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霸权理论评析
后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新形势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霸权思想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新霸权思想既包含着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反思，也包含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既包含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发扬，又体现着对资本主义变化的回应。
（一）新霸权的理论倾向
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在直接的形式上是意识形态批判，内部霸权理论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在政治上反对一切追求普遍的政治立场，从而使政治陷入权力冲突的漩涡和无聊的语言游戏中。
首先，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的方法论逻辑是解构与建构并举，即消极性的政治解构和积极性的新政治话语理论建构。解构主义是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建立的前提，解构并非从外部摧毁而是进行内部的破坏，变封闭性的、同质性的结构为一种开放的、一致性的多元结构。解构的最终目的是为建构服务。
其次，实践原则是权力话语分析策略。把权力话语作为社会活动的现实力量，强调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强调被视为话语的东西是与历史和认识紧密相关的。
再次，摒弃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拒绝主体中心化，主张多重关系在话语空间中临时或偶然的汇聚，声称偶然性、多样性与异质性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各种话语的异文合并形成一种霸权。
最后，偶然性、特殊性前提下进行的理论重建，更多地投向文化政治领域，目的在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领导权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为理论和现实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二）新霸权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比较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马克思本人认识到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虚伪性和隐蔽性，意识到这些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的关系，是资产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奴役来“保存它的势力”，实现对国内被统治阶级的控制；列宁侧重于“政治”领导权，但他并不否认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要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在夺取领导权的策略上，采用“运动战”的策略，从正面攻击国家政权。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的列宁，囿于当时的时代主题，侧重于强调无产阶级在阶级联盟或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
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思想从当代问题出发，试图将某种特殊的（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意识形态转换成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强调的是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主体的作用，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力图站在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解释政治问题。
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状和主题精神，对文化关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进行了分析，把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的范围和视阈扩大了。但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新霸权理论，实际上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力图解构、超越马克思主义，从而遗失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最根本原则。他们的批判不是站立在现实上的科学批判，而是来自理想王国的道德批判；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超越不是实践的现实超越，而是理论上的抽象超越。因此，他们的批判和超越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思想在本质上的扭曲，在现实中也是无力的。
（三）新霸权理论是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误读
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继承和延续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激进主义和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揭露，反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现象，但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方面却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后马克思主义者力图用自己的理论去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但是他们却误读了马克思，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的规划存在的最大理论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与歪曲。他们把马克思哲学视为比黑格尔哲学更为本质主义、更为封闭的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指责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矛盾概念不适当地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来，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中性的、中立的，并把马克思解读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们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内涵，而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化为阶级斗争学说。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和反省，力图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进行一种根本性的置换，这本身就是以一种整体化思维框架和宏大叙事方式为前提的，它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并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复杂的共谋。
1.用对抗弥补阶级对立的不足
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的真实现状表现为对抗的关系，这种对抗关系包含了对立和矛盾，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马克思的理论即认为人们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阶级对立的关系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当代社会日益繁密增生的各种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用阶级冲突的模式已经不能充分说明，这些改变了条件和发生形式的矛盾，不仅包含了阶级对立的关系，也包含了各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对抗关系。面对纷繁复杂的关系，必须增加新的行之有效的政治观念来弥补阶级斗争模式的不足。
2.用政治乌托邦替代共产主义最终解放论
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社会的重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受生产方式支配的资本主义特征不存在了，革命的任务也就不再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了，要用新的革命任务来替代原有的马克思对社会的理解。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不管是试图建构新的革命策略，还是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前途，抑或是在马克思思想内部寻找新的解释途径，在某种意义上都没有脱离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色彩。
3.夸大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意识形态作用的同时夸大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他们否认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两者之间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用总体的优先性来取代经济基础的优先性，否定经济动因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中的首要决定作用，用意识或心理分析来取代经济分析，将主要精力用于分析、解剖资产阶级的文化结构，试图将文化当做通向现实的、便捷的桥梁，以便通过主观意识的“文化革命”来打开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从而陷入了主观主义之中。后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在总体上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批判这一首要武器。他们主张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并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状况，从而也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论断。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条件下有需要与时俱进的方面，而要完全抛弃它们，这是极其错误和幼稚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概括，并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正确的理论，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进行分析批判。
（四）对新霸权理论的批判性扬弃
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导向了主体性和现实社会的政治操控领域，从而更加强化了文化与政治的关联，同时随着阶级、种族、性别等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主题，也使文化研究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与学术视野。
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古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解构中重新调整社会策略并重建对社会价值的信念，并把对马克思阶级政治的批判置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阐释之中，这预示了一种超出单纯“修正”或“批判”的理论建构方向。同时，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对阶级还原论的批判有其一定的启发性，它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关系的多元性和政治立场的复杂性，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限制，不能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都直接还原到阶级立场。但是，他们完全排斥阶级范畴在霸权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把各种边缘性的、分散的、多元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新社会运动奉为神明，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后马克思主义的去阶级化的新霸权理论非但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出现危机，相反恰恰验证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左翼在新自由主义强势压力下的总体意识形态危机。在批判还原论的路上，他们走得太远，以至于认为，今天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已经与阶级无关，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反官僚主义等所有这些对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不是由人在生产系统中的确定地位决定的，都是非阶级对抗。他们的这种反本质主义立场是片面的，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虽然不是唯一重要的砝码，却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现实。
后马克思主义者还试图建构起一种新的政治想象关系，把那些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出现的社会现象，视为一种出现于消费社会并决定着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不能通过，也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甚至认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难度在于再也无法确认一个革命的自足的主体，被马克思视为自足主体的人类社会本身就是本质主义逻辑中一个巨大的幻象。阶级斗争的历史动力已经无法给予主体提供本体论依据，主体不能在历史中找到最后的归宿，革命的目的论就这样被永久删除。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即否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走过了头。但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把思维的触角伸展到文化领域，关注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他们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作用，尽管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渊源，但是把意识形态的作用提高到决定地位，这是独辟蹊径，让我们联想到发展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以及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都是从意识形态或文化上争夺控制权，这也是我们审视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的现实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