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民营电影与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不断开拓，在制作与生产方面进行了深度挖掘，彰显特色资源，激发了大众关注蓬勃发展的中国国产电影的热情，呈现出电影产业的强大优势。但是，电影产业优势并没有被有效地转化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竞争中节节获胜的资本。寻取和保持中国电影的生机与活力，释放产业和市场内在的潜力，促进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的迅速成长，提高其电影产量与市场影响力，拓宽、延伸电影产业的设计思维和市场变革，促进其以更加多维、灵活的方式与开阔的襟怀走向世界，为现实提供创新和补缺的无限可能性，在实施电影市场战略上壮大产业链，这些已经成为电影产业、创意产业发展以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给人更多的期待。

民营电影业，是中国当代电影工业的重要而基本的组成部分。民营电影作为民营电影业涵指的电影生产、业态及传播的载体，内容丰赡，趋赴开放，具有重要的市场、文化意义与作用。

一、不断证实的所指

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发展之快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各种事件迅速交替出现。在此之前，电影环境同样具有开放性本质。电影受到电视以及其他新兴媒体的冲击，电影生产发生转变，不断产生出新的真实与界线。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影业经济指标大幅下滑，适应市场的要求呼之欲出。1992年，全国放映收入从1991年的23.6亿元下降到19.9亿元；观众人次从1991年的144亿猛降至105.5亿。发行收入和放映收入较之前一年分别减少17.9%和15.7%。1992年，与全国放映收入整体下降一致，制片的收入只有1.68亿，不足总收入的1/10。其后几年的情况也并不乐观。1999年7月30日，《文汇电影时报》以《电影市场情况严峻 上半年票房下降》为题，披露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在连续几年票房下降的基础上，1999年上半年的票房“再趋滑坡”，而且下降率不是几个百分点，而是“全国各地的票房收入平均下降50%左右”！其中下降最多的是四川省，达60%以上。上海下降51%，广州下降50%。2000年，以全国最为举足轻重的北京市场为例，“据说上半年票房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1]。面对国内电影票房连年下滑的形势，中国电影产业政策制定者加快了调整和改革步伐。

《电影管理条例》于2002年2月1日开始实行。其在降低准入门槛和培育市场竞争主体方面，为民营电影企业大规模的参与和电影产业的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众多业内外资金开始积极投入，从而激活了整个电影产业。据统计，截至2002年年底，民营电影公司和社会其他力量投资电影的比例已经达到1/3强。2002年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院线制改革，其意义日趋凸显。院线制改变了过去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供片模式，变单一的多层次发行为以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城市主流电影市场（含30多条院线），远比过去的省电影公司所覆盖的范围要大得多。[2]2003年，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了《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等多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行政法规，电影被明确界定为一种产业，民营电影公司和国有电影机构具有了同样的身份。电影市场、电影生产和电影产业化的需求被唤醒。

20世纪90年代，国有电影制片厂共计17家，其特定的航线和前进方向，大体归宣传部和文化厅领导与管理。这17家主要有：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等，以及一些地方省属电影厂，如湖北电影制片厂、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南京电影制片厂（1992年后开始独立承担拍片任务）等。每年的拍片指标是由电影局下达（北京电影制作厂、上海电影制作厂等大厂分得18—20个指标，中等厂有10个左右的指标，小厂则更少）。[3]21世纪以来，这种计划生产体制不断受到质疑和冲击，从而形成了不与传统意义产生对等关系的混合所有制的变化。民营电影公司的出现，改变了电影生产内部原有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电影生产开始关注市场，而国有电影生产机构也开始了举步维艰的改变和革新。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改革占据了中心地位。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和建设，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六大报告作为党的最高文件首次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文化产业”作为概念和话语的言说，为电影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03年9月28日，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同时颁布了三个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2004年一年就颁布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9项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

从关联到自主，有了政府的支持、政策的保障，中国民营电影制片业在相对宽松的国内电影市场格局中迅速发展。2002年，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大片、由民营制作公司“新画面公司”投资的《英雄》在一个多月的上映期结束后，全国总票房达到2.5亿元人民币。

