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浙江海运

直到咸丰二年为止的清代漕粮海运，均行之于江苏省，“浙省不与焉”。浙江漕粮海运始于咸丰三年。在二年河漕兑运后，浙江漕船难归水次，黄宗汉疏请变通，仿效江苏海运故事。不久，太平军占领镇扬，江路受阻，浙江“遂无岁不行海运”。

咸丰元年（1851），御史张祥普要求浙江杭嘉湖同办海运，遭到浙江巡抚常大淳的坚决反对。常大淳指出，浙省与苏省不同，江苏漕额较重，所收本折及给帮津贴较多，所以海运经费较河运稍有节省。但浙江漕运经费原本不足，海运非但不能节省，且不敷甚巨。也就是说，原有财政体制，尤其是定额制的束缚，使得浙江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不能行海运的原因：浙江虽有乍浦、宁波等出海口，但均非理想，从上海放洋则盘剥甚远，费亦不支；在上海放洋，浙江呼应不灵；两省同行海运，沙船不敷；海运二月放洋，浙漕收兑向迟，难免迟误。另外，浙江运丁素称疲累，旗丁衣不蔽体，食不充腹，若试行海运，水手虑及失业，“或藉索帮欠逗留生事，或流为盗贼，扰害闾阎，尤不可不防其渐”。由于他反对海运的态度极为明确，咸丰帝只得朱批：“既属窒碍，着暂停试办。”其实，从后来浙江漕粮海运的实践来看，他的反对理由均为托词，无非是为逃避责任起见。

既然咸丰元年浙江已经拒绝海运，为什么仅一年后，他们却极力主张推行呢？新任巡抚黄宗汉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咸丰二年，他被调任浙江，七月抵清口。当时浙江上年的杭、嘉两帮漕船，头船甫运出江，后者尚未离浙境，因丰工决口，山东遭灾，诏下截漕赈济，两江总督却欲浙漕变价。双方意见不统一，至议定北行时，时已七月，浙江河运漕粮受到巨大拖累。黄宗汉认为，补救之方莫如海运，浙漕如能改行海运，“全局从此可以转移，于公私全为两便”。他力排众议，以一身主持之，并得到清廷谕准。咸丰帝还进而将漕运总督杨殿邦、刚离任的巡抚常大淳、署浙江巡抚椿寿等原办河运之人交部议处。

黄宗汉像

浙江兴办海运，除了运输上的困难，还有经费开销的问题。黄宗汉指出，江苏征漕优裕，给帮津贴较多，又将旗丁银米并凑，故遇灾歉之年仍可抵足全漕。浙江则较为被动，本折既短，帮费又轻，未及江苏之半。他要求除仍给漕帮津贴外，常年河运例给漕截等项钱粮及行月米款，一并作海运水脚及南北经费。即便如此，考虑到河漕的困难，咸丰帝还是非常坚决地支持浙漕海运，谕令“着照所请，改由海运”。

抓紧时间是顺利完成海运的关键，根据黄宗汉的指示，布政使椿寿、督粮道周起滨等人讨论海运办理条款。他们表示，浙省历年办漕迟缓，皆因杭嘉湖三属土性本寒，收获较晚，以致开仓征兑节节迟缓。海运例于二月放洋，故必须改变积习，限于三年二月初八日以前交清。

浙江河漕迟滞，至十一月仍有浙漕在常州搁浅，江苏护漕负担随之加重，两省关系变得僵硬。黄宗汉抱怨：“江苏督抚一天来一件六百里公文，凡过往行人之阻滞，以及贡使之迟误，无一不归咎于浙漕。来文直是申斥，浙抚几至无可喘气，使弟不为椿公不休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椿公，系浙江布政使椿寿，据《清史稿》卷三九四《黄宗汉传》记载，因此年试办海运，“湖郡漕船浅滞，改留变价，亏银三十余万两，布政使椿寿情急自缢”。

