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在北美的接受:艺术、市场与合拍片——访哥伦比亚大学Jane Gaines教授
Jane Gaines 李雅琪
【人物介绍】
Jane Gaines: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学教授,从事早期电影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及文化研究。著有《有争议的文化:形象、声音和制度》《火与欲望:无声时代的混合电影》,两本书均获得美国电影与媒介研究学会Katherine Singer Kovacs奖;《历史虚幻:女性电影先锋》及“女性电影先锋数字档案”工作获得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
李:让我们从您最初接触中国电影谈起吧。您是从什么开始接触中国电影的?
Gaines:我最开始接触张艺谋导演是从倪震著作《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Memoirs from the Beijing Film Academy:The Genesis of China’s Fifth Generation,作者倪震,Chris Berry翻译,杜克大学出版社,2003年),那时我在课堂上教授《红高粱》(1987年,1988年获得德国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我对他具有争议性的创作背景和过程非常感兴趣,他在作品中抨击了政府,同时看起来又好像支持中国政府,我对这其中复杂的处理方式及他的创作历程非常感兴趣。我连续十年在课堂上讲《红高粱》,美国学生们都很喜欢这部电影,而且理解电影中的视觉化表达,这部电影把他们带入中国奇妙的历史文化中,美国学生无法抗拒奇妙文化背后的强大吸引力,所以我认为张艺谋的作品激发了美国观众对中国的兴趣,使海外受众看到了1989年之前看不到的中国。换句话说,中国与外界隔绝使一些美国人产生了探索的渴望,而张艺谋打开了这扇门。
李:您对张艺谋作品甚至中国电影印象如何?
Gaines:我非常喜欢《我的父亲母亲》(1999),我在教学中也总是提到电影中母亲跑过一个个山坡追赶父亲的场景。从情景剧研究的角度看,观众属于全知视角,看到两个人越来越远,知道这样的追赶是无用的,但片中人物不知道,女主角从远处跑向摄像机,摄像机并没有跟踪拍摄,而是选择了冷静观察、平行拍摄,远远地、静静地看着发生的一切,镜头就这样跟随着她,看她摔倒、打破了碗,跑得气喘吁吁却没有追上,此时中国传统的悲伤的音乐响起,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感人的时刻。在这部表达纯洁爱情的影片中还呈现了美丽的风景,片中的风景很像我曾经居住的北卡罗来纳。我也很喜欢《满城尽带黄金甲》,有人会觉得这部片子太过奇怪,但对我而言这部电影极具中国历史元素,因为我曾经读过女皇传记,这部影片把我带回到那段历史,可以说重构了历史。此外,影片用大量的人和精心布置的壮观场面营造了皇宫的意象,营造出神秘、肃杀的氛围,这是一个隐藏着家族秘密,充满了敌意和阴谋的场域,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是一场关于王位和宫殿阴谋的视觉盛宴。对于《归来》,我也听到很多批评的声音,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中国“**”这段历史,不明白这期间知识分子的特殊境遇,所以不理解父亲被驱赶走的原因,对于美国观众而言也不会理解女孩背叛自己的父亲使之被送走的这份悲哀。女儿为了自己的前途阻止了父母的相见,因此在等待父亲归来时变得更加痛苦,这样的对比形成了完美的悖论。在等待的场景中,雪景运用的非常到位,很好地营造了氛围。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也出现过雪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中国雪景,像是一幅摄影作品,使观众对中国美丽的雪景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渴望。张艺谋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用声音烘托了雪景,我给你看两张中国关于雪景的明信片,这里的雪有一些沉默、死亡的意味,张艺谋用雪烘托静寂的氛围,然后影片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
李:可以说张艺谋是具有突出影像风格的电影作者吗?