《英雄》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同时也拓展了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国际化空间。该片在北美最终票房达5371万美元；在法国也创出375个拷贝的纪录，被国外媒体誉为“中国最成功的一次文化出口”。在北美等国外电影市场上的成功，让中国电影进入了西方观众的视野，推动了外国电影业界及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的高度关注。民营公司的电影行为被视为为某种特别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而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就在民营公司全面发力参与电影制作、生产和传播的时候，2002年前后，像长影厂、上影厂这样的国营大厂，每年摄制的影片仅有1—3部，并且意义定位模糊，生产难以为继。众多国有制片厂缺乏强大的动力，几乎濒临终极性的停滞状态。国有、正统和官方文本的表面形式承载的关系与结构遭遇挑战，而民营电影生产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指涉明确，富有活力，不断指向新的所指，且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产生了重要的价值。

二、实践、范畴和表征

《英雄》的票房不仅重新定义了国内“大片”的概念，也说明民营电影制作公司务实、精明，拥有具体而独特的锐敏与初步的经验，并且开始捕捉到了国内电影市场的生机。2002年起，中国电影票房以平均每年超过25%的增幅高速增长，自2009年以来，年增幅提速到40%以上的水平，总票房、故事片产量、总收入、银幕数都出现明显增长。2012年国内共生产故事影片745部，全年各类电影总量达893部。国内电影市场迅速崛起，2012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170.73亿元，国产影片票房达82.73亿元，占总票房的48.46%。2013年，中国电影再创佳绩。2013年故事片产量为638部，同比减少107部；全国总票房217.69亿元，同比增长27.51%，其中国产片127.67亿元，同比增长54.32%，进口片90.02亿元，同比增长2.30%。国产影片票房收入在连续9年超过进口影片票房收入且2012年占比低于进口片的情况下，再度以较大的占比幅度超过进口影片。2002年，中国仅有1800多块银幕；可到2012年，银幕数已经超过13000块，到2013年12月，这一数字已经暴增至18000多块。2013年一年增加了接近5000块银幕，增速一年比一年快。电影产业所保持的高速增长的趋势，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电影业中的商业主流电影以及其他充满诚意的创新性影片，作为一种多面向的存在，逐渐聚集成当下电影实践和发展中的基本电影的格局。这种基本电影的重要跃迁及发展变化，体现在坚持改革、创新思维观念、创新传播途径等诸多方面，通过创新提高电影质量，所呈现的是一个争奇斗妍、开放包容而又富有实践智慧和唯实精神的电影世界。

国产商业大片几乎都出自民营电影制作公司之手。《天下无贼》、《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宝贝计划》、《墨攻》、《铜雀台》……2009年，票房过亿元的国产电影达12部，超过2000万元票房的有27部。其中，《建国大业》4.15亿元，《十月围城》2.73亿元，《三枪拍案惊奇》2.56亿元，《风声》2.25亿元，《满城尽带黄金甲》突破2.7亿元票房纪录，《夜宴》1.3亿元，《宝贝计划》9700万元，《墨攻》6700万元。而2013年，全国电影观影人次超过6亿，其中，国产影片票房过亿的达34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西游·降魔篇》、《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一代宗师》以及此前的《人再囧途之泰囧》、《画皮》、《画皮2》、《失恋33天》、《非诚勿扰》、《非诚勿扰2》、《十二生肖》等大片，均出自民营电影公司。