此次浙江漕粮海运系跨省运作，又与江苏同时进行，必然存在一个如何协调的问题。黄宗汉将担忧上奏清廷，咸丰帝当即命两江总督陆建瀛和江苏巡抚杨文定等人妥筹章程。经过商议，江苏做出如下承诺：派雇沙船责成沪局委员，“倘有米无船，即将苏省经理委员查明参处；若有船无米，或有米而无水脚，即将浙省办漕各县揭参惩办。如此责有攸归，庶几海运可期迅速”，这也成为日后两省海运时划分责任的准绳。

上海古地图

十月二十三日，杭州设立浙江海运总局。浙江因系属首次海运，相应章程基本照搬江苏，比如宣称节省经费、调剂水手。当然，考虑到省情，他们也做出个别调整。如上海受兑，地属隔省，“且有夷船在彼贸易，措置尤贵得宜”，应先期饬委员赶赴上海，会同江省委员确定泊船处所，不与夷船相杂。

浙江海运以雇船为最重要。与江苏海运时“雇商”如出一辙，此年采取的仍然是强制手段，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封雇”字样。宁波北运商船共有100余只，为顺利海运，“业已饬令该管道府先行尽数封雇”。考虑浙江漕粮数量多，还须添雇江苏沙船方可敷用，黄宗汉特飞咨两江当局，要求他们派委干员，会同浙省委员“预为封雇”。咸丰帝也不再计较封雇是否会引来船商不便，指出浙漕海运系属创始，预雇船只最为紧要，除由该省自雇北运商船外，不敷船只“应由江苏、上海添雇”。

据署宁绍台道余士栗、宁波府知府毕承昭禀报，他们将此次海运雇价、兑交贴耗各事宜，悉按苏省章程开列，“榜示通衢，一面传集船商行户，谆切开导”。船户们自然“蒙大宪格外体恤，悉皆欣然鼓舞，各愿承装”。统计鄞镇二县船数，北船136只，其中鄞县54只，镇海82只。因为是强行封雇，甬江北船船商担心海运拖累，兼以守候需时，“遂致妄生疑虑，并或思暂避留南，冀将来船少货多，藉可装载昂价，因之挂放出口，于小港沥港等处停泊”。他们的对策仍然是将停泊在口的所有船只“先行吊照缴府”，并派员前往各口搜查，如遇宁船则立即押回宁波，结果共收到牌照34纸。他们认为，牌照系沿途查验凭证，商人虽宣称情愿受雇，但世事难料，“如将牌照就宁给还，恐致中途有避匿情事，海洋无从查考”。余士栗决定将牌照一并押运上海，等该船冬漕兑足后发还。至于宁波到上海通行时所需证明，则先由宁波府开出证明，免予查验。等船到了上海，即重新发给牌照，可见良苦用心。

浙江省局坚决支持宁波的做法，并称江苏海运章程中也有“商船不运载漕米者，即不准赴关东贸易”的规定。经黄宗汉批准，浙江600里飞咨山东、顺天府等地区，严查在各处逗留的宁波商船，一经发现即押令转帆，“务于腊月望前全行回甬备用”。这种强硬的做法显然有失妥当，很快就遭来船商的反对。船商李生记等指出，牌照例须按年更换，还要将耆舵水手年貌详列照内，但开船之时多有更易，如果到上海发给原照，势必年貌不符；如果就此往关东装货载回，“关隘必至挑斥留难，恐误二运”。余士栗、毕承昭等人经过商量，认为船只业经立揽承雇，取有保结，该商均系有力绅富之家，必不敢以巨万贯船本，“中途避匿，轻予尝试”，故答应给还原照，“饬令开行”。

