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个世纪以来，许多高人不断追问：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恐怕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我们已为此准备好了很多材料，一些局部的细节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至少知道如何发问，还大体知道解决的方向。就政体而言，我们要探讨的是：时过境迁，风云流转，能否说明“政体冷漠症”（以及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症”）就合理合法？反过来说，“国事蹙破，在危急存亡之间”，[53]是否就可以病急乱投医而不预先冷静剖析、深入研究和远观取舍？具体而言，小国寡民或熟人社会的经验，能否有以教我？西方的政教文明并不具有普世性，是否就与我无关，如是，又如何相关？

首先，东西方必然不同，任何简单的比附都不得要领，而以任何一方为参照系的评价，都必然变形失效。以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雅典为例，这个范围极小却影响极大的文明样态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雅典不仅仅是个面对面的社会，还是一个地中海式的社会。”[54]它以技术理性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不过是“地中海区域的一个民族文化形态”的世界性扩张而已。今天，这个扩张已经从自身的有限性中招致了全面的危机与风险，它超出了西方民族文化固有的技术理性急功近利的属性范围。

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可能就在雅典，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地中海不是整个世界，它所发展起来的辉煌文明并不具有普世性。东西方各有特色，崇洋媚外和数典忘祖会让我们的取经之道变得漫无目的。

其次，东西方的不同导致任何单向度的融汇努力终归都是一厢情愿的美梦，而囿于自身的民族主义或“本土视点”以抵抗“全球化”的企图，终究还是落入“全球化”的圈套，反而成了“恶的全球化”的帮凶。作为“全盘西化”对立一极的民粹主义，其本质是西方精神和物质双重压榨的产物，看似守贞持节，实则投怀送抱：“所谓‘东方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定位的东方观点’，它乃是‘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的一种怨恨的表现。我们却当作‘时尚主义’跟着学了。”[55]既然全球化的基础是“智力”“强力”和“技术”，而西方在这些方面又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我们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如果‘全球化’的今天和未来当真如此、只能如此，请问，‘本土视点’还有多大的能量翻天覆地？”[56]我们必须站（而不是跪）在地上，但不能埋进土里。更何况，全球化本身就是虚妄的想象。[57]

最后，立足自我，兼收并蓄。“漂泊后的还乡之路依然漫长”，如果从检讨各自的长处而非短板开始，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的选择，用时下的术语来说，因为“返乡之路”终归不是解构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解构的工作自尼采以来，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现在该让位于建构了。尽管解构的事情还必须向深处推进，更急迫的任务是要向广度扩展，并让人明白解构的现状、成就和目的，但我们不能等拆解和探析的工作完成之后，再来考虑重建家园的问题。在这个建构性的过程中，任何一方的清理工作都是必要的，都值得尊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尽管能够综合融汇两方（甚至多方）文明遗产的非凡大脑更让人期待。[58]

鉴于东方文明目前的弱势地位，我们的目标“启发非西方人自身的智慧……使世界真正进入相互倾听、相互对话、独立互补、和而不同的道法自然之途”，第一步就要摸清各自的家底，当然就包括真正了解西方，更多地着眼于地中海文明的特点：正是这种户外密切交流的生活方式开启了西方不断深入的政体辩论之路，它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小气地看待西方的优势，回归传统需要最低限度的批判精神以及虚心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态度，古人云“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只有兼容并包的气象才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不至于被漩涡卷走，也才能在伟大复兴和新型文明体系的建设中“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最终“用涉大川”（《周易·谦卦》）。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对政体问题的思考不是书斋冥想和学术作业，而是有着现实以及长远的考虑，它本质上是“社会病理学”“传统毒理学”和“药物动力学”的实验。就目前而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改善一个旧的政体的艰辛程度并不亚于建立一个新的政体，有如补习之艰难并不亚于从头学起一样。因此，一位政治家除了具备以上所说的素质外，还应该有能力帮助现存的政体改正其弊端。……然而，他如果对政体有多少类属茫然无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政治学》1289a3-8，颜一译文）。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

[1] [美]施特劳斯：《进步还是回归》，见《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29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 罗尔斯的《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丝毫没有涉及政体问题（虽然谈到了“制度”）（布鲁姆对罗尔斯的批判，见《巨人与侏儒》，310～33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看起来好像与“政体”问题密不可分，本来也应该认真研究政体，但实际上也没有讨论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最多谈到了“民主”）。

[3] 见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 [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2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5] [美]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7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我们对于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结果，便不知道真正重要的东西了。

[6] [美]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 [德]施米特：《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66页，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 [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2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10] 储建国：《调和与制衡——西方混合政体思想的演变》，267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施特劳斯一生都在指明这样的误会以及走出这种“自以为是”的可能道路。

[11] 余盛峰：《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见许章润、翟志勇主编：《优良政体》，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2]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见《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3]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见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3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王绍光认为最早在中国引入“政体”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的《中国专制制度进化史论》，恐有不妥。

[1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135页、325～3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263页、2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较为集中的讨论见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6]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25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另参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17] [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21.77，见王焕生译：《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27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8] [德]蒙森：《罗马史》（卷三），李稼年译，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327～3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0] 许章润：《以优良政体向时代交卷》，见《优良政体》，4页。许章润这篇“卷首语”以“尚飨”二字结尾，形如祭文，颇堪玩味：他莫非是在祭奠早已仙去且无法“死而复生”的“优良政体”？