1998年，华谊兄弟公司才真正涉足影视界，开始把目光由电视剧转向电影。投资电影的最初生意，源于当时的华亿影视娱乐有限公司和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一起花高价买下的电影内地市场发行权。1999年，公司又相继投资拍摄了《鬼子来了》和《我的1919》。之后，公司电影生产逐渐转向具有国内外电影观众的商业电影。1999年拍摄了《一声叹息》，2000年投资拍摄了《没完没了》 ，2001年投资拍摄了《刮痧》、《大腕》、《天地英雄》、《寻枪》、《手足情》；2002年投资拍摄了《卡拉是条狗》、《我心飞翔》、《理发师》，2003年投资拍摄了《手机》。此后的《唐山大地震》、《集结号》、《非诚勿扰》（1、2）、《风声》等片，影响巨大。华谊兄弟在2010年，业已占据国产电影票房市场的30%。《私人订制》、《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作为华谊2013年年度重点影片，在市场营销上成效显著。冯小刚执导的贺岁喜剧片《私人订制》更创下新纪录，2013年12月19日该片公映第一天报收票房8000万元，成为中国内地华语2D片首日票房冠军。显然，在市场化过程中，民营电影公司没有经验可取，完全依靠摸索。民营企业的勇敢和眼识之外，电影政治文化版图和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后形成的共同进化、扩张、竞争与发展的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2004年1月，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形势下电影产业改革与发展的新途径。电影被视作产业的这一思路，使得民营电影企业获得了从制作到发行的正式身份和待遇。2005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影院和电影院线、农村电影放映、可录类光盘生产、只读类光盘复制等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投资参股电影制作发行放映领域的国有文化企业，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也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非公有资本由此进入文化产业，获得了权威话语的界定和认同。华谊兄弟等民营公司生产的影片，在国内市场以至在亚洲国家、欧洲、北美主流市场成功上映，所创造的较好票房和受到的观众赞誉，充分显示了民营电影企业参与电影产业的成果。据统计，在这些电影合作、合资制作、拍摄活动中，民营公司依赖于各种不同的条件，不仅参与比例较高，状态趋于活跃，而且口碑与国内市场构成了互动的良好态势，影片生产动力和扩大盈利的渠道不断拓宽。民营公司的介入，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中国电影整体态势的提升和改变。从近年来国产电影投资发行前十名的情况看,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凸显了民营公司的优势,其中华谊兄弟公司、博纳公司等表现突出,每年票房成绩优异，上榜影片数居于前列。民营企业通过运作国产电影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2009年华谊兄弟在创业板完成上市；2013年，由周星驰执导的《西游·降魔篇》创造了仅次于《泰囧》的票房佳绩，成为民营电影公司的新亮点。民营电影生产与更为广阔的经济、金融以及文化伦理力量相结合，形成了稳定的生产规模，为国产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2008年，《赤壁（上）》、《长江7号》、《大灌篮》、《功夫之王》、《画皮》等8部民营电影公司主导或合作拍摄的影片，创造了票房过亿元的成绩，其中《赤壁（上）》票房达3.1亿元。2009年伊始，民营电影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出现“井喷”现象。其中尤其以贺岁档大片最为突出，票房成绩不俗。华谊兄弟等公司出品、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转年结束贺岁档放映，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以投入产出比看，影片用5000万元的成本换回了国内市场3亿多元的票房，以至《非诚勿扰2》很快被列入拍摄计划，并再创票房佳绩；吴宇森的《赤壁》（上、下），挟上、下集人气，获得接近6亿元的票房数字。《建国大业》票房，创下当时中国国产电影市场的一个新纪录；《风声》、《三枪拍案惊奇》和《十月围城》票房也都突破2亿元；而《南京！南京！》（1.7亿元）、《花木兰》、《风云2》、《窃听风云》、《刺陵》等影片对票房的贡献也可谓有目共睹。在这之中，中国香港等地的资金投入和创作机制的融合，表现出活跃的态势。华语合拍大片对自身的信心，再现于电影发展的工业、经济和美学中，并且得到了民营电影企业和多元市场的充分肯定。电影创作与制作空间的拓展，电影宏大叙事及工业操作的复杂性，耗资巨大，对大片融资、扩大生产成本以保障制作及发行利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合拍片数量、规模不断扩大，中国香港电影和内地进行了大面积合作，不断刷新国产单片票房新纪录，打造出新的民营电影的品牌，构成中国电影的新的表征和未来。