为让船只多装漕粮，浙江海运总局还想出新招。他们以浙省船少米多为由，“饬令该商船全载漕米，设法加载”。毕承昭与通判周倅一起，邀集船商宣布这个计划，结果遭来船商更为激烈的反对，“先则迟疑推诿，未得允洽。即有首肯者，亦尚低徊不决”。契约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主体双方权力与义务的平等。浙江省局的做法显然与此相违背，由此不难看出传统政治体制的思维逻辑和行为准则。据苏祥和等34家船商联合禀称，当局的出尔反尔使他们“不无疑虑”，而且也引出诸多不便：其一，商船早已订货，如不准装载二成货物，损失难以承受。其二，耆舵水手向用带货方式津贴，如果不准载货，势必人心涣散。其三，浙江码头搬运工极多，修船、制篷、打索等工匠，藉以谋生者不下一、二万人，如不准载货，无以为生，势必成地方不安定因素。其中最难安顿者尤在水手，此辈卤莽愚顽，难以理喻，又不能强制行事，倘竟不遵约束，贻误运务，“商等实属无可奈何，而又不能当此重咎”。他们还表示，宁波商船仅有130多只，容量不过十八九万石，就算装运两次，也不能将浙江此年的60多万石全部运走。江苏沙船却不受章约束，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歧视。

尽管毕承昭多次开导，宣称将来总可赴关东装载，只须迅速回南，乘风转运，不致耽延时日，但船商坚决不允。在这种情况下，黄宗汉不得不做出让步：加装之议系为鼓励恤商起见，“今阅来禀，亦属实在情形”。宁船北上与天津交米后赴关东，均准装货，“以顺商情”。也就是说，经过船商的斗争，浙江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正是有了这点成果，才有后来验米大臣孙瑞珍和庆祺对山海关税司咨称：此次江浙两省海运船只，“所有二成载货免税”。不过，此次的二成免税系“论石而不论价”，即抛开货物的价值而征税，这也是后来对“洋药”（鸦片）贸易征税进行单独规定的导火线。

黄宗汉担心船只不够用，又特意向直隶、山东、奉天等处发咨文，要求这些省份先期将各船商预订货物运到出海口，以便船只能迅速装运后返航，参加二运。黄宗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当浙江委员赶赴上海开验时，发现除浙江宁船外，仅有卫船4条、沙船1条，续报的也只有13条，而浙漕共需要沙船200条，可见船只不敷。最终解决难题的，是直隶和山东大约200余号卫船的赶到。据北直船商陈典、钱曜三等禀称，他们情愿承运浙江漕粮，并请在大东门外开设天顺公记，专门负责卫船公务。凡卫船到上海，均由公记具保报局，听候查验，随船货物亦由公记开单，交税行转报，不准他人搀越。浙江省局当即应承下来。又据天津县知县谢子澄报告，他已经命当地卫船赴沪受雇，结果海船户长李廷荫、刘大观、李联芳等人禀报，已经招雇卫船户义源茂、驾掌周荫棠等51船，愿意前往上海装载漕粮。在领到天津县颁发的票照后，这批船只也于三月初八日陆续出口，赶往上海。正是有了这两批船只的鼎力相助，才有了浙江漕粮海运的顺利进行。这也是后来黄宗汉再次上奏海运续议章程时，明确表示“船只无虞缺乏”的原因。无论如何，江苏省在派拨船只上对浙江的毫不关心，无疑在本来就不融洽的两省关系中，又打入了一个钉子。

卫船图

卫船落帆停泊图，这种船航行于长江以北海面

浙江省征收漕粮历来迟误。本年虽因海运要求提前，但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即使是到了五月，海运漕白粮米全数装兑，海船陆续放洋北上，各州县应解津贴漕截等项仍然是欠数甚巨，虽经指派丞倅大员催提，“迄今完解寥寥”，海运总局相当被动，只得从粮道库借支银开支。黄宗汉极为不满，认为这样的拖延“实属可恨”。这似乎显示了浙江漕粮海运并不顺利的兆头。

