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述题
1.试述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辩证关系
第一，一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适应，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前提。
（1）人类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源于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活动。物质生产劳动既然创造了人本身，那么作为人的重要属性的精神活动也不外乎是物质生产劳动的产物。
（2）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也就是说，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是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精神生产的发展。信息社会只能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
（3）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关系反映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而人们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他们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第二，一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适应，只是历史唯物论的一方面，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除了受到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制约的一面外，还有其独立性和能动性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反过来也推动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发展。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程度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分工程度越高，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独立性越强，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
（2）在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的发达程度之际，精神生产的状态如何将会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例如，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主要的资源，这并不排斥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而是说不发展信息产业，物质生产和整个社会就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是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3）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既然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区别，就意味着它具有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不同的特殊规律。必须考虑它作为人类精神和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及特殊性。
（郭庆光）
2.美国成为传播学发源地的原因是什么？
从主观方面看，人类的认识能力空前提高。伴随着封建专制时代的消亡，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面目一新，并日趋“整体化”，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正确，各种新理论、新学说大量出现。在此背景下，对传播现象的全面把握和系统、科学的认识终于成为可能。
从客观方面看，传播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极端凸显。工业化使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其必然结果之一是传播活动的日益频繁化和复杂化。特别是传播活动的相对独立化、职业化，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重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终于唤起全社会对传播现象的高度重视。换言之，可能（学科背景）与需要（媒介背景）一旦结合，就顺理成章地产出了19—21世纪众多新兴学科之一的传播学。
传播学诞生在美国是有原因的。近代以来，西方先进而东方落后。西方各国中，又数美国最为发达，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在许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在传播实践和传播研究的领域也不例外。由于它在上述条件（大众传媒的发达程度、科学认识的水准）方面最为先进、完备，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传播学的先驱者和诞生地。
（1）媒介背景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传播活动与其他活动分离是相对独立化、职业化的过程。传播依（信息）内容的不同，可分成实用性传播和娱乐性传播两类。前者又可分为新闻性、宣传性和教育性传播。相对而言，除了新闻性传播之外，其他几种传播活动的独立化、职业化都开始得相当早。但是，细究起来，所有这些传播活动都是单一型而非复合型的传播，因此，无论在人们的通常观念中，还是就其实际功能看，它们都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机构或媒介。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传播机构或媒介，最初是以报纸的面目出现的，由此实现了新闻性传播活动的独立化和职业化。但更为重要的是，报纸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很快地从单一型传播机构发展成复合型传播媒介，从新闻事业转化为大众传播事业，从而推动了整个世界。
报纸诞生于17世纪初的西欧，直到17世纪初，美国才出现报纸。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后起之秀，它快速追上并超过了先行者。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巨大成功，到19世纪中叶，美国率先孕育出世界上最早、最成功的大众化报纸；进入20世纪后，又创立了最早的广播电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更为迅猛，在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基础上，建成了全世界最发达的大众传播事业。从大部分相关指标看，美国皆名列前茅。它还拥有美联社、合众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以及三个广播电视网等一批全球闻名的媒介。这种状况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于是，对大众传播的利用和研究就成为美国社会各界急迫而重大的课题。
从政治角度看，从建国前后起，报纸，后来又加上广播和电视等，就被纳入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一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具体表现为：平时，每个政治家都不能不依赖媒介引导舆论，争取民心，获得选票或维持已有的权力。正因如此，有关议员竞选尤其是总统大选的报道及其研究构成了美国政治及媒介文化的一大特色；战时则更离不开媒介对群众的发动、对士气的鼓舞。尤其是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使这种紧迫性、重要性变得突出。事实上，这方面课题在早期传播学的经典研究中占据了十分显著的位置，如拉斯韦尔等人有关战争宣传的研究等；另外，政治家还发现，无论平时、战时，欲向国内外大众宣扬自身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媒介都是十分合适、有用的工具。