2009年的电影市场，票房过亿元的影片很多，其总票房达62亿元。其中7部进口片，票房累计15.7亿元。全年进口片总票房则超过24亿元。《变形金刚2》单日票房4000万元，总票房达4.3亿元，《2012》的票房更是高达4.56亿元，二者位居该年度中国电影票房排名的前两名。2010年全年总票房达到101.72亿元，较2009年的62.06亿元增长了63.9%。2010年国产超亿元的影片有：《唐山大地震》6.73亿元、《让子弹飞》5.4亿元、《非诚勿扰2》3.79亿元、《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9亿元、《叶问2》2.32亿元、《赵氏孤儿》1.8亿元、《大兵小将》1.61亿元、《大笑江湖》1.56亿元、《山楂树之恋》1.45亿元、《锦衣卫》1.43亿元。而进口片（以美国出品为主）在该年票房排名则为：《阿凡达》13.78亿元、《盗梦空间》4.56亿元、《爱丽丝梦游仙境》2.26亿元、《敢死队》2.17亿元、《钢铁侠2》1.76亿元、《诸神之战》1.75亿元、《波斯王子：时之刃》1.58亿元、《玩具总动员3》1.18亿元、《危情谍战》9100万元、《大侦探福尔摩斯》8800万元。其中，2010年第一季度的《阿凡达》的票房，直逼15亿，创造新高。而其实，从2012年开始，不少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票房甚至超过了它在北美市场的成绩，像《泰坦尼克号3D》（2012）、《环太平洋》（2013）等，都是如此。中国电影市场成为美国电影瞄准的主要目标市场。

虽然往往国产片票房占比多年来超过进口片，但好莱坞的市场强势，仍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意义：以民营电影为主的电影市场没有丧失，但国内电影业也不能过早欢欣鼓舞，放弃自己的责任。显然，进口影片所做出的贡献不止是票房，它还对民营电影以至整个国产电影的发展形成了巨大影响。

三、重新语境化

中国电影业卷入全球性的发展和竞争，其中形成主潮的民营电影构成了一种基本电影范畴，其所具有的特征和形式比较明显稳定；与此同时，直接面对电影业的生产力发展，也使民营电影呈现出比较突出的困扰和忧患。

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繁荣，受不同经验之中电影产生的不同体验和电影的接受特点限制，包括民营电影在内的影片文本生产和传播受到好莱坞电影等进口影片的严峻挑战。2010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电影繁荣发展的通知》，提出“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此举显然是为了保护国产片。每年的12月内地不能有进口分账新片上映，其意在保护贺岁黄金档期国产电影的发行放映。但是，这样的保护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要让国产电影能与进口电影在黄金档期里达到共赢、多赢；另一方面，在类似贺岁档这样的重要电影放映时段，调整外片档期，让好莱坞电影等中国电影（首先是民营电影）的“公敌”[4]受到制约，非常必要。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其影响力同样在一定意义上受到消解，尽管首先是因为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阻隔——能够得到世界主流市场观众青睐并大规模进入国外（如北美）主流院线，获得可观票房收益的电影往往局限于功夫动作片等少量类型样式。中国电影从全球市场得到更多机会还是合作拍片、版权销售，除少量影片外，票房收入或合拍片收益难以尽如人意。而进入小众艺术院线的电影节路线的艺术片，进入国际电影市场消费空间的机会更小。民营电影处于所有关系的中心，这样的事实构成决定其生产体制和传播方式的特定意义和语境。