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三日，浙江上海海运总局设立于上海小南门薛家滨商船会馆，江苏上海海运总局则设于上海小东门龙王庙。地点的选择经过了精心考虑：黄浦江环绕上海县城，江苏海运沙船历年聚泊东门，各州县剥船或由吴淞，或由黄浦，均到东门外交兑。浙江船只若与江苏船只交错停泊，易于淆混，又恐剥船水手拥挤纷争。经两省合议，他们将浙江漕粮受兑定为南门外的南码头，这里“地当闲僻，非商民船舫所聚”。至于交船顺序，则先尽宁船，继以沙船；再有不敷，继以卫船。船只则按杭嘉湖情形，分别配备各种颜色的旗帜：杭州府用黄旗墨字，上加红带；嘉兴用红旗墨字，上加蓝带；湖州府用蓝旗红字，上加黄带。

为方便验兑，浙江上海省局委员仲孙攀等人于十一月提前赶到上海。考虑到“商情每怯官场，须绅士为之道达”，宁波府的三不像、疍船多籍隶浙东或闽省，来苏人地生疏，而浙闽绅士在上海住居多年者，“熟悉情形”，仲孙攀等人延请福建籍上海县职员郭长祚、宁郡籍沪董俞斌诸位，要求他们协助办理，事竣后给奖。接着，又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分配。商船的管理则由上海当地的牙行负责，豆行司月5家各举荐1人，分作五柜，管配斛脚、运来米数等事。税行将运米各船排定帮次，标插旗号，某船停泊某处，开具清册，报明外局。各董事则自备薪水，“常川在局照料”。

江浙两省同行海运后，祭神活动也联手进行。二月初一日，江苏和浙江海运总局的官员“恭祀海神”，黄宗汉无法前来，仍特意“发祭帛”，交由海运委员仲孙攀等人代祭。据黄宗汉的奏报，浙江漕粮于正月十日开兑，至三十日已兑过12万余石，头批船只于二月初四日驶抵吴淞口，候风放洋。相对于全漕而言，12万石不能算太多，但江苏省的兑验比例更小。江苏自正月开兑至二月初七日止，仅兑过漕粮239351石，白粮正耗12225石，除去各项耗，实仅交米227102石；至二月二十二日，又兑过280173石，共米507270石。江苏原奏可二月兑竣，浙江省原奏可三月兑竣，但二月底两省起运米数仅及一半。更为奇怪的是，当黄宗汉奏称浙漕已经运到上海30余万石时，负责江浙两省海运事宜的倪良耀却稀里糊涂地表示，浙米到沪者仅止6万石。咸丰帝看到这两份奏折时大为诧异：“倪良耀此次办理海运，实属迟延。”倪良耀表示要申严纪律，咸丰帝则曰：“所奏虽不为无见，但多系空言，殊少事实。”所说催提未能得力等语，尤为荒谬，“如果事事听之委员，又何必特派大员总司其事？”他甚至说：“不知该藩司何颜出诸口也！”倪良耀办漕迟误，又突然要求对造成漕米迟滞的官员进行弹劾，户部奏称，如果及早催征，将延误州县先行严参惩处，何至纷纷违规？所谓花户不前、州县疲玩，实属“藉口推诿”。考虑到京仓支绌，河运梗阻，江西、湖南等省漕粮停运，“惟恃两省海运米石，藉资接济”，户部的发火很可以理解。

当清军与太平军激战之时，倪良耀却趁验兑之际将自己的家眷送回原籍，他还狡辩说只是绕道回家探亲，这种行为让本已被太平天国搞的焦头烂额的咸丰帝更为恼火：“哓哓辩论，以掩其迟误之咎，已属难逃朕鉴。况当军务倥偬之际，辄将眷属迁避邻省，致令民心惶惑，咎实难辞。乃犹以绕道回籍探访老母为词，何居心若是巧诈！”他不无痛心地表示，自太平军事起，时常听到督抚司道将家属移徙出城，甚至太平军未到达，即先遣眷属远避，以致百姓惊骇，纷纷逃离。尚未交战，清军在士气上已经输给了太平军，“似此张皇失措，只知自顾身家，安望其固结人心，保守疆宇耶”!

