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咸丰登基

道光秘密立储遗嘱放大图

清代的帝位继承，自雍正时期建立秘密立储制，采用锦匣封名的形式，即由在位的皇帝对所有的皇子进行长期的观察，当圣意已定，选中哪位皇子时，就用朱笔书写其名，立为储，并将朱谕藏于锦匣之内，悬置于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当皇帝临终时，由御前重臣共同拆启，当众宣读并传阅，获得书名的皇子随即践祚称帝。乾隆、道光等人均是通过这种办法继位的。

咸丰元年（1851）,积怨已久的矛盾终于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而后起义以燎原之势在南部中国迅速发展。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下南京，部署稍定，即着手东征北伐。东征是要捣毁清廷粮食和资财的供应大后方江浙一带，北伐直捣清廷的老巢——北京。太平军由罗大纲和吴如孝统率，沿江东行，清兵不战而溃。照计划，路军队如乘胜攻下丹阳，直指苏常二府，早已密约的上海会党会及时响应，东征军前往接应，吴中至上海一带唾手可得。但是东王杨秀清恐天国京畿兵力薄弱，再加上向荣已经追至天京，使得太平军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牵制，苏、常二府没能攻下，对太平军来说实为一大失策。依靠来自于这些地区的漕粮，清廷得以保留养命之源。

洪秀全像

即便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漕运体制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其一是上海陷落，导致江浙两省漕粮出海口问题遇到难题。其二是太平军攻下扬州，扬州系南省河运漕粮集散地，河运漕粮本应于此地集中，再分帮北上。扬州陷落后，清代漕运河道被切成两段，使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漕粮无法再依靠运河。其三是南方省份成为主战场，自咸丰二年起，湖南等省河漕停止，再也没有恢复。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这几省的河运漕粮实质上已经终止。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掌军督抚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清廷原有财政奏销体制发生变化，地方财政权力后来居上，直接影响了漕粮海运的具体运作。

道光六年的首次漕粮海运，主要是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而出现，二十八年海运则更多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这种影响更显强烈，海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为因素的左右。在清廷与太平军做殊死斗争的时候，它的粮食供应体制也遭遇巨大考验。据北京的目击者称，太平军拟百万雄兵北伐，又遣兵遏绝各省解京粮道，“京师震动”，京城官僚纷纷遣送家眷，闲员学士散归大半，北京城为之一空。因为极端缺粮，京城米价80余文1斤，“油盐柴炭，贵不待言”。在河运漕粮停止之时，江浙两省的海运漕粮，已经成为清王朝赖以支撑的重要支柱。

河运漕弊至极，黄河改道，运河中断，朝廷经费奇缺，漕运改革在所难免。海运作为最适宜的方式，成为江浙两省唯一的选择。如果从运作程序上说，咸丰初年江苏漕粮海运的兴起，可以称得上是道光年间两次漕粮海运的总结与改进，因为已经有了两次海运的经验与教训可资借鉴，使得它最初的操作较为顺畅。而清廷与地方财政权力的旧有格局，也于此间悄然松动。这种松动对漕粮海运的影响也将逐步得到体现。

咸丰帝继位时的漕运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据记载，运河淤塞，南漕受阻于临清，清廷特命漕运总督、山东巡抚等人，讨论江西、湖南等省漕粮截拨之事。有人提议江苏漕粮改折，但两江总督陆建瀛反对，认为折漕必致缺米，请求仍照旧章，实施河运。不过，他与江苏巡抚傅绳勋又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上奏，要求来年苏、松、常、太四个地区的白粮实施海运，以节省经费，“收之于民者亦可稍为轻减，略苏积困”。咸丰帝当即同意，并派仓场侍郎朱嶟为钦差验米大臣，负责验收事宜。咸丰元年的白粮海运，虽然数量较少，且与商米一同运津，但通过此次海运，让更多倾向于改革的官员恢复了信心，主张海运的力量也蔚然兴起。自此之后，漕粮海运开始取代河运，成为清代后期漕运的主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