因此，民营电影业面临的更为复杂的挑战，显然更多地来自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背景。目前，中国的电影院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观看电影的需求，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但城镇电影院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电影市场饱和度，发展重点应该在什么方向，需要科学的规划。如果一个县级市出现了多家电影院则会带来恶性竞争。因此，在促成了大量民间资金涌向产业终端，让一度沉寂的城镇影院开始复苏之后，情况仍然复杂。在21世纪到来之前，民营经济介入电影业前后长达十几年，伴随着电影改革的脚步，民营企业在电影行业逐渐取得了制片、发行、院线等各条产业链的“准入证”。2003年6月，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上海金栋相影视制作公司、广东大和影业有限公司、成都峨影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北京联盟娱乐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亿音像实业有限公司这七家民营企业结束代理发行的局面，正式拿到发行执照。其中，博纳公司迅速成长为新兴力量，几乎垄断了中国香港的影片在国内的大部分发行。1999年成立的博纳公司，2003年11月20日与中国保利集团旗下的东方神龙影业公司资金重组，成立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其历经十余年创业拼搏，发展为国内最大的电影发行民营企业，并成为国内首家获颁“电影发行许可证”的民营公司。随着对港资的放开，保利博纳经营范围从单一的发行商开始向制片、发行、院线垂直一体化方向努力。以保利博纳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投资电影大展拳脚，成为从影片制作到城市影院建设的重要资本来源。在影院建设方面，“2003年成都紫荆影城、广州飞扬影城均投资3000万元以上，建成达到国内一流水准的现代化多功能、多厅、数字技术电影城。在浙江，横店集团于2003年7月以1600万元的竞标价击败竞争对手上影集团，购得杭州市电影公司39%的股权; 横店集团亦参与了在中国电影市场有重要分量的院线之一 ——浙江时代院线的股份制改造。中信文化2003年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营电影院线——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公司”[5]。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重塑市场主体，让自身拥有更多绽放的生命，同样受制于很多因素的影响。

2001年8月，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改革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意见》强调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国情，充分考虑精神文明的需要。这样特定的社会环境或背景关系，使得电影生产与意识形态范畴相联系。意义生产过程，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化的要求，电影业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具有了文化政治学的含义。

2001年，随着中国进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着西方电影以成倍的规模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冲击。[6]美国不但会用几十部现成影片转移大量中国观众的视线，而且会有一个长期的扩张计划——所谓的东方战略和反向创新战略，在影片题材选择和表现上增加中国元素，第一时间抢攻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在中国开合资公司，建合资影院，开辟东方院线等。2004年，广电总局发布“43号令”，允许在中方控股51% 的条件下，外资与境内民营电影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这是对国有、民营资本和外资在中国电影业中的角色、作用等进行的新一轮的定位。新规定激发了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到2004年年末，电影生产的国有企业投资比例已下降到50%以下，境外资本、民营资本参与拍摄的影片达到80%。

在制片方面，华谊兄弟、新画面、北大华亿、世纪英雄、海润影视等民营企业相继成立。其中，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作为卖座片的投资方，与中影、上影、西影等国有电影企业既有合作，同时又展开竞争，并逐步成为电影市场的主角。其中，1995年成立的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影制作、发行的民营股份制公司，公司投资拍摄了由张艺谋执导的几部故事片，如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2001年的《幸福时光》等。该公司的影片尽管比较注重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较多反映民俗与市民生活，但是，在市场呈现的无穷的交互圈中进化、适应、探索，很快地进入了商业电影的制作语境。从《英雄》、《十面埋伏》到《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钗》，几乎每部都占据着全国各地影院的主要票房。在2013年以前，与该公司长期合作的是张艺谋。在张艺谋的创作史中，作品的创新性似乎包含着一些由精神层面做出的决定，而这种转型和决定又受到环境（包括商业与市场环境）的约束。他的人生转折之路开始于改革开放时期，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也让他一再感念红色**的内在意义（这在《三枪拍案惊奇》中还能看到残留的印迹）。因此，把问题引向与精神内涵相对应的散文式的环境、产业结构和市场中去，在那里一切都获得了源头和意见。中国电影人文气息淡薄，面临深层次文化危机，一沾到经济以至金钱关系的议题和游戏化的气息，就不可能超越“通常”的形式和主题，这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的。