Gaines:我是个不支持“作者理论”的批评家、理论家,因为我认为电影是一部工业作品,比如《归来》的摄影师非常重要、《红高粱》的原著是影片成功的基础,我把电影制作看作是多种贡献的组合。从画画、文学作品、诗歌中评价个体艺术家的价值是非常理想主义,也很西方的,我不知道它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但是很难把一部电影归功于一个人。张艺谋只是电影制作中一个重要环节,可以把导演看作是读解作品的一种方式。从他的电影中可以了解这个导演,我们尽量不去看传记,从1987年至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创作和风格的变迁。
李:从艺术片到商业片,您认为他的作品成功吗?您是怎么判断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
Gaines:我并不认为票房就意味着成功,虽然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口碑和人际传播非常重要。但作为一个批判理论家,我从不说一部电影是否成功,而是看它是否是引人注目的,是否有一个较高的水准,是否将观众吸引到一个象征的世界中去,是否进入了电影营造的另一个故事空间,观影后能给观众留下什么样的体验?对观众来说最难得的体验,是观影结束后还徘徊在电影营造的氛围中,产生一些思考和情感共鸣。
李:您怎么评价《长城》这部商业大片?
Gaines:观众会从剧本、明星、CGI(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电脑三维动画合成)制作的角度评论这部电影,我会谈论这些,但我更关注CGI在影片中的比重是多少,如果在影片中错误地运用了CGI的比重,那么它将成为一部视频游戏,比如《长城》。影片中CGI对塑造怪兽形象贡献很大,因为它是虚构形象,而影片的叙事围绕着怪兽。说起叙事,影片存在一个叙事问题,基于我对悬念的定义,悬念指引着观众跟着影片走,如果叙事不完整或者过多,观众都会觉得不够好。如果在叙事上缺少连续性或者缺少矛盾爆发点,观众会有被欺骗的感觉。所以《长城》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爆发点来得太晚了,影片一直在关心国王会不会得救,但是观众并不关心国王,我想这不仅是对美国观众,对中国观众而言也是,片中的国王只是一个恐慌的小男孩。在影片中国王受难出现的太晚了,应该在片头出现,预示国家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再进入叙事。所以影片在悬念制造方面有一些欠缺,救援带来的冲击性不够强。另一个问题是,通常在情景剧中,获救的是女性角色,但在影片中,这是一个有趣的反转,女将军作为拯救者的身份,但是为什么她一开始就是一位拯救者的原因没有交代清晰。我想影片可以更好地运用爱情的浪漫元素,让感情成为救援背后的推手,林将军因为爱情的驱使而要完成救援看起来更为合理。在影片的最后,她说为了攻克饕餮付出了她的一生,我想为了爱情要比为为了救全人类要更有说服力。还有一个问题,怪兽象征着什么,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强大?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越来越关注生态问题,我想如果把饕餮当作是气候问题的象征,更加关注生态的话会不会更好?因为影片中并没有交代饕餮为何产生?有趣的是设定饕餮每六十年会变得更强壮,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生态指向,随着环境变化他们像细菌一样变得越来越强大,如果不阻止其蔓延会变得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这些都是剧本创作过程中的背景交代问题。
李:除了叙事问题,您觉得人物形象上是否合理?
Gaines:人们总是说好的角色需要一个好的故事,影片的故事没有很好。关于角色,马特·达蒙这个角色是硬汉形象,面对伙伴的不忠及危险的表现不错,在他背后是什么原因驱使他去拯救一个我们不懂的文化?为什么必须是林将军拯救了一切呢?她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更有趣的是她为什么说英语?对于美国观众来讲有助于理解,这也许是为了迎合跨文化观众所做的工作。但是,Thomas Elsaesser提出一个理论,较为成功的国际影片,像是《阿凡达》,有多种文化解读的可能,不需要去刻意解释,这正是文化的神秘之处。我想张艺谋在影片中让景甜说英语、运用好莱坞明星马特·达蒙(Matt Damon)都是为了国际化目标。我认为这部片子可以不用马特·达蒙,只要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英雄就可以,景甜的人物形象需要更加立体,她必须有情感来解释为什么她爱上了他,为什么一直在训练对付饕餮的本领。此外,影片中没有看到食物、没有工人、农民、厨师等角色,只有士兵,人物形象过于单调。
李:对于如何让海外观众接受中国电影,张艺谋也做出了很多探索。搜索Box Office Mojo网站,近些年来外语片票房第一名依然是《卧虎藏龙》,第三名仍然是《英雄》,您认为武侠片在北美为什么成功?
