于各种新的阶层不断涌现，引发了新的社会对抗形式，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所以他们认为阶级正在衰落。“由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斗争’概念已经不是一个用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范畴了。”[8]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客观利益，所以以某种客观利益为基础将所有的社会群体统一划入某个阶级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像马克思理解的‘社会阶级’只是被历史地决定的形式，是在社会行为主体不同的主体身份中建立的某种统一性，今天在什么程度上还存在着社会阶级呢？说他们完全消失了，绝对是错的……但是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快速的技术转移和在晚期资本主义所发生的不断增长的商品化，那么显然，大趋势则是作为集体认同构成形式的‘阶级’在日趋衰落。”[9]这样，阶级被迅猛地去中心化，相应地不再占据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主导位置。不仅如此，“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将越来越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了，因为马克思的‘阶级’观的基础，即群体身份的统一性再也不存在了。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着剥削、对抗、斗争；但包括工人斗争在内的斗争却越来越不是阶级斗争了。”[10]因此，拉克劳和墨菲指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认为其主要错误在于肯定了阶级的实际存在这样的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放弃狭隘的阶级政治观，抛弃阶级主体，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话语以联合多元的进步力量，把“阶级”变成一种话语建构。

可见，在阶级观上，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但却对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态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看法；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则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者应当彻底扬弃阶级政治，走向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二者实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主体的否定。

（二）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工人阶级

后马克思主义极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否认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他们提出了所谓的政治与经济的非相关性原则。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否认社会主义与阶级政治的关系，否认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完全是出于他们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方案的需要。在传统意义上，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斗争当做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因此，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方案必须把工人阶级置换出去。为此，后马克思主义首先不得不刻意剥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否认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关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此相反，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决定论观点，而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正是他们所要拒斥和解构的。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视经济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他们指出，政治与经济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政治不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也不是社会的本质，整个社会政治统治与经济基础没有本质联系，“马克思主义错误地把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方案的致命性打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根源在于其工人阶级中心论及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概念”。[11]

后马克思主义指出，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的运动，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必然产生一个相应的政治力量，所以“那种认为历史演进受经济基础结构的必然活动支配的看法已变得不切实际”。[12]正因为如此，一个以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并不要求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由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独立于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状况来促成，不是由**裸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由对“普遍人类之善”与社会主义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来加以推动。”[13]因此，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没有任何必然联系，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在原则上是不依赖于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可以独立于经济条件，即政治是独立于经济之外的。所以后马克思主义主张将政治与经济进行刚性划分，即所谓的政治去经济化，经济去政治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否定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主体地位。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条件导致政治力量的产生，受其阶级利益和阶级形势所迫，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无产阶级的作用，认为它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然而，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并不具有优先性地位。

后马克思主义首先拒斥统一的工人阶级观念，他们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利益或社会身份，因而不可能存在统一起来的工人阶级。拉克劳和墨菲参考爱德华、戈登和M.赖希的著作及西欧的类似著作，将工人分为种种类型：就技术层次而言，有高工资并且受保护的工人、无技术的工人、半技术的工人、数量正在增长的结构性失业的工人，等等；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又有中心化工人和边缘化工人的差别。不同的技术等级和劳动力市场使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这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分化。而且，生产之外的一些因素，如种族、性别等，也会影响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工人阶级的分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不断减少。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讲，“正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成熟程度把它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14]因此，“工人阶级”这一共有的标签成了问题，今天已经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了。

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由于工人阶级丧失了统一性和主体地位，所以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它的阶级状况不比其他主体更自然地或是更方便地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生。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无必然的或特定的联系，“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相对于其他阶层，说工人阶级起着特殊的超前作用，并没有什么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及其合理所产生的转变，不仅影响了工人，而且也影响到了其他领域的许多人。”[15]按照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既然工人阶级的数量在减少，重要性在下降，那么工人阶级自然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这样，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并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地位，甚至工人阶级已经完全让位于“非（工人）阶级”。这就消解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将工人阶级排除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地位。

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工人阶级已经边缘化了，其主体立场已经碎片化了。因此，工人阶级已经不具备革命潜力，在社会主义斗争中不再占据主体地位。既然后马克思主义否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主体，剩下的任务当然就是寻找新的革命“主体”。