四、复数特征

需要看到的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主题逐渐淡出中国人日常生活，大众消费文化创造的对电影娱乐性的需求逐渐增强，中国电影面临从政治宣传向大众文化、由政治话语向艺术娱乐的转型。但电影进入公共消费空间，从来也不是纯粹的、单一性的，特别就其整体发展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言，电影的产业转型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化存在实践的关联性。加以众多分散的小型民营公司出于生存、融资和赢利的需要，常常并不将电影作为自给自足的市场产品来对待。这就使得部分民营电影和部分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形成互动，并逐渐脱离中国主流文化市场，形成以主旋律电影为主体的一种非大众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大决战》（李俊、杨光远、韦廉、翟俊杰等导演，1991—1992）、《周恩来》（丁荫楠导演，1991）、《凤凰琴》（何群导演，1993）、《孔繁森》（陈国星导演，1995）、《大转折》（韦廉等导演，1996）、《鸦片战争》（谢晋导演，1997）、《横空出世》（陈国星导演，1999）等主旋律影片，还是特定电影生产体制、环境和接受语境下的产物。它们占据了当时中国电影的主导话语权，具有高度象征性。而由这些作品拓展并生成的电影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主流评价标准和权威话语，高度总结了几乎所有的主旋律作品的特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其极具理论模式化的意义，而这对后来产业化环境下的民营电影/国产电影的形成与规范所起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提出文本的意义具有多重性的问题，认为文本具有复数特征（plurality）。他指出，“作品”体现和创作者的关系，其意义是创作者赋予的，但“文本”的意义则取决于语境。[7]此种解释用来理解国产电影中的不同面向与复数特征，仍然适用。特别是，主旋律影片的取材、策略、模式、环境及意识形态具有强烈而突出的互文特征，其所存在的意义取决于语境的情况，是十分明显的。

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的电影产业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有些影片过分强调政治性而忽视了艺术性，缺少某种使影片从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支撑力量。把主旋律理解得过于狭隘，不去考虑影片的观赏和接受环节，将主旋律题材化，认为只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英模题材、国家重点工程题材才是主旋律，将电影的主旋律价值取向和电影的开放性、多样化人为对立，把不同风格、带有导演个人艺术特质的电影、反映百姓生活的现实题材等类型的影片以及在市场架构下的多元格局的空间窄化，那么民营电影制片公司生存的创作语境、起点和意义，也便不复存在了。

当代电影及其创作选择作为非单一性的存在富有自身的思维与文化特点和历史意义。近年来，大片持续发展，带给电影市场一片火红景象。在总体创作数量颇丰、票房成绩喜人的生产格局中，献礼片作为主旋律电影生产，它的有效动员，配合政治文化传播工作，为树立和展示国家电影的良好形象、营造客观开放的电影舆论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体努力值得肯定。以2009年为例，中宣部文艺局和电影局联合举办了第一批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影片的推介活动，集中推出了《铁人》、《南京！南京！》、《高考1977》、《大河》等影片。有关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协调好放映工作，扩大影片的宣传力度，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2009年8月至9月，第二批重点国产影片推介活动展开，《建国大业》、《沂蒙六姐妹》、《天安门》、《风声》、《惊天动地》等影片，陆续进入主流院线市场。邀请众多明星在片中亮相的《建国大业》、将谍战元素融入主旋律的《风声》，实现了让主旋律影片更加有质量也更好看的目的，受到观众的欢迎。这些献礼作品，尽管质量并不十分整齐，有些明显缺乏竞争力或竞争力完全靠政策力保，但大都时代感强烈，主题鲜明，思想较为深刻，以比较个性化的影像叙事方式艺术地再现历史、反映现实，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意涵，体现了某种叙事、故事、价值体系上的整合、回归与情感表达。作为献礼影片，其本身的拍摄和制作，能保证比较高涨的创作热情，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流化价值的建构，还是演员的表演、镜头的运用、影片画面和配乐等，都体现了积极的自觉意识和比较认真的态度。

献礼片呈现比较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在与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关联中产生正面的意义，因此，不能对献礼片的制作、生产和放映进行简单理解，一律给它随意贴上什么标签。在意识形态宣传与娱乐化的结合上，在对时代的深层潮流的呼应与把握上，献礼片有相当大的空间。与合理的市场运作结合，把宣传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做得好看，使献礼影片的创作增加艺术的质量，使主旋律更加回归到艺术规律当中，将我们当前的电影创作与生产的热忱，引向新的高峰，同样也可能产生具有本土化创新意义、受到市场欢迎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被编导主创人员称之为“英雄史诗片”的《建国大业》及其后推出的《建党伟业》，是较为成功的尝试，曾先后在影市引发较大反响。影片虽然是由国字号的龙头老大“中影”牵头拍摄，但参加投资、制作与出品的单位包含了数家民营公司，这是可喜的重要尝试，也当然是和题材、类型多样性拓展与艺术水准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

