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音乐聆听的只言片语

很早就听说过这个说法：音乐，始于文字的尽头……或者说是：在文字的尽头，音乐响起……

以前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抬高音乐，亦有点贬低文字。或者说，是在“故意”渲染音乐的神秘性，渲染音乐之于文字的优越性。如今我觉得，这种说法只是告诉了我一个常识：文字和音乐，各有其边界。

所以这本小书中的文字，不是谈论音乐聆听的，更不是评论音乐和音乐家的——我没这资格。这些文字涉及的只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把聆听音乐的感受，借助文字作一些“辞不达意”的表达。而且这些表达，都是零零碎碎，只言片语，没有什么逻辑性。

读到木心先生谈及绘画、文学（文字）、音乐等与比喻的关系，绝妙。抄录于下，但“次序”没有按原文：

比喻不是好事，是苦中作乐。

绘画就是比喻，绘画和文学都脱不了比喻。我也嗜好比喻，但只能在音乐、数学里找安慰。

最美的是数学和音乐，令人者迷，完全没有比喻。

我一直是音乐的门外汉，却又莫名地把人生中的很多时间耗费在了听音乐上，可又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窗外享乐”，即是表达了上面的意思。

有人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我想，这没错。起码是“耗费时间的艺术”。至少对我来说如此。对我来说，音乐聆听还和一些回忆有关。那些回忆在我心里如今只是些片断的场景或画面，而借助文字还原出来却也只是些片断：文字的片断。

上海市陕西南路在复兴中路到永嘉路之间，路东，20世纪60年代有个圆顶的小剧场，不对外开放的。那是上海市戏曲学校的排练场，后来被一场大火一烧而光。再后来就在那个排练场的原址上建起了“文化广场”。很多年后我在“文化广场”“沦落”成一个卖鲜花的大卖场时进去买过一次花。那次买的什么花、买花作何用全忘记了。可是依稀记得那个小排练场的舞台。灯光总是亮亮的。舞台上总有着各种站着、跳着、说着、唱着的少年男女。或凤冠玉佩，或青衣长衫。我什么也听不懂，看不懂，只记得那灯影绰绰的舞台。那时我母亲是上海市戏曲学校一名教文化课（中文和历史）的教员，经常在晚饭之后带我去她学校的排练场，就是那个圆顶的小剧场，看戏校京剧班、昆曲班、沪剧班、淮剧班的学生们或排练或教学观摩或汇报演出。

在当今这个“大学”、“学院”星罗棋布的时代，“学校”这两个字似乎让人轻看。不过那个年代的上海市戏曲学校，校长和副校长是我国京昆舞台上的大艺术家俞振飞和严慧珠。而那个年代培养出的学生，有日后名震京昆舞台的李炳淑、杨春霞等。

我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报社工作了六年，走过一些地方，尤其是西北。记得那时候心里总是会有点纠结（用现在流行的词叫纠结）——搞不明白为何当年自己下乡的苏北那么穷。我中学毕业后下乡过两年半。其实那不能算作下乡，因为去的是位于江苏北部盐城（就是当年“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地方）地区大丰县的一个农场当农业工人。和“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最大最本质的区别是，拿工资，每月12元。

和西北的荒凉相比，苏北的自然环境好多了，河湖港叉的，有水则灵啊。我所在的那个连队四面环水。东面的河最宽，叫东大河；其余三面都是人工开凿的河。其中数南面的那条人工河最宽，还有名字，叫五卯酉河。西边和北边的则只能算是渠。在五卯酉河与西边小渠的汇合处有一座废弃了的土砖窑。常常在下午收工后，太阳落下前，土窑的背后会隐约传出小提琴的琴声。美。

