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法之学

名家以“检形定名”为根本，而后推之于制度人事，这一倾向与儒家有暗合之处。法家也主张“循名责实”，是以名家通于儒、法二家，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在乱世中流行于世。它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品定人物，二是国家治理。

品定人物，乃是汉朝品鉴风气的结果。汉朝选士首为察举，察举重识鉴。品评人物的风气盖与之相关。当时的人认为，形质不同则才性不同，故而可以从人物的形容声色情味而推知其才性，为他们分门别类。这催生了一系列相人之法：论声则讲究“整饰音辞，出言如流”，论色则要求“诚于中形于外”，这都是从一个人外显的部分推断他们的性情。除此之外，还要品评他们的“精神”，诸如“神姿高彻”、“神理隽彻”、“神矜可爱”、“精神渊箸”都是用来形容人物精神气质的。

在“察言观色”之后，就是“分别才性而详其所宜”。《人物志》中将人物分为12类：“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9]这些人应该依照他们才性品类的不同，被安插在合适的岗位上，做到“材能既殊，任政亦异”[10]。蔡邕《荐边让书》中说“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11]，也是在强调这一点。

单纯做到这些还不够，人们还需要“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因为形容动作并不准确，所以除了参照形容声色情味的“形检”外，世人还重视“名检”、“行检”，就是说要“检之行为”，核定名实，“必待居止然后识之”，“然后乃能知贤否”。汉朝取常士经由察举制，此外还有征辟制来选拔那些“超奇之人”，然而“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外冒超奇之名者极多”[12]。是以核定名实就显得更加重要。

国家治理这条路径是建立在品评人物的基础之上的。前文说过，汉朝察举征辟，均以人物品鉴为参照。所以自汉以来，“朝廷以名为治”，士人之中也追逐名行，出现了一种“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13]的状况。

因为一个人的名声来自乡里之间的臧否评论，所以月旦品评人物的风气流传开来，成为一时的风尚。这种现象有好的影响，比如它会敦促人们重操行，洁身自好，同时起到奖励名节，提振世风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致使人们特重交游，同类翕集，互相吹捧，裹挟舆论，造成“厉行者不必知名，诈伪者得播令誉”[14]的流弊。这种弊端，在东汉中后期就显现出来。

比如晋文经、黄子艾两个人物。他们恃其才智，博取名声。等到有了一定名气，国家要征辟他们时，力辞不就。这样的行为又使得他们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成为一时之间煊赫无比的士林领袖。直到后来有人提出异议，他们才声名渐衰，狼狈离去。可见东汉士人，名实也未必相符。

待到东汉末年，这样的状况更加泛滥。《抱朴子·外篇·名实》说：“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15]世人有感于此，于是汉魏之际，主张核定名实的名法家思想日渐流行。汉魏之际，曹操厉行“名法之治”，加强君主集权。建安年间，曹操根据综合名实的思想，先后3次发布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求贤令，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然而他并没有解决名与实之间的矛盾。在具体时间过程中，这种名法之治也出现了很多流弊，产生了一系列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相背离的矛盾现象。

“名法之治”最大的流弊在于君主“多疑而自任”。曹魏之世，军国多事，用法深重，民多怨言。虽然有学者试图用旧的天人感应之说劝谏君主，但丝毫不起作用。这时，被董仲舒扫落的黄老思想逐渐复苏。为了扭转名法之治的偏差，重建正常的社会秩序，学者们除了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别无其他的对症良药。于是社会上重新兴起了“娱心黄老”的风气，这为玄学的形成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