咸丰皇帝像

不管怎样，至四月初十日，浙江的漕粮总算兑完。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不尽如人意之处。两江总督陆建瀛宣称，此次漕粮海运出洋巡护，浙江船只倘私自偷泊，恐江南水师难以约束，必得浙省巡洋官兵会同巡护，才能有所保障。其实，这只不过是江苏希望浙江也能承担两省海运护漕工作的借口。经闽浙总督怡良协商，浙江决定由署定海镇印务右营游击周士法负责。另外，本年江浙两省同时海运，巡防吃重，但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山东水师多调赴皖豫防剿，山东只得宣布：“自应将经过各岛口择其紧要者，照旧派兵防守，如向无漕船停泊守风之处，亦即酌量从减。”话虽如此，山东一段洋面巡护人员的安排，却极为复杂。二月二十四日，登州镇总兵官武迎吉禀报，江苏船户陶龙太、马隆顺、庄福兴、马福兴、张增裕等船，装载青浦等县漕粮，先后驶入登州府荣成县石岛和俚岛。几天后，浙江漕船也开始纷纷抵达，并首先由登莱青道莱州知府王鸿烈发现：三月初二日，承载浙江省嘉善等县漕粮的船户童骅茂等4船，装米6600余石，收泊威海、芝罘各口。

浙江漕粮开兑后，粮道周起滨即按照规定，提前由陆路赶往天津，以办理收兑事宜。二月二十六日，当他行至如皋，扬州已被太平天国军占领，淮河道路梗塞，未能前进。考虑到海运漕粮行驶神速，如果清军不能迅速收复失地，周起滨的行程必致耽误，黄宗汉特命海运押米赴津的江苏宝山县职员徐云会，暂代天津收兑事宜。浙江对前往天津的海运委员分别拨发盘费和薪水，由此可知，官员们遇事最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薪水问题。不过相对于江苏委员，浙江派拨的还少一些“浙省经费支绌，不得不稍事撙节”。

天津海运经费例由南省自行押解。黄宗汉原以为可交沙船搭解，但船户恐海盗闻风垂涎，再三推辞不肯。他又向各票号、钱庄商量，想通过汇兑方式寄钱，但京城银号账局关闭甚多。无奈之余，黄宗汉只能采用传统方式，陆运陆解。本年浙银分四批押运，银两交接手续也非常麻烦，首先是省局委员将押解官传到，与粮库大使一并赴库，当堂照依部砝，按数兑交钉鞘，5两为1锭，20锭为1兑，每兑100两，每10兑为1鞘，共1000两。押解上路后，再配交沿途咨文及防护兵牌，将回照挂号，先咨江南、山东、直隶各督抚，预派官弁、车辆，一俟饷鞘到达，即查点明白，立刻起行，派官护送，逐程交替。解官不许停留，并将出境、入境日期等语，出具印结，“加结详咨” 。

