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述题
1.论述唯物史观下的社会传播总过程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中的论述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社会传播的总过程。
第一，信息传播属于与人类的精神生产相对应的精神交往活动的范畴。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在生产活动中，人们互相交往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物质生产，人们围绕这种生产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称为物质交往关系，它具体表现为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另一类是满足社会精神生活需求或信息需求的精神生产，围绕这种生产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称为精神交往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精神交往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播关系。
第二，信息传播既然属于与精神生产密切相关的范畴，那么，要考察信息传播，就不能不考察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是人类特有的两种生产活动之一，它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并与物质生产保持着互动关系。如果说物质生产属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生产或再生产，那么精神生产则属于上层建筑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在受到社会经济基础运动规律制约的同时，受上层建筑规律的制约更为直接。
第三，精神生产既然是一种生产，也必然会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精神生产的生产力是参与社会精神生产过程的一切信息资源等要素的总和。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精神交往关系或传播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构成要素的原则，精神生产关系同样也由三个方面构成：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即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精神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精神产品的分配以及消费关系。一个社会中的精神生产的性质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力的水平和精神生产关系的状态。
第四，传播学既然把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作为自己的首要宗旨，那么就不能单纯地考察狭义的信息“交流”，而必须与宏观的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否则便不能揭示这种关系的实质。马克思曾把物质生产关系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作为精神生产关系的传播关系中同样存在着这四个环节，这些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传播这个“总体”过程的运动。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辩证唯物论关于社会传播过程的系统观。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是在宏观社会结构的普遍联系上把握社会传播过程的，社会传播过程是人类社会总过程的一部分，传播的结构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结构。这些观点不仅丰富了既有的传播学理论，而且为我们观察和分析现代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郭庆光）
2.发展传播研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发展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发展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即发展何以构成；什么策略可以完成发展；传播在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第一，发展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
第一阶段的研究属于进化论范式，将发展和传播看做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的运动，并假定运动、变化和转化，导出相应的阶段。传统社会的传统人要转变成现代人，必须从目前境地向另一阶段运动，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或调适行为和态度，以转向现代化的个体，而这种转变是借助传播来完成的。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纳、施拉姆和罗杰斯等。
（1）拉纳的移情模式
拉纳以中东国家为分析对象，以识字率、都市化率和传播体系为指标，发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然后，他以此为标准，划分出三种社会形态，并由此得出传播体系的变动，既是整个社会体系变动的结果，又是其变动的原因的结论。
拉纳通过分析，形成其理论核心，即现代化过程，就是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的参与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工业发展以后，人口相对集中，使社会城镇化；城镇化带来教育的普及；教育为大众传播的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使社会成员有能力分享信息资源；在城镇化、教育和大众传播普及的基础上，公众获得政治经济参与的条件和权利，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理想的社会。社会的发展总是从传统社会趋向现代社会，介乎它们之间的则是过渡社会。
拉纳进一步指出，传统社会成员的个性结构内在的固定性质，形成了发展的主要障碍。他认为，发展要求社会的个体成员具有新的态度和价值观。而西方社会的现代个性是由历史上出现的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造成的，如农民流入城市等。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类似的条件，因此，有必要强调移情概念，即“从别人的境地来观察自己的能力”或“把自己投射到另外一种角色的能力”，“传播的策略，必须为建设性活动产生合适的态度环境”，这只有通过“转变人的想象力，给予他高度认同新环境的能力”才能实现。动态的心理产生动态的个体，这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关键性要求。在此前提下，拉纳把转变人的想象力的角色归于传媒，将大众传媒形象地称为发展的“奇妙的放大器”。他提出，应扩张大众媒介，使其提供那些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新观念、新习惯、新行为的“线索”。
总的看来，拉纳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故至今仍被视为“传播与发展研究”或“发展传播学”的经典之作。当然，缺点也在所难免。后人的批评和补充主要有以下几点：
他对三种社会形态的分析过于粗疏，未能清晰地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一般来说，传统社会的特征是传播体系不能自立于其他社会体系；过渡社会则以两种传播体系相分裂（都市以大众传播为主，农村以亲身传播为主）为特征；近代社会当然以大众传播的发达为特征，但无论多么发达，总是两种传播体系并存的双重结构。
他对整个（社会和传播的）互动关系的描述也是粗线条的。因此，对具体的传播机制、条件、策略等问题的探讨都留给了后来的研究者。
他只论述了国内的传播要素，而忽视了国外要素的作用。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特别是近代以来，跨国、跨文化传播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意义越来越重大。
他的研究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和参照系，从而忽视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2）施拉姆的传播发展策略
