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繁盛的青铜文明

说起商代文明，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往往就是商代那些雄浑厚重、造型优美、花纹绚丽的青铜器。青铜是铜与锡、铅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合金，又称为吉金。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高、化学性能稳定的优点，有着很高的应用价值。青铜器的大量使用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考古学上便将夏、商、西周三代称为青铜时代。而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铸造的全盛时期，其种类、数量、工艺水平都是十分惊人的。青铜器已经成为商代文明的重要象征。历年以来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不仅分布范围非常广，数量更是数不胜数，光殷墟一地已发现的就有四五千件。商代青铜器的品种繁多，按照用途大体可分为礼器、兵器、生产用具、生活用具和车马器等。

图3.1 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商代中期。河南博物院藏

图3.2 铜钺。商代。河南博物院藏

图3.3 夔凤纹曲内铜戈。商代。河南博物院藏

由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青铜器在商代主要是作为礼器和兵器出现的。青铜器并没有普遍地用于农业生产，可见中国的青铜时代并不是由于生产技术的革新而形成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人的劳动是生产的基础，青铜兵器的使用有利于夺取更多的劳动力。这也可以变相地看作是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而作为礼器使用的青铜器，则体现了商王的权威和贵族的身份，由商王赏赐给贵族，并可按血缘关系进行传递。青铜器的获得，意味着在仪式上对贵族身份的认可，同时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因为这是只有控制了大规模的技术与政治力量的人才能获得的珍贵物品，青铜器只和这些身份尊贵的人相关。在诸如祭祀一类的礼仪活动中，青铜器的种类和数目也是因这些人在贵族中的地位而有所分别的。

在各式各样的商代青铜器中，许多都具有高度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不得不提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司母戊大方鼎（近来有学者将“司”改释为“后”，称为后母戊大方鼎）。因其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3字，且体型呈长方形而得名。专家参考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之一）墓中出土的司母辛方鼎，考证“母戊”也应是武丁的王后，而且根据鼎的重量对比，“母戊”的地位可能还要高于妇好，此鼎应是武丁之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祭器。它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司母戊鼎1939年于安阳武官村被农民在农田中挖出。鼎大如马槽，移动困难，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因担心鼎被日寇所夺，所以便偷偷埋到了地下。直到1946年，才重新挖出。司母戊鼎重875千克，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立耳，长方形腹，四柱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他所有花纹均以云雷纹为底。鼎耳的外廓饰一对虎纹，虎张巨口相向，虎口中饰有一人面，仿佛为虎所吞噬；鼎耳的侧缘饰鱼纹，飞鱼皆头部向上，翅尾展开，极具动感，大有奋力从鼎中跃出之势。鼎腹上、下均饰以夔龙纹带构成的方框、夔龙两两相对，中间隔以短扉棱，作饕餮形。鼎腹四隅皆饰扉棱，以扉棱为中心部分，都是没有花纹的长方形空白地。足部有三道弦纹，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让四足看上去就像四只威猛的巨兽，稳稳地托着鼎身。鼎缺少一耳，后来专家仿造另一耳的样式补铸了上去。经现代科学方法分析鼎的合金成分为：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其他占0.8%，这一分析结果正与《周礼·考工记》上说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致相近。就一般情况而言，铸造方形器要比圆形器困难，更何况像司母戊鼎这样巨大的重器，工艺十分复杂，需要大量的人力分工合作。这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是商代青铜文明中璀璨夺目的瑰宝。除了司母戊鼎之外，其他如四羊方尊、乳钉纹方鼎、龙虎纹尊、象尊、虎食人卣等，无一不体现了商代青铜器狞厉而又精美的艺术。

图3.4 司母戊鼎鼎耳特写。商代晚期。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5 四羊方尊羊首特写。商代晚期。1938年湖南宁乡县黄材镇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商代的青铜器表面多饰以绚丽复杂的花纹，主要流行有饕餮纹、云雷纹、夔龙纹、蟠龙纹、虎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奇异多变的纹样。各种纹样的交互组合形成了商代青铜器的时代风格。除了表面的花纹，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器上还开始铸有铭文，大都是记载铸造器物的原因，很多是由于王室的赏赐，铭文中有时会提到赏赐的数量，有时还会涉及军事征伐和商王出巡的事件。铭文常见的有一两字或三五字，一般是族徽、做器者的族名、氏名或先祖的庙号；多者达三四十字，如帝辛四年商王赏赐亚貘家族的酒器“四祀邲其卣”，共有42字，是已发现商代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这些铭文虽然本来并非是为了记录历史而留下的，但对于我们研究了解当时商代战争、祭祀、王室与贵族的情况却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3.6 羊首兽面纹尊。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馆藏