当押解委员正欲起程时，浙江省局收到了粮道周起滨的消息。周起滨称，行抵如皋县后，闻扬州失守，未能即行前进，遂改道至阜宁县，不料随行委员杨裕深在板湖薛家**等处，连遭匪徒抢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行押解大批银两，实在难以让人放心。好在秘云书等人押运的银两，已经改由黄浦松江行走，并最终成功说服船商，分别携带。同样糟糕的是，不仅现银无法押解，传递文书的交通路线也被阻隔，直到二月中旬，“探明驿路已通”，黄宗汉才上奏清廷，提出两个解决办法：其一，如果朝廷有应解江北大营之款，可以与浙省应解轻赍互抵；其二，如果无款可抵，则只能请天津先行筹垫，俟日后偿还。户部只好宣布，天津所需费用暂由天津盐关各库垫给。尽管咸丰仍发布上谕：“着浙江巡抚严催未到银两，赶紧接解，倘有延误，惟该抚是问。”实际上也默许了浙江的提议。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浙江粮道周起滨无法按时赴通，导致天津浙江海运局仅有通判育淳一人。钦差验米大臣孙瑞珍指出，粮道专司漕务，例应亲自北上，浙省海运事属创行，责任尤重。该粮道自应先期早到，即使道途梗塞，也应如苏省委员绕道行走，黄宗汉却听任粮道半途中止。尽管育淳也在从权办理，但诸多事宜非其经理，难以熟悉。至于徐云会乃江苏捐职从九品，既非官员，又无职守，对海运情形多未明晓，“是徐云龙只能照料耆舵水手，岂可以粮道专管之事责令经理”？但事已至此，孙瑞珍也毫无办法。由此不难发现，在貌似严厉刻板的规章背后，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调适，也是当时日常行政生活中的惯例。

姗姗来迟的周起滨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到达天津。孙瑞珍随即对其进行面询。但咸丰帝要求确查的谕旨又很快到达，孙瑞珍只好再次对周起滨盘查。据周起滨禀复，因江苏道路戒严，他由福山取道南通前进，到达阜宁县时，该处马车不敷雇用，特命海运委员杨裕深等人先行。不料杨裕深等人当天就在阜宁县板湖，“被土匪执持器械，蜂拥抢去盘费、行李等物”。另外两名委员还被土匪用刀背砍伤，两臂受伤俱重。杨裕深等人在折回途中，再次被土匪将行李抢去，随从家人受轻伤。报官后取回的衣被十不足二三，其余银两均未起获。他们只得绕盐城、兴化、高邮、淮安等地方前进，于四月初二日渡黄，二十四日行抵天津。共计被抢银2000两，系领给盘费，“并无公项，毋庸筹补”，咸丰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天津验兑事务也颇棘手。清廷担心太平军会串通水手，混入天津城闹事，咸丰帝亲发上谕：“由江入海直达天津，每年闽广江浙、山东直隶各商船载货贩粮，咸集奉天各口岸，诚恐逆匪假扮商贾，由海驶至天津，勾结土匪为患，务须及早筹维，着饬令该管镇道随时查缉奸细，毋任溷迹。”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也要求江浙两省派委文武大员前来天津，专司稽查。因道路梗阻，导致二月二十三日以后，沙船虽然已经进口10余只，江浙两省委员并无一人来津。他们还发现，按执照逐一查点人数，皆参差不一，向各船耆民水手诘讯，才知牌内水手原系从前按人填写，其实雇募水手并无一定。天津当局表示，牌照原为稽查人数而设，“乃各船人数竟与牌照不符，是牌照不足为据，人数凭何查验”？已到天津各船毋庸议，但江浙应以此为戒，此后凡遇沙船请领牌照，须确查人数，讯明姓名年岁，在牌照内详细填写，以凭查验。如果人数不符，即可由此查究，“使奸细无可托足，地面悉就肃清”。

两省同时海运，使得到达天津的船只日流量增加不少。钦差大臣依然按照道光六年海运停泊方位，以东岸停泊剥船、西岸停泊海船的办法，中间空出十余丈的地方，作为民船往来和海船回空之处。为避免纠纷，经天津知县亲往查勘，划定上园以上为江苏沙船停泊及挖泥压载之处。浙江船只在上园迤南大直沽处停泊，挖泥压载之处则在大直沽以下之挂甲寺、杨家庄。在划分的地段中间，则设立苏、浙停泊牌，竖立旗帜。