五、意义的定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当代电影生产中，数字电影/电视电影的整体水平和层次得到提升，其在民营电影生产以至整个国产电影创作和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像《铁流1949》，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抒写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故事。开国大典的戏很多，这部影片视角选取独特，剧本基础扎实，显示出编剧和导演比较好的掌控力和把握力。刘铁柱担任连长的九连是英雄连，自建连以来有4000多人英勇牺牲，这支只有143人的队伍，奉命由南昌城外烽火连天的战场赶赴北平，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部队训练。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感性表现方面颇有特点。刘连长、冷院长、吴金贵、赵保佑、孔祥文、赵团长、高参谋、贾根财等，形象鲜明生动，演员表演出色，不少细节非常感人。训练场上，以前的历史没有用了，他们将面对全新的考验。“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的法则！”连长和他的兵，“到了哪个山，就唱哪个山的歌”，却仍然饱含**。此外，工业题材影片《百炼成钢》、《铁胆雄心》、《我的中国芯》，公安题材影片《疯狂的玫瑰》、《秋风行动》、《边检站》，军事题材《方队》、《我要飞翔》，农村题材的《绿野飞花》、《骆驼圈》、《玛依拉的天池》，现实题材的《谁动了我的幸福》、《前妻》、《开头那些日子》、《无蝉的夏天》、《独当一面》、《歌舞日记》、《从原点开始》，等等，都具有比较细致的影像表现，给人印象很深，其角色性格鲜明，形象富于个性化的表现，让人看了感觉比较真实。这些影片，全部是中小规模的民营电影公司拍摄的，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电影的成绩和发展趋向。贪大舍小，大片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尽管大片蓬勃的生命力注定是未来主流，但改变大片一统市场的格局，是非常有意义的。电影频道节目管理中心对上述影片生产所起的组织作用非常重要，其中所体现出的新的意义和定位，让人再次看到电影生产潜存的比较开放的可能性和广阔空间。

同样令人感到振奋的倾向是，近年来，从《梅兰芳》、《铁人》、《邓稼先》、《潘作良》、《袁隆平》、《孟二冬》到《中国合伙人》等片，无不在触摸时代脉搏、感受普通大众的情感、思想和心理，闪耀出人性的光亮。这些影片在当下的影坛占据颇为重要的一席之地，提升了国产电影的整体水准。《白银帝国》 、《熊猫回家路》，由民间资本投资，创作者为作品注入艺术“气场”，使之充满人文色彩；极具后现代风格的黑色喜剧《疯狂的赛车》、《三枪拍案惊奇》、《大内密探零零狗》、《夜·店》、《熊猫大侠》等，重在追求娱乐的主调。这样的以搞笑为卖点的喜剧电影，票房成绩大都不错，以至出现票房轻松过亿元的情况。同样，章子怡担任制片人的爱情轻喜剧《非常完美》，也成为市场亮点。在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华语大片主导电影消费市场的情况下，体现电影多维美学表现的中小成本的民营电影，虽然在票房大战中没有和大片形成正面交锋，但是像《斗牛》、《倔强萝卜》、《高兴》、《我的唐朝兄弟》等片，投资不高，但其对小人物史诗的定位以及在制作上的并不马虎，使得这类影片的生命力仍然较为旺盛，并获得上佳的口碑。《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 、《虹猫蓝兔火凤凰》、《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熊出没之夺宝熊兵》等动画电影的制作与推出，也富有创意价值。作为内地本土化动画电影制作代表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一路火爆，先后以9000万元以至往往过亿元的票房取得胜利，成为民营公司生产的电影突破之作。2013年的《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中国合伙人》等片，制作成本仅五千万元左右，但是，这些中小成本影片，却出人意料地收获了数亿元甚至更高的票房。这些国产电影，注重创新和弹性，努力积累非主流剧情片运筹市场的优势，对目标观众的心态把握比较成功、到位。本土电影差异化制作的重启，多片种、多类型影片市场的拓展，使得民营电影公司在题材类型挖掘、市场趋向捕捉定位以及选择精神上显得与众不同，这对于分享经验，寻找对策，夯实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实力，是颇有意义的。