图3.7 共父乙觥。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上海博物馆藏

商代拥有如此发达的青铜文明，意味着当时青铜的冶炼和铸造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从商代前期到后期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了青铜器冶炼和铸造的作坊遗址。著名的有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铸铜作坊，出土了陶质的大口尊，内外涂有草拌泥，内壁粘有铜渣，应该是熔铜用的坩埚。商代后期的作坊规模更为巨大，在殷墟便发现了很多青铜冶铸作坊，如安阳苗圃北地的作坊。该作坊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不仅出土了体积较大的熔铜炉，陶范也有好几千件，许多尚能拼对成套。商代青铜器的铸造主要有制范和浇铸两道工序。制范一般选用陶范，陶土耐火度高、透气、易得，所以被广泛使用。首先要用泥土制作铸件的完整模型，经过烘烧后，再将湿软的黏土敷到泥模上翻出外范。然后在泥模上刮除一层形成范芯或另作范芯。最后把外范和范芯合到一起，范芯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就是青铜器器壁的厚度。花纹有时雕刻在泥模上，有时刻在外范的内面。浇铸是将熔化的合金铜液浇入范中成形。由于铜液冷却速度快，所以浇铸必须要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铜液冷硬之后，外范便可取下，内范可敲碎取出，铜器表面再稍经磨光修整便可完工。小型的器物可以一次浇铸完成，比较复杂的器形要分别浇铸，然后再将各部分铸接起来。像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器物，鼎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鼎耳是在其上单独铸造的。整个鼎大概需要几十块大小不同的陶范，还需要几十个熔铜炉同时进行熔化，几百名工人同时工作，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是无法完成的。这说明当时青铜工业的规模、分工组织、冶炼技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图3.8 戊箙卣。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馆藏

从商代青铜文明的繁盛程度看，光是殷墟就出土了如此之多的青铜器，可奇怪的是今天在安阳周围并没有发现高品位铜矿以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那么制作青铜器所需的矿产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学者认为，大概那些矿的藏量有限，在古代便已经开采殆尽。还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也有猜测说商代频繁的战争乃至迁都，可能也与争夺与寻找矿产资源有关。总之，青铜器在一定意义上，是统治者手中的必要工具；而青铜的稀缺性和制作青铜器需要高超工艺与大量人力的特点，也使得青铜器成为权力的象征。

青铜文明繁盛的同时，精美的玉器同样反映了商代的文明成就。我国的玉器雕琢工艺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今天已经延续了好几千年。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地的商代墓葬不断出土了大量的玉石。商代出土的玉器之多，是前所未见的，这证明了商代的玉器同样丰富多彩，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史前社会，通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当时神权政治的主要方式，那么玉器就是这种方式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以玉器为代表的巫术活动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前奏，随着礼制时代的逐渐开始，玉器就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如商代祭祀中用玉器的次数就非常之多。由于玉器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玉器的使用权一直被统治集团所垄断，所以能与它亲密接触的绝不是普通大众，而只能是王公贵族。

在安阳殷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先后出土有资料可查的玉器就达到2600多件，如果算上其他流传于世和来路未知的玉器，远不止这个数。在殷墟，出土玉器最多的是妇好墓。1976年，妇好墓共出土玉器达755件，这还不算一些小件的残玉，可以称得上是商代晚期玉器的典型代表。20世纪30年代在殷墟发掘的王陵，由于被盗严重，人们发掘的玉器很少，参照保存比较完好的妇好墓，估计那些墓里随葬的玉器也应该是非常多的。

殷墟的玉器，色泽绚丽多彩，表面光洁度高。玉色以深浅不同的绿色最多，计有墨绿、淡绿、茶绿、黄绿等色。其次有黄褐、棕褐、灰色、白色、黄色、黑色、蓝色、银色和橘红等色。这些玉色中多含有与主色相异的玉斑，纯色较少。殷墟玉器的质料，根据学者对妇好墓出土部分玉器的鉴定，大部分为软玉，软玉中以青玉居多，白玉较少，青白玉、黄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大体都是新疆玉，可以猜测当时商王朝就已经有通往新疆的玉石之路。

图3.9 玉凤。商代晚期。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殷墟的玉器大体可分为7类，包括礼器、兵器、工具、日用器、装饰品、艺术品和杂器。

第一，礼器有琮、圭、璋、璧、环、瑗、簋、盘8种，主要用作礼仪、祭祀等，有些也用于佩戴。其中琮、圭、璋所见较少，璧、环、瑗的数量较多，簋只有2件，盘有1件，均出于妇好墓。这些礼器多刻有花纹，有弦纹、蝉纹、饕餮纹等。其中最为精美的是2件簋，1件呈绿色，另1件呈白色。簋本为食器，也是重大的礼器，多为青铜制造。这2件玉簋外表均雕有纹饰，从制作上看，精美绝伦，为前所未有之器，反映了商代玉器的琢制水平已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当系王室的祭祀或宴飨用器。

第二，兵器有戈、矛、戚、钺、大刀和镞6种，玉制兵器实际是作仪仗用的，乃国家礼仪中的一类，并不适宜用作上阵砍杀。其中以戈的数量最多，矛、钺都很少。戈的形制不尽相同，但都不具备杀伤力。在少数戈上雕有记事性文字。如妇好墓出土的1件大型玉戈，在内的一面后部雕有“卢方皆入戈五”6字。意思是，卢方名叫皆的首领贡入了5件玉戈，可见这件玉器是方国的贡品。此外，妇好墓还出土1件玉援铜内戈，造型上是双鸟形态和饕餮纹的有机结合，在铜内的花纹上镶嵌有绿松石片，工艺精湛。最精美的是妇好墓中出土的1件雕龙玉刀，刀身细长，形如弯月，两面都雕刻有精致的龙纹。龙头向着刀柄，龙尾延向刀尖，细眉目眼，龙口大张。玉刀的纹样和造型异常协调，器用和礼仪相得益彰。