[21] 康有为：《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见《康有为政论集》，352页。

[22]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康有为政论集》，151页。

[23]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见《康有为政论集》，338页。另参《上清帝第二书》，134～135页。

[24]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见《康有为政论集》，468页。

[25]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见《康有为政论集》，58页；另参《礼运注叙》，同书，193页。

[26]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康有为政论集》，151页。

[27] “改革开放”或可歪解作字面意义上的“内圣外王”：改制更化以符本土之圣言天道，对外开放以吸纳外国的王制精义。

[28]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康有为政论集》，149页。

[29]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康有为政论集》，218页。

[30] 张君劢：《东西政治思想之比较》，见黄克剑、吴小龙编：《张君劢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31] 张君劢：《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见《张君劢集》，500页。

[32] 张君劢：《张君劢集》，503页。张君劢这篇演讲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之间本来就是矛盾和不相容的，同上书，488页。

[33]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蒋庆的现代化问题意识实际上仍然是西方式的，根本上说，来自西方政治神学和保守主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现代化”理路有所保留。

[34] 丁耘：《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35] 蒋庆：《政治儒学》，3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6] 蒋庆：《政治儒学》，2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另见《“历史终结”背景下“中国政治”的重建》，见《优良政体》，67页。

[37] 蒋庆：《“历史终结”背景下“中国政治”的重建》，见《优良政体》，68页。

[38] 苏格拉底恰恰因信奉神明而被城邦以“不信神”之罪判处死刑！“自由”“民主”“平等”“传统”“人民”的古今含义别若天壤，不是简单贴标签就能解决现实问题的。

[39] [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全新文明的开端处，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它来自第一型文明，又与之争辩，并最终完成它。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前夜，所以愈发显得黑暗和艰难。

[40] 蒋庆：《政治儒学》，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1] 施米特认为人们难以找到一种对政治的明晰定义（[德]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1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他提出以敌友的划分作为政治的标准（甚至定义），这个“合乎规范的定义”不是一个“包揽无遗的定义”，也不是一个“描述实质内容的定义”。施特劳斯看得很清楚，施米特关于政治的看法不是一种普遍的界定，而是针对政治问题的司空见惯的答案，即自由主义，以去除自由主义为掩盖现实所制造的烟雾，也就是“对流行的文化概念进行彻底批判”（《〈政治的概念〉评注》，王贻译，见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19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卓越之士作为“人中之神”，可以超越于政治和法律之外，似乎就接续了乃师柏拉图的“哲人王”观念，尽管对《王制》不乏猛烈批评。

[43] [德]施米特：《政治的概念》，168页、203页（这里原文的Schicksal，“命运”，中文翻译成“谜”，似误；但第164页和第238页又正确地译成了“命运”，193页注释18译作“不幸”。英译本作fateful和destiny，见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7，pp.51，78）。另参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见迈尔：《隐匿的对话》，200页。

[44] 分别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2到4章，第10卷第9章，第6卷第7、8章。另参《政治学》第3卷第4章。

[45] 《政治学》第7卷13～17章，以及第8卷全部。

[46] [英]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卢华萍译，25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47] 转引自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254～25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8] [美]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1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49] 蒋庆：《政治儒学》，12页。

[50] 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见《康有为政论集》，219页。

[51] 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见《康有为政论集》，152页。

[52] 柏拉图：《克力同》54d3-5（参拙译《柏拉图〈克力同〉章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另参《伊翁》533e，536c，《优提德谟斯》277d，《会饮》215e，《斐德若》228b，《法义》790d。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一次都没有出现“科吕班特”这个词，由此可窥他与柏拉图巨大差别之一斑。

[53]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见《康有为政论集》，53页。

[54] [英]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1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5]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文学阅读经验》，2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56]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文学阅读经验》，277页。

[57] 施米特说：“不可能有一个包括整个地球全人类的‘世界’国家。政治世界是一个多元体（Pluriversum）而非统一体（Universum）。……政治的统一体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是普世的。如果地球上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全都达到如此统一，也不再有区分敌友的问题，那么，这就只剩下经济、道德、法律、闲扯（Unterha-ltung）等，而不再有政治，不再有国家了。地球和人类的这一状态是否会出现，何时出现，我不得而知。可是它暂时还没未出现。将它设想为已经存在，这是不诚实的虚构；而如果认为，由于今天大国之间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很容易变成一场‘世界大战’，这场大战的终结必将意味着‘世界和平’，并进而意味着那种田园牧歌般的非政治化的终极状态，这便是明显的混淆视听”（《论断与概念》，6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另据《政治的概念》译文略有改动，前揭，173页）。这里的“不诚实的虚构……混淆视听”，原文eine unehrliche Fiktion...und eine schnell sich erledigende Verwechslung，英译仅仅做self-deluding，见Carl Schimitt.The Conception of the Political.Trans.G.Schwab.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54。大凡有些头脑的思想家都对“全球化”或“普世”之类的话语敬而远之。

[58] 大略言之，引入西学精髓和检点本土资源或可同时进行，各凭天资喜好，分头用功，一两个世纪的重新发掘、整理、解读、阐释、引申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创新，这时，双方才真正有可能会师碰面——目前任何形式的相互掐架都是鸡同鸭讲，根本是不成熟的瞎胡闹。而两个主攻方向内部的争斗，则不是不成熟，而是根本性的品质问题。病态的嫉妒心和门户之见甚至刻意挑起窝里斗，实在可叹、可惜复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