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阮籍、嵇康的自然论玄学

阮籍（210—263）、嵇康（224—263）与何晏、王弼是同时代人，但过世的时间较晚。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嵇康死于景元三年（262），比何晏、王弼多活了10余年。正是在这10余年期间，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知识分子面对魏晋禅代的乱局，备感现实的苦闷，思想精神上也有所变化。

阮籍、嵇康二人的自然论玄学思想是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思想发展而来。从“无”与“有”，“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的对应关系来看，自然论玄学与贵无论玄学一脉相承。4人在正始年间也都倾向于将“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相结合。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25]。阮籍早年所著的《乐论》和《通易论》中认为天地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以君臣、夫子、夫妇为内容的“名教”效法自然，本身也是和谐的，即便偶有失衡，也可以通过人事加以补救。但是后来，他在现实当中看不到实现理想的希望，只得纵酒狂欢，逃避现实。可见其放浪形骸原非心之所向，只是迫于险恶的政治环境才不得不如此。

嵇康亦是如此，早年间寄希望于优秀人物实现理想政治，充满乐观的心态和昂扬的情绪。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其内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思想也随之发生改变，被迫重新在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如果“名教”出现了弊端，变得不合理，人们就会对它进行调整和改造。早在东汉末年，就有人主张以“真实”来纠正名教中的虚伪，他们认为：“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26]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嵇康和阮籍抛出了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的观点。

随着曹氏、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阮籍、嵇康等人逐渐认清此前将“自然”与“名教”结合的想法难以实现，“名教”与“自然”分裂为对立的两极，相互排斥。于是理所当然地从“崇本以息末”的命题逻辑推导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结论。阮籍在《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中站在“自然”的立场上，对“名教”当中的种种虚伪、荒谬、残酷和狡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嵇康则在《释私论》中高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从表面上看，二人的言论反映了“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与其这样讲，不如说反映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们批判“名教”，并非是因为其本身，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名教”不合乎“自然”。换言之，他们通过倡导“自然”来呼吁改造“名教”，使之合乎“自然”、重归于和谐。

由于阮籍、嵇康等知识分子对“自然”的推崇，很多人加以仿效，开始寻求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人的问题取代了宇宙问题，主体自身的问题取代了世界本源的问题，人生哲学取代了政治哲学。时人开始将自身处境及内心感受带入玄学思维，逐渐深入到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当中。

社会思想常常处于钟摆运动当中。司马氏集团在篡夺曹魏政权期间，以“名教”为幌子，罗织罪名，杀戮了大批名士。“名教”变成了镇压工具的代名词，让人们为之感到寒心。因此钟摆从何晏、王弼主张调和“自然”与“名教”的贵无论玄学出发，摆向追求“自然”，菲薄“名教”的一端。等到西晋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一切尘埃落定、万众归心时，便又生出一股为“名教”正名的崇有论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