此年京通缺粮较多，清廷规定各船所带余耗米石全数存储公所收囤，一并收购。但直隶当局很快发现，全权负责收米的日升粮店，以及陈天和、福兴和等铺户，连日来所报收之米无多。他们重新规定，商船既可向铺户变卖，又可直接向海运总局出售，总局收购亦按时价给银。日后收买铺户之米，亦按彼时之价给发现银，并给盘折耗费，决不使商船和铺户吃亏。但如果胆敢私相授受，偷买偷卖，或以多报少，一经查出，必解送县衙治罪。各铺户如有匿数不报之事，准许船商赴局禀明；各商船如有私自变卖之事，也许各铺户赴局呈首。

直隶易州、蓟州二处白米，河运时向于江浙二省递年轮派。上年仓场侍郎规定，易粮在海运苏属白粮米内派拨。现在两省同时海运，仓场重新恢复原有办法，即派拨的易州白粮仍在海运江苏常熟白粮米内划给，派拨的蓟州白粮则改在浙江嘉属白粮米内划给。尽管派给这两处的白粮总数都非常有限，但此类短线式的补给方式，却无疑再次显示了定额制死板的特点。

浙江海运在上海交兑本迟，天津验兑又非神速，考虑海运局人数较多，迟一日撤局，则多一日开销，故浙江也仿照江苏做法，提前撤局。江苏漕米改折补银仅为9钱，浙江虽然略有增加，亦不过每石1两，折价过少，最终他们按每石银1钱4两标准，将未到漕粮1万余石折算成银两，以示亏欠。撤局之后续到漕粮，则由庆祺督与坐粮厅汪润等人当成经耗米验收拨运，“以清款目”。这个过程清楚显示，所谓改折补银，无非是做了一个账目，谈不上什么实际价值。又因为运通顺利，相关人员的请奖自然也顺理成章。

尽管达到了全数运通的目的，此次海运活动仍然给言官留下口实。山东道监察御史彭庆钟奏称，道光二十七年（1847），直隶采买江浙洋米40万石，共报销银3万两，每100石费用不到8两。现在江苏运米100万石，开销20万两；浙江60万石，开销10余万两。运费高达20两，多至一倍有余。如果按采买办法运输，江浙海运米一百五六十万石，即可省转运银十八九万两。他还听说剥船除给饭米折银，每100石又给食米1石，实系重复，应予删除，又可省米一万五六千石，值银数万两。总之，“国家财用，不外出入常经，与其多方筹划，有损于民，何如一意撙节，有裨于国”。显然，这种建议不可能得到海运官员的同意。但彭庆钟的奏折，却仍然显示出传统官员对待国家财政的态度，尤其是“与其多方筹划”与“何如一意撙节”，实在值得深思。

户部对这种指责进行反驳。他们表示，彭庆钟所称商米运费系单指天津剥运而言，但通坝仍需须销银10两零。合计津通用款，商米共需银18两2钱，海运共需银22两9钱7分，相差不大。户部又宣称，海运漕粮须责成经纪承运承交，若不照例给予饭银津贴，势必藉口办公不敷，需索沙船，“转令沙船畏累，裹足不前”。商米转运系动用库款，海运经费则历来由南省各州县自行筹备，丝毫不动帑项，毋庸报部核销。既非报部之款，则无从提归部库。如果以不能解部之款概令删除，州县自必乐从，但天津交兑斛收，以及沿途拨运事宜，肯定“在在俱形棘手”。自然，彭庆钟的建议还是会收到效果，户部决定将经纪个儿钱银按钱折给，每100石可节省银1两3钱5分，抗脚挖筲每百石银2钱仍由经纪自行酌给，天津总局守候口粮也一并裁革。

通过以上争论，还可以得出如下印象：其一，当时有很多官员（尤其是言官），对漕粮海运的具体流程并不了解，却极愿意评论其事，以后的河海之争、对待招商局等，均与此类似。其二，户部的角色较为尴尬，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户部虽然代表朝廷，但又必须顾及地方利益，以求得平衡。其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清廷为保证自己的权益，总是想多方剥削地方财政，但彼此之间的分野还是相当清楚，比如对报部核销与无需报部之款的区别，这也是日后漕运体制演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