从经济角度看，媒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以其传播的大量经济信息特别是广告，构成了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美国的广告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其中的大多数业务由媒介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媒介为资本主义大厦的支柱之一，可谓恰如其分。第二，为各种企业服务的媒介本身也成为一种企业，为媒介资本家创造出丰厚的利润。如果说，市场经济离不开媒介的协作，反过来，媒介也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滋养。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媒介在美国不仅被政界看重，也一贯受到商界的青睐。
从社会角度看，媒介给大众带来的利与弊都十分显著。就好处而言，大量实用信息的快速传播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各种娱乐信息的提供充实了人们的余暇。就坏处而言，暴力、低俗、色情和煽情信息的泛滥，污染了人们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心灵；不真实、不恰当信息的流传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学界给出正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答案。
概而言之，美国人最早、最强烈地感受到传播的莫大威力，因此，最先萌生了对其追根究底的愿望。这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逻辑起点。
（2）学科背景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的美国，在多种因素（诸如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雄厚的物质、技术力量等）作用下，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适宜开展科学研究的一方沃土。各国、各地区的优秀人才纷至沓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在法西斯大国暴政的驱赶下，欧洲各国知识界的大批精英被迫流亡美国，为营造这一得天独厚的繁荣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仅就传播学领域而言，他们当中早期的四位奠基人中就有两位——卢因和拉扎斯菲尔德来自欧洲，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不可低估。
于是，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积淀和碰撞，在这里孕育出一大批新思想、新科学之硕果。特别需要指出，其中许多成果与传播现象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如社会学、心理学等，由此奠定了传播学的学科基础。换言之，如果人类（以美、欧学者为代表）未取得这些成果，即认识能力尚未达到这个高度，那么，毫无疑问，上述愿望再美好、再迫切，也难以实现。在这种学科背景下诞生的传播学还因此而具有了一种“边缘性”或称“交叉性”、“多学科性”的特色。
（张国良）
3.论述传播学兴起的背景
传播学孕育于20世纪初，诞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它是在美国诞生的。传播学的形成有其基本前提条件，之所以在美国出现，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任何一门学科学科的兴起与形成，必然要有其社会基础、社会需要以及学科基础的需要。传播学的兴起与形成也是如此。首先，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工业化大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和范围大大延伸。企业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走向跨国经营，因而对信息的要求就更高。其次，19世纪已经形成的报业，加上新兴的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逐步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独立的产业——传播业，这给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此，社会亟须关注和思考传播带给人们的一切。另外，传播学的形成还必须有科学发展做基础。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科学革命，实则经历了两次思想革命。人类对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认识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认识广度和认识深度有了大幅度的扩展。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化，学说日益多样化，因此人们能够科学而全面地研究影响日益扩大的传播活动。
传播学的最初提出和形成是在美国。作为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中最为发达的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传播学诞生的摇篮，除了具备上述的基本社会、学科前提条件之外，还有其具体而独特的社会、学科条件。
具体而言，传播学诞生在美国，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学科四个方面的背景。
第一，政治背景。
在政治上，美国的政治家无论是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中还是在四年一次的竞选中，都比较重视利用传播媒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树立形象、争取支持。另外在战争时期，政治家对传播媒介的依附更明显。
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是与两次世界大战密不可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同盟国与协约国在战场展开厮杀的同时，在另一领域也展开了较量，即“宣传战”。美国于1917年正式参战后，威尔逊总统就下令成立了一个机构，即“公共信息委员会”，专门负责美国的战时宣传。它为了宣传美国参战的意义，向社会倾泻了大量有关战争的广告、宣传小册子等，还组织演讲进行宣传。协约国之间为了协调战时宣传，还组建了协约国联合宣传委员会，定期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们对宣传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宣传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有了相当的认识。英、法、德、美等国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产生了一系列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美国对宣传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对后来的影响最大。其中，被称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研究影响最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宣传研究中，美国成立的“宣传分析研究所”引人注目，它是第一个研究宣传的学术机构。该所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艾尔费雷德·李与伊丽莎白·李编辑的《宣传的艺术》。书中归纳整理了七种常用的宣传手法，流传甚广。这些宣传手法“可以被看做为对态度改变的初期理论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间的这二十余年的宣传分析与研究，虽然不直接是传播学研究，但是大大推进了人们对传播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起了重大的作用，又经过战后各国宣传研究学者的总结和分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各国普遍有意识地重视战时的宣传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空前广泛地利用电影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推动了传播研究的深入，为传播学的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从对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传播活动和实践直接催化了传播学的形成。虽然传播研究在两次大战中有了长足发展，但是战争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状态。到了和平时期，美国的政治界也需要传播及传播研究。