第三，工具有斧、凿、锛、锯、刀、槌、铲、镰、纺轮等。从实物考察，少数铲和某些小刀有使用痕迹，纺轮和一部分小刻刀也有实用意义，至于斧、凿、锛及某些小刀，制作精致，但多数都是象征性工具，有的玉器上有小孔，可佩戴。值得一提的是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斧，深绿色玉料琢制，呈长方形，上宽下窄，上端和斧刃皆呈弧形，两面开口，内前有一穿孔。中部雕一硕大的饕餮纹样，细眉如横，目眼圆睁，立体感较强。虽然是一件玉斧，由于造型和纹样的处理均着力追求圆润饱满的感觉，故少有斧钺之器的凶态，显得温和浑厚。

第四，日用器都是平时日常生活所用之物，是艺术创造和实用相结合的成功典范。玉器作品的生活化源于商代，虽然在当时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但也为后世玉器创作大规模走向社会生活打下了基础。具体主要有梳、耳勺、匕，以及研磨朱砂的臼、杵，调色的盘等，皆为实用之器。如妇好墓出土的一件调色盘，系墨玉制作，盘分上下两部，上为一对鹦鹉，目眼钩喙、短翅曲尾、昂首挺胸、相背而立、神态倨傲。中有一钮，可穿孔悬挂。玉身多处皆以旋纹填充，这是商玉纹饰的一大特色。下为方形盘状，三面有边，一面敞口，犹如簸箕之形。盘面规整，通体抛光。出土时盘面染满朱砂，应为实用之物。还有一件玉梳与调色盘艺术构思相类，上部为一对鹦鹉，下部为梳背与梳齿。两只鹦鹉低首私语，相向而立，神态亲昵，与调色盘上的鹦鹉相映成趣，可见商代玉匠对动物的神情把握十分准确。另有一件饕餮纹玉梳，梳背上的饕餮纹样已失去往日的狰狞，同样显得平静和温和。

图3.10 玉鸽。商代晚期。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五，装饰品是玉器中的大宗，总数达千件以上，品种也较齐全。一类是人佩戴的饰物，包括头饰、冠饰、臂饰、腕饰、串珠和衣上的坠饰等；另一类是装饰在器物上的玉件以及用途不甚清楚的饰品。其中不少作品雕琢得相当精致，堪称殷墟玉器中的精华。

第六，艺术品数量不多，但却是很重要的一项。此类玉器玉质较好，无孔无眼，不能佩戴，应该是作陈列观赏用。如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圆雕玉龙，龙头上扬，龙口大张，齿牙毕现，眉眼之间具有商代兽纹的典型特征。龙腹生两足，且各有四爪，龙身蜷曲，尾尖内环，全身雕有云纹和三角形纹样，是上等的观赏作品。

第七，杂器内涵庞杂，可识别的有玉韘、玉马嚼、玉策、玉琀等。除玉琀外，都较少见。玉韘今称扳指，形似半截壶嘴，背面有一条凹槽，可纳弓弦。正面雕兽面纹，有两个小穿孔。射箭时套于拇指上，作钩弦之用。这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扳指。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殷墟出土玉器的大体情况，也可窥见商代玉器制作水准和繁荣程度。因为玉器是珍贵品，大多用作礼器和装饰品，只有少数的贵族才能使用。它们是死者生前的财富，死者死后还要把这些玉器带入地下，以供他们在阴间继续使用。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深受武丁宠信，她的名字在甲骨文中出现极多，还经常助夫出征。在妇好去世后，武丁将大量的玉器作为财富为妇好陪葬。这是商人把玉器作为珍贵财富的一个很好体现。据史书记载，商朝末年，纣王兵败牧野，登鹿台自焚而死。纣王死的时候是带着大量玉器一起自焚的。据《逸周书·世俘》篇记载，周武王进入朝歌后，派人去搜寻商王朝贮存的宝玉，就“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古代亿为十万）”，可见商王聚敛玉器之多，亦可见商人死后用玉器陪葬的习俗。

纵观商代数百年，玉器工艺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又一个高峰。玉雕技艺的高超精湛，玉器造型的进一步精美成熟，祭祀用玉的丰富，人身和器物用玉范围扩大，国家政治领域的仪仗用玉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全新开发这些都是之前无法比拟的。商代的政治与社会虽然还没有从原始社会的野蛮和对鬼神的恐惧中完全走出，但对鬼神的信仰毕竟逐渐开始怀疑松动。那些曾经被认为神圣不可亵渎的美玉，也开始走向普通社会生活。这无异于为玉器文化打开了一扇宽阔的大门。玉器是商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商代制玉手工业者留给后人的无穷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