Gaines:关于武侠片,美国观众都知道李小龙。美国观众喜欢看《卧虎藏龙》和《英雄》中优雅的打斗场面,美国类型电影中有很多类似场面,尤其是男性打斗,我们称之为男性情景剧,我想这是北美观众为什么喜欢武侠片的原因之一。此外,从日本的《七武士》开始,很多类型电影中都有武术元素,你会发现武侠片一直在更新,也变得越来越神奇有趣,所以创新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想说的是武侠类型片只是在已有的基础上针对受众做了一点文化上的转变,比如《英雄》中成功地运用慢镜头、CGI技术表现“剑切雨滴”,所以在已有的基础上创新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式。
李:从“借船出海”到“出海借船”,近几年随着经济文化的深入交流,中美合拍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如何看待中美合拍片。
Gaines:我想说,因为这里是资本主义国家,合拍片意味着拓宽资本市场。中国在中美合拍片中是可以收回资本的,英国的第四频道[1]就是通过票房收回成本的,但是它是公共电视台,能制作很多特别的节目来保证从业界获得收益。现在在美国,如果我们能把商业大片的票房收益投入到支持优秀电影创作上去,将会是很好的良性循环。但是很难,因为美国很害怕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政府参与了一切,医疗、垃圾回收、学校教育等各个方面。我想如果中国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在电影行业的未来,比如培养年轻的电影导演、更好的编剧和制片人,这将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如果《长城》算是成功的中美合拍片的话,那只能说美国的大片越来越糟糕以至于无药可救了。大众文化需要迎合的是更多人的想法,因为更多的人会去看一个适用范围更广的商业大片,不要为了赚钱而赚钱,也不要增加过多的文化隔阂,比如关于中国内战的影片,这是中国人的历史,美国人不会了解也不关心,虽然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票房一定不会很好。
李:那您认为什么是比较好的中美合拍片?
Gaines:我觉得较为成功的合拍片导演是吴宇森。吴宇森在美国拍的《变脸》就很成功,中国香港和美国合作拍电影,把美国动作片中好的地方学习到,之后做出了很好的影片,这就是好的合拍片,不失香港元素。我想很多人都忘记了香港电影鼎盛时期的样子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电影节或者音像店会看到很多包括吴宇森作品在内的香港动作片,其在美国的流行程度要比你想象得高。相比较而言,加拿大并没有非常迎合大众文化的作品,他们都把演员送到美国,我想是因为加拿大受众本来就少,需要依靠美国,所以加拿大电影市场并不适合投资。而且不应该把加拿大和美国混在一起说,我们虽然很多年前是一样的,但是后来美国通过革命建立,加拿大没有通过革命,我们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语言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双重语言,大多数人说英语,蒙特利尔地区说法语。
美国在合拍片中想要什么?我想应该是观众,尤其是20岁以下的观众,有位香港学者说中国应该适当放开对年轻人的一些限制,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世界优秀作品。虽然中国的电影院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美国好莱坞更想要观影人群的扩大,而不是赚钱,在中国可能会以为好莱坞以票房来衡量成败,打入中国市场是为了赚钱,但实际上不是,他们期待在中国获得更多的观众,他们想知道中国观众想要什么,美国观众想要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好莱坞的影片在美国和中国都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但是选择《长城》是好莱坞犯下的错误。
(与谈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1] 第四频道是英国公共服务电视台,于1982年2月开始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