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演进

第一章 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文明由何时开其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试图通贯古今的历史著作——《史记》中，位列全书开篇的是《五帝本纪》。《五帝本纪》讲述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上古圣王的事功圣德，黄帝居于五帝之首，是《史记》所记时代最早的中国统治者。黄帝传说由来久远。春秋时期的人便认为，不论是那些不幸沦为仆隶的亡国遗民，还是势焰正盛的诸侯世族，一样都是“黄炎之后”。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西汉前期，黄帝作为中国“人文初祖”的形象已经确立，黄帝被认为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祖先，是中国文明的最初缔造者，如车、船、笛、琴、文字、算术、历法、甲子、占星术、罗盘、阵法、宫室、养蚕织丝等发明，和许多政治制度的设计创造，在后世都被归功于黄帝或黄帝身边的臣子、后妃。在传统中国人眼里，这些奠定了中国文明深厚根基的文物制度，在黄帝时代已肇其端。

黄帝传说把中国古代史大大地简化了，复杂纷纭的早期中国历史因此变成了一个明晰单一的血亲传承叙事，这当然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比如，中华民族被习惯性地说成是“炎黄子孙”，特别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对黄帝故事的采录，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都在暗示黄帝跟中国文明的最初兴起，有着莫大干系。历史传说一般以一段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为内核，然后在传述过程中将大量类似的，或相关的故事被附加其上，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越传越神，但无论如何，这个内核是存在的。黄帝在传说中被塑造成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中国文明的源头，如此统一的认定，多多少少反映了黄帝在中国文明的兴起历程中曾起到过重要作用——只是今日的我们无法得知详情而已。

不过，文明的开端和人类历史的开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开始讲述中国历史，这种安排或许能够解答中国文明始于何时的问题，但并未回答中国人从何而来的问题，这实在满足不了读史者寻根究底的好奇心。到了唐代，有一位研究《史记》的学者——司马贞，认为《史记》叙事以黄帝为首，对此前漫长岁月里的人的活动忽略不计，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历史。[1]在司马贞看来，一部完整的历史，应该从世界生成，也就是传说中的开天辟地、人类诞生讲起，一直写到史家自己所在的时代。为此他采择皇甫谧、徐观等人整理的传说中创造并教养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神农的故事，补作《三皇本纪》，置于《五帝本纪》之前。在司马贞生活的唐代，关于“三皇”有多种不同的传说，且大都充斥着神话的想象。司马贞本着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试图写出一部作为人的“三皇”的历史，但受材料限制，他没办法把神话变成历史。在《三皇本纪》中，司马贞无奈地承认，即使是学者们整理过的“三皇”故事，也实在是荒唐粗鄙的，他记下来只是为了聊以填补史书的空白。

司马迁与司马贞对于中国历史书写起点的不同选择，很适合用今天学术界关于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设定来理解：以文明的起源为界，全部人类历史由此切分为两大时期——文明起源之前，是漫长地从蒙昧到野蛮的“史前”（prehistory）时期；在文明起源之后，人类进入文明有序、有史可考的“历史”（history）时期。史前时期是人这个物种的进化形成时期，其时人类的生存状态跟其他动物并无根本区别，尚未产生关于人自身的自觉意识，故不可能留下能够真实反映其时人的活动的可靠的精神产品，因而生活在历史时期的人们也就不可能保有对史前时期的祖先们的确切记忆。而在文明起源之后——包括文明开始萌生的时期，人类一般生活在精心构建的村落或城镇之中，依靠在土地上种植农作物或畜养动物为生——多半兼而有之。人与人之间结成了家族、乡邻、戚党、主仆、君臣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群体内的平等被打破，社会分化，一些大人物脱颖而出，取得了凌驾于群体之上的权威，成为群体的管理者或者主人，并利用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发动战争，建筑宫苑城池，制造各种精美器物……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被制造出来。这个时期的人不再是自然之子，而是社会生物，人因此有了对社会身份的警觉和对社会认同的追求。人们发现在人的行为与其命运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人的活动因此被认为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并往往被用各种手段慎重地记录下来，以垂诸后世。历史时期与史前时期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历史时期的人类会有意识地去思考、记录、整理、保存人的活动资料，即有历史传述，而史前时期的人类是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可言的。就中国历史而言，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的名号、事迹，在战国以前的简帛文书、彝器刻铭中常被提及；其族姓后裔的繁育、衍承情况，春秋时期的人还能辨别；成系统的“五帝”传说，在战国时期便已流传开来。至于“三皇”，他们的名号至今难以确考；他们的居地、族属一直渺茫难寻；他们的事迹过分奇幻以致无法用人的标准衡量；且迟至汉代才最早出现关于“三皇”的系统说法。凡此种种，都表明“五帝”传说应有真实的历史内核，而“三皇”故事，恐怕出自历史理念成熟的时代人们对于人类之由来及其最初生活状况的浪漫想象和合理推测。司马迁著史，务求信而有征，故以书传有载的五帝作为其历史记述的起点。司马贞补史，希望贯通古今，究极终始，故在五帝之前补上据传为生民之初的三皇故事。由于二位史家所依据的材料在真实性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其作品的可信度也就相去甚远。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可以做到“雅驯”，即典雅纯正，合乎人类理性。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则摆脱不了“三皇”故事本身的荒唐粗鄙。

尽管司马贞补作“完整历史”的尝试不算成功，但他所持的“通史”应该通贯全部人类历史的观点，仍然值得尊敬，它表现了人类个体对自身所属种群的深切关怀，这也是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总而言之，要讲述中国文明的起源，便需要面对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而关于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的传说，稍微可靠的最多只能上溯至黄帝——即使是黄帝传说也充斥着各种离奇的神话和牵强的附会。祖先并没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关于这片土地上人类早期活动的历史，还需今人去努力探索、发现。

幸运的是，今人的视野已经扩展到全球，不同文明、文化观照之下的历史思考，更容易剥去笼罩在古老传说上的神话与附会的迷雾，揭露出历史的真核。更重要的是，今人掌握了一门古人尚不了解的学问：考古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大量遗物、遗迹让今人掌握了许多古人也不了解的远古历史信息。这些有利条件使今人可以写出比古代历史学家所作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完整的”中国史。

接下来，我们沿着司马贞的思路，去追踪中国境内的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情况。然后，跟上司马迁的思路，去揭开群雄逐鹿的英雄时代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