施拉姆于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从宏观战略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充分重视大众传播的作用，加大力度，提高效应，以促进现代化。他全面提出了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传播事业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战略和政策意见；第一次具体而全面地阐述了传播与发展的各种现实问题。这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又把发展传播学推进到更富有实践性的新阶段，对学术界、传播界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施拉姆进一步发挥了拉纳关于传播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学说，认为传播业的发展是同社会总体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传播与社会的其他部门的相互作用。他反复论证和强调了信息传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强调“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没有准确有效的传播，现代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教育和经济基础就不能建立起来”。
从大众传播的三大基本功能（守望、决策和教育）出发，施拉姆指出，媒介可在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即推广农业新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为此，施拉姆具体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传播事业方面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了若干建议。
施拉姆较早注意到全球信息流动不平等现象，正如社会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事业也处于不发达状态，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又反过来阻碍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这种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也同样存在。最需要现代化信息的地方恰恰是传播的稀缺地带。施拉姆指出，消除这种国家和国内信息的不平等、不平衡现象是发展中国家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
施拉姆力求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和具体需要，注意避免简单照搬西方的现成模式，值得充分肯定。但今天看来，他的观点毕竟只是发展传播学最初阶段的成果，一些具体设想也不尽切合实际，难以付诸实践。
（3）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模式
罗杰斯的贡献是使有关发展传播的理论和假设趋于精细和深入。在1962年出版的《新技术的普及过程》一书中，罗杰斯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模式，把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定量化，使其具有更强的应用性。
他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并把新思想、新事物的普及推广看做特殊的传播形态。他将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变化和接触型变化两类，前者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后者的动力来源于外界的新思想、新信息，而第三世界国家大多为接触型变化，即由于西方新观念、新技术的影响，促使传统社会发生变革。因此，社会变革过程也就是创新和发明的推广过程。
罗杰斯提出了一个以“接触大众媒介”为中心环节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包括五个投入环节、一个中心环节和五个产生环节。投入环节包括读写能力、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年龄、世界主义精神，它们决定一个人是否接触大众传媒；中心环节是接触大众传媒，包括订阅报刊、收看电视等；产生环节是接触大众传媒后产生的效果。罗杰斯把接触大众传媒比喻为一种神奇的转换器，只要具备了前五项条件，经其转换，就可神奇地发生后五项成果，实现个人层次上的现代化。
他侧重于个人层次的现代化研究，但同时注意到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及其造成的社会风气，对创新扩散产生的影响强于个人特质的作用。但是，除了落实打消个人特性的社会影响之外，罗杰斯和以前的学者一样，没有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如何促进或阻碍创新传播和国家现代化深入研究。
第二，旧范式的欠缺。
发展传播理论一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传播政策的理论依据。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表明，这些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同时也不乏局限性和片面性。据此而制定的政策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和消极效果，不少发展中国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曲折。传播学界开始反思早期的理论，以拉纳、施拉姆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发展传播理论范式受到质疑和修正。自1970年以来，第一代典范逐渐衰落，第二代理论范式出现。这种状况既是发展传播实践遭遇挫折的反映，也是受到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取向影响的结果。
这一时期出现了修正和批判两种观点。对传播与国家发展研究的第一代范式，罗杰斯等学者持修正的观点；席勒和海尔门等人则持批判的观点，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
罗杰斯等人敏锐地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几个国际事件对发展传播模式的挑战，如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污染的厌恶，使之质疑何为发展的理想模式等。他们指出，西方模式假定不发展的主要原因更多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内部（个人的特性、国家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外部，很少认识到外在限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如国际贸易条例等。因此，第一代范式把发展中的问题主要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而未意识到或较少意识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复合作用。为此，他们断言，旧范式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趋于消逝，至少作为拉美、非洲和亚洲的主要发展模式是如此。他们认为，在考察传播与国家发展时尤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信息传播、社会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平等；大众参与；发展中国家的自信和独立；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的整合。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新的第二代范式。
其实，这一新范式并没有舍弃以往的基本观念，尤其是大众传播有可能促进国家发展的信念，没有丝毫改变，只是从一成不变的统一模式转变为因地制宜的国家媒介政策模式。