（三）肯定新的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多元主体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这一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正在衰落，已经不再占据中心地位。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得工人阶级不断分化，丧失了主体地位。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寻找新的革命主体。恰逢此时，各种新的阶层不断涌现，引发了新的社会对抗形式，新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其影响下，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进行了去阶级化改造，把革命的主体由工人阶级替换成包括非垄断的资产阶级在内的“多元主体”，而完全不考虑他们之间的阶级联系与对立。

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体理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解构的基础之上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大规模斗争日渐消退的同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新的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少数民族权力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反种族歧视的、地区的或性少数的斗争等。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多种斗争主体自由平等存在，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其中任何一种斗争主体都不可能凌驾于其他主体之上，更不可能拥有对其他主体的绝对的领导权。换言之，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而且，不单斗争主体是多元的，各种主体主张获取权利的方式也是多元的。“例如，女权主义或生态主义就以多种形式存在，这些形式依赖对抗的话语构造方式。因此，既有攻击男人的女权主义，也有与此不同的力图重新估价‘女性气质’的女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则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敌人，并把它与不可改变的父权制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不同的女性从属方式上存在着构造对抗的话语形式的多元性。同样，生态主义也有多种形式。它可以是反资本主义的生态主义，反工业主义的生态主义，权力主义的生态主义，自由主义的生态主义，社会主义的生态主义，也可以是反动的生态主义，等等。”[16]因此，每种对抗和冲突的表现形式都是无法预先确定的，简单地把各种斗争主体还原到单一的阶级立场，并把各种斗争形式归结为统一的阶级斗争模式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主张放弃存在单一的斗争主体这一幻想，承认斗争主体的多元性。

可见，在斗争主体这一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新社会运动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单一的，主体也不是单一和固定的，其中任何单一主体都无法承担起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革命的主体只能是多元的，是在不断变化中建构的。换言之无产阶级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主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的斗争形式的主体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多元主体——由环保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学生和其他边缘群体所组成的联盟——取代工人阶级，并视这一多元主体为实现他们提出的“新”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至于多元主体与传统的阶级主体有何不同，拉克劳和墨菲则进一步指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主体’范畴，在话语结构中都是在‘主体身份’的意义上去这样做的。”[17]因此，“主体身份”一词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入的一个新范畴，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体理论的核心范畴。拉克劳在答复其学生阿尔特的来信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作为主体预先构成的统一性的‘阶级’范畴，对它的拒斥并不意味着对主体的绝对排斥，而是主体的历史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相信你最后所提出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具体性问题失去了其意义……因为如果把阶级斗争视为与其他人的具体的斗争，那就会预设一个被建构的分析环境，即要认识到主体身份的碎片化和分散性。”[18]因此，使主体范畴历史化、碎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其加以建构和链接，就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多元主体的由来。后马克思主义否认经济利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只有身份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而身份又来自于暂时性的话语认同，包括种族、性别、文化上的认同，是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认同。所以，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取决于其客观的阶级地位，而是取决于其是否认同社会主义话语。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无论是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还是同性恋者；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只要认同社会主义话语，就是社会主义者，就可以成为导致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样，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再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是以所有认同社会主义话语的“人民大众”为主体，这个主体不仅是多元的、差异性的，而且还是不确定的、不断建构的。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体理论的核心观点。

显然，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或是先进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个多元的混合主体。“我相信民主必须同多元主义相适应，因为在现代民主条件下，人们不能再把‘人民’说成为一个具有一个单一普遍意志的统一与同质性的实体，在此情形下，单单是政府与被统治者同一性的民主逻辑并不能保证对人权的尊重。”[19]后马克思主义所依靠的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是多元主体的联合，即他们所谓的“人民同盟”“人民大众”。他们主张各种不同的声音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利，实行多元的差异政治。这个多元主体的政治格局类似于德里达所倡导的能够接受不同声音、不同文化的政治格局，即一种多元化的能够包容“他者”的政治格局。这个多元主体不是由阶级关系构成的，也不是由任何决定性的社会关系构成的，而是由话语构成的。换言之，这个多元主体是一个阶级中立的范畴，是超越阶级的政治联合。斗争主体的这种变化无疑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策略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见《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322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3] 同上书，323页。

[4]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见《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327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6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6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 Fredric Jan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318.

[8]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中译者序言，1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9]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中译者序言，19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0] 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0，pp.164-165.

[11] Anna Smith，Laclau and Mouffe： The Radical Democratic Imagina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p.2.

[12]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23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3] ［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4]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5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5]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26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6]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18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7]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12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8] Ernesto Laclau，C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1985，p.163.

[19] ［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119～1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