战争中传播的威力已有目共睹，传播研究提出的观点和成果为实践所应用，并产生了相当的作用，也被世人，特别是政治家们所共知。和平时期，美国政治家们除了日常的施政宣传、形象工程外，最重要的便是四年一次的总统竞选及各种各类的竞选。在竞选中，为了赢得选民的好感，争取选民的投票率，所有候选人都求助于传播媒介，大张旗鼓地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包括广告、公关、新闻等，在所有的媒介上展开攻势。会不会利用传播媒介塑造形象，宣传施政主张已经成为衡量美国政治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
在美国历史上，传播媒介一直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传统使得美国的各级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传播，进而重视对传播的研究。这便推动了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开展。
第二，经济背景。
在经济上，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中唯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加强了经济实力的国家。战争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都集中在美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的自由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传播学的兴起与大众传播在美国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一方面，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需要垄断资本家向国内、国际市场扩展，生产扩大，产品增多，随之而来的市场拓展和营销行为就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因此，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应运而生了大量的广告公司等机构，并且形成了一种新兴的产业，这正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行业有了空前发展。为了判断传播媒介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购买需要和心理的影响，广告商、公关专家等在垄断财团和企业的资助下不断对广告、公关、消费者以及媒介的经营竞争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对于工商企业来说价值甚大。因此，企业普遍较关注营销环节中的各种传播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的大众传播业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日益壮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完善的经济实体，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产业——大众传播业。美国大众传播业的私营产业特征使其将对市场的研究视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随着各媒介的竞争日趋激烈，得到受众的青睐，拥有更高的发行量、收听（视）率也越来越成为所有媒介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广告客户手中拉来广告，以维持生存和继续发展。这种客观的竞争压力变成了大众传播业关心和思考传播技巧、传播效果、受众等问题的动力。大众传播业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传播规律，改进传播行为，扩大传播效果。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及生存于其中的大众传播业为传播学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土壤，从而使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从第一天起便带有较为浓厚的商业色彩和实用气息。
第三，社会背景。
在社会上，美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互动中媒体给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显示出来。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挟本土未卷入战争而经济却大发战争财之优势，其科学技术有了空前发展，出现了科技革命。新的传播技术推动了传播业的大发展。原有的报纸、书籍、杂志等印刷业持续存在，而广播、电影，特别是电视业的发展最引人注目。新媒介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的问题：一方面受众可以从更多的渠道获取信息，促进社会繁荣；另一方面，媒介中的暴力、色情等内容对受众特别是少年儿童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美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纷纷关注和研究传播业提出的新问题，如媒介与受众和社会的关系及媒介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观念和行为等，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传播学是在美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兴起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均为现实的传播实践。关注实践，研究实践才是传播学兴起的根本。
第四，学科背景。
传播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在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传播学具有多学科综合而成的特点，这种多学科交叉性使传播学成为边缘学科。它既属社会科学，又被视为人文科学，而且带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的痕迹；它既有传播学自己的理论范畴、学术话语，又更多地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范畴。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研究传播学，从而使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异彩纷呈，各成体系。
具体而言，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主要是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及政治学等。随着传播学的兴起及研究的深化，许多学科都与传播学建立了联系、交叉，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研究领域。
在大众传播学产生之前，新闻学是唯一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现象和活动的学科，因此可以说，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基础和前身。新闻学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到19世纪末在美国兴盛起来。随着新闻实践的逐步深化，新闻媒介种类不断增多，新闻学原有的研究范围已经无法涵盖日益发展的新闻业。新闻事业逐步扩大至大众传播媒介业，“新闻”概念也逐步让位于“大众传播”概念。这时便出现了大众传播学。它以人类社会的所有大众传播行为为研究对象。大众传播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便是传播学，即从个别的传播规律——大众传播，再深入研究，上升为普遍的传播规律，即人类的传播活动过程及其规律。因此可以看出，传播学的基本法则轨迹是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三者既相互关联，又有明显的区别。