六、从中心到多元

中国电影产业化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从2003年不足10亿元票房，到2012年达到170.73亿元，电影产量也由2003年的140部增加到2012年的745部、2013年的638部，中国成为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第三大电影生产国。2009年，中国电影开始跨入“后百亿时代”。电影产业在当今世界，超越了理性纯粹主义的想象，成为有着巨大效益的直接现实。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博纳影业、星美传媒以及小马奔腾等少数民营公司取得的票房总额，往往能够达到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的三成以上，超过国产电影票房的一半。2013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超过217亿元，其中，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乐视影业三家公司总计贡献了约63.3亿元的票房。民营公司的电影生产，将电影视为文化产品，其在发行方式、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与灵活性。民营电影业不能脱离电影产业的整体存在，从本质上说它也不能脱离生成性的考察方式。民营电影作为电影产业的主体之一，容易与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的社会化个体的认知潜能对接，具有较强的创新设计、应变思维和主体生成能力。民营电影公司的融资方式涵盖了预售发行权、预售版权、投资基金、银行贷款、抵押版权、海内外的企业投资、风险投资、金融贷款、广告投入、个人融资等多种方式。民营电影制作寻求强强联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市场共同开拓，也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包括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及制作机构间的合作、合拍成为目前最成功的制作方式。其中，“中国内地—中国港、澳、台地区—其他资金”的组合形式，其占有比重迅速上升，掀起新一波市场舆情。并且，投资规模越大合拍片的比例越高。融资合拍，不仅聚集了制作资金，传达了合拍方面的多元讯息，同时，也是一个借助合拍方的力量提升营销的选择。民营电影公司的私人性与合作的多维形式，使得影片制作与生产存在投资赢利、规避风险的压力，这就要求民营电影制作公司在电影制作上，必须站在票房赢利的基础上进行制作和探索，关注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如此直面市场和重视票房的结果，便是带来两极的观影评价。来自于社会、舆论和业界的诟病，给包括民营电影人在内的中国电影业者带来不少纷扰。票房火但口碑差的困扰一次又一次强烈地影响着电影的创作和生产。近期银幕上出现较多的恶俗、低级或暴力、血腥的镜头，引起了一些观众的反感和舆论的批评。创意少、跟风多的电影内容创作，不能完全紧跟观众的需求。票房和口碑的矛盾关系，成为一大难题。而一些著名电影人也正在沦为边缘人，放弃自身的责任。不少大片被商业利润所吸引，名实不符，正不断吞下电影拍摄者为追求短期目标而不择手段的恶果。“走市场”虽然可能利润可观，但过于依靠电影市场拉动电影业的增长无疑是饮鸩止渴。

[1] 余韶文：《电影牛郎遥望市场织女》，《北京晚报》2000年7月6日。

[2] 参见童刚：《中国电影业的概况与发展趋势》，《影视文化》2010年第2期。

[3] 童刚：《中国电影业的概况与发展趋势》，《影视文化》2010年第2期。

[4] 张艺谋语，见冯泽：《张艺谋：好莱坞是世界公敌》，《都市快报》2010年3月24日。

[5] 张智华：《百年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经验与展望》，《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

[6] 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中，中方承诺：1.加入WTO后，在与中国《电影管理条例》相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将在每年进口10部左右影片的基础上提高到20部，在3年内达到50部，其中20部电影将采用分账制；2.中国将在3年内进一步放开外资建设、更新、拥有及经营电影院。中国允许外方拥有不超过49％的股权；3.中国允许有49％的外国股权参与合作经营录像和录音带等视听产品销售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