我听西洋古典音乐，就是始于那个年代。“引领”我听上西洋古典音乐的，是两位农友和一个电台。我和那两位农友在一个连队，和其中的一位还同一个寝室。他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来自医生家庭，其中一人日后自己也当了医生。记得当年，日后当医生的那个农友随身带着把小提琴。每天日落收工回到宿舍，“梳洗”停当，他都要躲到离寝室很远的那个小土窑后去拉上一段。偶尔也在宿舍里拉。但那时一间十二三平米大小的房间住着八个知青，拉琴得在其他人都不在宿舍的时候。他拉过些什么大都记不清了，只有两段旋律记得很牢。这两段旋律都是莫扎特写的。一段是莫扎特G大调弦乐小夜曲开头的那个主题，另一段是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

当时就觉得那些旋律很欢快愉悦，好听。那些音乐叫什么名儿，谁写的，则都是另一位农友告诉我的。他画画。我们连里的知青都叫他“画家”（也是这套丛书的另一位作者赵穗康）。那时我们每年有一次回上海探亲的假期，为期大概是两个礼拜。第一个年头的“探亲假”，我和“画家”相约一起回上海，一起到他家里听音乐。那时听音乐的设备很简单（在当时已算奢侈），就是一个死沉死沉的电子管开盘式录音机。“画家”总能从他的朋友那里借来大盘大盘的录音带，有贝多芬的交响曲、肖邦的钢琴曲、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等等。我们躲在他家三楼顶层的小阁楼里，还用厚被子“捂”住门，生怕音乐传出门去，被阶级觉悟很高的里弄大姐举报。“画家”的家里还有一台老式的德国产的带播放胶木唱片唱机的电子管收音机。那台收音机带的唱机，还是带自动翻面功能的。不过那台收音机摆放在二楼他父亲的房间里，我没有听过。

“一个电台”并不是我们国家的。那时我们国家的电台里不播放那些东西。那是一个韩国（那时叫南朝鲜）的电台。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情形下发现那个电台每天上下午各有半个小时播放西洋古典音乐，从此我便开始接触到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舒伯特……那时候，半导体收音机还属于高档消费品，稀罕。我们一个连队三百多知青，有半导体收音机的寥寥无几。有个女生，很大方，允许我们借她的收音机“出工”——下地干活，还用她买的电池，这样我们每天在广阔的田野上，能享受到一个小时的西洋古典音乐。

对欧洲古典音乐的“解禁”是在粉碎“四人帮”、“**”结束后。那时广播电台里开始陆续播放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勃拉姆斯。记得刚开始时，电台的播音员总要解释说，欧洲古典音乐是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而兴起的，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代表社会进步的艺术。还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如何如何称赞贝多芬；另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就曾说过，必须每天都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以激励鼓舞自己的革命斗志；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也不乏热爱贝多芬、肖邦的。如周恩来总理、陈老总，就非常喜爱西洋古典音乐。甚至流传有一个说法，说当年周总理在弥留之际，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葬礼上播放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记得粉碎“四人帮”那年（1976年），电台转播中央乐团（现在的中国交响乐团）在“**”后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下半场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

对我来说，有一个“音画组合”的场景，时常会在脑中浮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们农场广播站的大喇叭播放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那次播放的“皇帝”，钢琴独奏是谁，乐队是哪个，指挥又是谁，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在一个日头很好的下午，艳阳已经有点偏西，广袤无垠的大地上，齐小腿高的荒草在阵阵大风中此起彼伏。广播喇叭是那种捆在电线杆子上的大高音喇叭，大约每隔一两百米就一个，高音喇叭中播放的“皇帝”协奏曲第一乐章那个雄壮、豪迈的主部旋律，经由阵阵大风送进耳中，已然汇成了层层叠叠的“立体交响”。

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听音乐的主要渠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交响音乐会等介绍西洋古典音乐的节目。初期的中央乐团的“星期音乐会”，我也基本上场场不落。偶尔也能听到高水准的音乐会。比如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交响音乐会、莱特纳指挥瑞士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音乐会、法国里昂交响乐团（指挥记不得了）在北京红塔礼堂的音乐会，等等。再后来，开始买进口原版的磁带、胶木唱片、激光唱片。