新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新闻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新闻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便是人类社会的各要素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和影响以及新闻活动的自身发展、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大众传播学则是一门边缘科学，它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假设、理论和方法，聚焦于大众传媒及相关的人的活动，以期得到关于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的可靠知识。而传播学就是要“解释人类传播过程的基本性质，从诸如语义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这样一些领域中得出许多很有研究价值的线索。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充分描述整个的人类传播，然后方可以估量出使用复杂媒介的大众传播的地位”。
新闻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变迁、发展，自己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变革。施拉姆分析整理了1937年到1956年《新闻学》季刊的内容，指出了新闻学发展的四个趋势：
第一，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一般而言，定量分析较具客观性，因为它能以精确数字辨明一个普遍的现象或事实，而定性分析则失之主观。
第二，从人文科学方法到行为科学方法。传统报学以哲学、文学为基础，而大众传播学亦属行为科学之一支，它是以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为基础走向实验的阶段的。
第三，从伟人研究到过程与结构。传统新闻学只以人文科学的方法对报业经营者做传记性描述，而大众传播受牵制的因素变化多端，以致形成环境相连、交错复杂的因果关系。
第四，从区域性角度到国际性角度。由于国际传播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已不能局限于一国或一个区域，它必须延伸至国际范围。
实际上，传播学的许多研究成果、概念、范畴和方法等也被近年来的新闻学研究所应用，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新闻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交融。
传播学的产生可以说是派生于新闻学，但是传播学理论基础却是许多相关学科共同奠定的。其中，尤为重要的学科有社会学，心理学和“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
社会学对传播学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播学借用许多社会学研究范例，其中借鉴较多的是孔德的集体有机体概念等；另一方面，传播学利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如早期传播学研究中对舆论的研究、对宣传的分析、对股票行为的研究等。传播学所用的研究方法大部分来自于社会学。
心理学对传播学的贡献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播学借用了许多心理学研究范例，如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和模仿理论等；另一方面，传播学从心理学中借鉴了实验法等研究方法。20世纪40年代起兴起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都属于技术科学，但是它们在哲学和方法论层面给众多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除社会学、心理学、“三论”之外，对传播学影响较大的还有统计学、数学、政治学、符号学、语言学等。正是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方法。这些学科的学者也都在各自领域涉猎过传播现象的研究。
（胡正荣）
4.国外传播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什么？
国外传播学研究经历了早期、中期、当代三个阶段。
第一，早期的传播学研究。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们将传播研究的对象放在传播效果上，产生了最高的传播学理论，即效果研究中的“枪弹论”。这是受当时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理论的影响。
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这时的传播学研究开始兴盛。一方面形成了传播学，研究者众多，并且纷纷提出自己的传播模式，“50年代证明是模式建立的鼎盛时期”；另一方面，经过学者们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动摇了早先的“枪弹论”，从而出现了传播的“有限效果论”。甚至有学者由此而断言，传播学的研究都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
第二，中期的传播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这个时期是传播学研究突破传统局限，拓展范围，深化内容的时期。一方面，这时的传播学研究已从早期的传播效果研究拓展到传播过程的各个方面。“传播研究及有关模式建立的兴起焦点，已经从寻求对整个大众传播过程的一般理解逐渐转向研究整个过程的各个具体方面：长期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效果；媒介组织及其同社会和受众的关系，受众之选择和反映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特有的内容模式（尤其是新闻和‘现实’信息）的构造等。”另一方面，传播学研究在多个地区开始进行并出现不同的派别。发达国家如英、法等国家的传播学快速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也从早期照搬和模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研究中意识到，它们必须解决自身在传播领域中面临的问题。
这一时期是传播学研究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理论纷呈，研究中的问题也暴露不少。
第三，当代的传播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一时期的传播学研究继承了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研究领域扩大的传统，将传播学研究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因为“大众传播与其他信息处理方式和传递系统（尤其是以电话和电脑为基础的系统）的界限正在日益变得不那么分明”，“传播流动的总图可能随着新的传播功能和期望的出现而改变”。因此，传播学的范围也就不那么明显了。与此同时，传播学研究中派别分流日益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出现的欧洲传播学派以其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性备受人们的关注，被称为“批判学派”，与注重实证分析，强调传播实践的美国传播学派相并峙，人们称后者为“经验学派”。
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兴盛，及至80年代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主流之一。批判学派的传播学研究起源于欧洲，植根于欧洲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之中，但是其影响和发展已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美国、加拿大等注重经验学派的国度也有一些卓有建树的批判学派的学者。
批判学派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主要的流派有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
（胡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