听古典音乐——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瓦格纳、施特劳斯等——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潜移默化改变着我看待人生和世界的视角，影响着我处世的行为方式。我开始“系统地”听西洋古典音乐——听莫扎特，听贝多芬，听肖邦，听柴科夫斯基，听巴赫，听舒伯特，听威尔第，听普契尼，听瓦格纳……听钢琴作品，听小提琴作品，听大提琴作品，听交响曲，听室内乐，听歌剧，听清唱剧……对自己喜欢的作品，会去听尽可能多的各种录音版本。听得多了，就慢慢积累了一些体会和感受，对一些作品的演绎，也有了自己的一孔之见。当然，大都是偏见。

我常常想，西洋古典音乐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音乐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庄严和崇高，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生命的谦卑和敬畏。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贝多芬的“欢乐颂”、瓦格纳《帕西法尔》在我心中激起的对庄严和崇高的真切感受，是文学、绘画、雕塑及其他很多种类的艺术都无法相比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而建筑则是凝固的音乐。我觉得或许也可以说，建筑是物化的音乐。在我为数很少的几次在欧洲，主要是在英伦的游历期间，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教堂。无论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圣保罗大教堂、斯德哥尔摩的“黑教堂”，还是苏格兰、威尔士乡间那些不知名的小教堂，都让我深感自己的渺小以及人类对上苍的敬畏和感激。我不信宗教，但这些宗教建筑让我顿生敬畏之感。

其次，音乐所描绘的世间万物万象，是与文学、绘画、雕塑等其他种类的艺术的描绘完全不同的。高山大海、疾风暴雨、暖暖春日、瑟瑟秋月，音乐对大自然的描绘独具魅力。而音乐对人的描写，对人的情感的描写，更能对人的肉体产生直接的作用并具有直抵内心的震撼力。

音乐还具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就是能激发人丰富的想象力。无论是比较具象的描述性强的音乐，还是比较抽象的表述性强的音乐，都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场景的、情景的、心境的……在音乐中，你能感受到发自内心深处的自由。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对世间万物虽有开怀拥抱的气度，可是能称得上喜欢的实在有限。世间万物，美好的东西太多，与我真正有关的只一两样而已。

古典音乐其实是个“过时”的东西。即使是在她的发源地欧洲（再加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早已经有点日薄西山的味道了。但是听上欧洲古典音乐之后，三十多年来很少再接纳过、喜欢过任何别的音乐。那一批批影响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音乐，乡村的摇滚的爵士的通俗的流行的民族的等等等等，我从来都没被其影响过。从音乐欣赏的角度讲，我早就是一个在时代之外的人。

不过对我来说，从没觉得音乐有什么雅俗之分。我只觉得，我的接受能力实在太有限了。而即便是欧洲古典音乐，三十多年听下来，“范畴”也越听越窄。如今我只喜欢德奥音乐。斯拉夫音乐也有喜欢的，但是很少。不过，我的人生的确深得音乐的恩惠。对此我心怀感激。

在这本讲述我个人聆听西洋古典音乐的点滴感受体会的小书的第一篇短文里，我要表达对刘雪枫的感谢。雪枫之于我可谓亦师亦友。我自以为和雪枫兄在精神气质上有不少相通、相投之处。在雪枫担任三联书店出版的《爱乐》杂志主编的那些年里，正是他的鼓励，令我开始尝试着写一些唱片介绍、翻译一些欧洲古典音乐方面的短文，也写一些自己聆听欧洲古典音乐的感受和体会，在《爱乐》上发表。后来英国权威的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在北京出版中文版，雪枫又推荐我为《留声机》中文版翻译了一些文章。这次又是雪枫邀我写这样一本很个人化的关于音乐欣赏的小册子。而且写的过程一波三折，如果没有雪枫的鼓励和督促，我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的。还要感谢这本小书的编辑陈佳宵，为我这些文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后再次想起木心先生关于音乐、绘画、文学与比喻的那几句话。由此说来，无论对于音乐家还是音乐，我都没有资格做任何评论，这些文字只是写下来，作为我对音乐词不达意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