与此相对，批判学派的研究者则从社会的整体形态和结构、传播体系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与传播秩序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指出，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达到某些经济数字，而是为了从总体上满足基本的人类生活需要。但是，早期的发展传播学过于强调发展工业，扩大城市，发展经济，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忽视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其媒介的运动不能照搬西方经验，无论是引进西方的先进传播技术，或进口西方的节目和其他精神产品，都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和国力，不能摒弃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能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西化”。他们还指出，不能迷信大众传媒的强大效果，媒介必须与传统渠道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效力。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本操纵了传播内容，并通过技术交流、贸易、人员培训等活动，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价值观，成为媒介帝国主义或电子殖民主义。依附理论则认为，西方提供的现代化传播技术和设备以及“现代化”的传播内容，实质上是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传播秩序的产物。从西方输入传播的硬件和软件，导致第三世界在国际传播秩序中的依赖和从属地位，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在国内，模仿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意味着财富、知识和信息的两极分化，广大民众不可能与少数拥有特权的精英阶层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这样的现代化充其量只是少数特权阶层的现代化。
总的来说，批判学派的观点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媒介与国家现代化的复杂关系的认识，其缺陷在于“破”重于“立”，即侧重批判发达国家的媒介体制和发展状况，而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发展路径提供切实有力的建设性见解。
第三，新范式的兴起。
自1980年以来，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发展传播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新的理论动向，发展传播学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具体地说，研究者进一步肯定大众传播对于推动社会发展能起到重要作用，普遍以多元的立场对待不同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认为各发展中国家应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目标和道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发展传播模式。在批判学派的影响下，发展传播学者更加重视政治和经济环境对传播的影响，进一步意识到传播无法独立产生效果，从而把传播视为整个发展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事业的发展必须以其整体发展政策、战略为前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传播研究更加重视发展政策和计划，重视媒介宣传运动的规划。强调在媒介设计运动中，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评估媒介运动设计者就受众倾向所做的市场调查以及就讯息的易读性和受众反映所做的预测研究，使发展项目、媒介运动既获益于通过市场调查等得到的有关受众的反馈资料，又获益于以传播研究为基础得到的累积知识，使媒介运动设计者能有的放矢地针对发展项目与媒介运动，以引起受众行为变化为目标，设计出合适的媒介讯息，由此改进媒介运动的效果。
同时，研究者还试图克服分析单位、层次方面的一个难题，即如何使大众媒介系统（宏观）分析与大众传播对个人英雄（微观）分析衔接起来。因此，出现了重视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中观效果分析的趋向。
当代学者泰拉尼安的思想代表了发展传播学的一种比较新近的变化和趋势。相对于经验主义和批判主义两大学派，泰拉尼安提出了第三条“传播与发展的道路”，即“社群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与自由主义侧重于自由，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平等，极权主义侧重于秩序而形成对比的是，这一模式要保存的最高价值是“社群”，发达工业社会的环境保护主义、绿色和平运动，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都可被视为它的表现形态。在传播与发展的问题上，泰拉尼安提出了几个要点：传播与发展的参与性模式既有赖于传统的媒介，又有赖于现代的媒介；采用平行的而不是垂直的传播途径，它是自愿结合的和网络性的，而不是单向的和无反馈的；注意媒介技术的双重性以及选择性的发展策略。
（张国良）
3.请针对大众传播系统过程予以论述
当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大众传播业的形成和蓬勃发展。从早期的杂志、报纸演化，到包括电影、广播、电视乃至新型传播媒介在内的一个完整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制。作为社会体制，大众传播已经并且正在对当今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1）大众传播是系统的集合
如同其他社会体制一样，大众传播也是一个系统，并且是一个系统的集合。
首先，它是使经济、社会日益全球化、信息化的电子信息媒介系统的一个系统。我们知道，当今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通过普遍采用信息技术和电子信息装置，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由于利用了信息资源而创造的劳动价值（信息经济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上升直到占主导地位，从而使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关度大幅度提高的过程。信息化将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子系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信息化的过程中，大众媒介体系担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卫星技术和网络技术日益进入现实应用的今天，大众传播已经并且正在创造新的文化形态——电子信息文化。从某种角度看，信息化就是文化体系重构的一个新过程。在这个新的文化体系中，电子信息文化将成为主体之一，它将促进生产、商业、研究、教育、军事以及文化艺术等活动方式的变化，突破时空限制，扩大人们智力活动的范围，为人类创造能力的无限发挥提供条件。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大众传播系统，我们有必要将它放到这一大系统中去考察。
其次，大众传播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大众传播是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它受到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中，大众传播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同时，它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其他社会子系统。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我们认识和研究大众传播不能脱离它所在的这个社会系统。
最后，大众传播自身又是一个由多个系统组成的系统。大众传播是人类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大众传播系统包括传播者、讯息、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和反馈等基本子系统。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播是一个既受所属电子信息媒介系统和所在社会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又具有自身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系统。按系统科学的观点，它是他组织和自组织的统一。作为他组织，大众传播系统的确是在社会和物质这些外部环境的特定作用下形成的。然而，作为自组织，大众传播又是在自己产生、发展的动力下进化的，具有自发和自觉的特征，同时具有不以外部特定作用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大众传播系统在获得自己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相当多的时候没有外界特定的干预，而是自身内部的系统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对大众传播的认识和研究只注重或过分注重大众传播的他组织原理，将其视为可以为外部特定作用任意塑造和干预的社会体制，实践中也是如此。因此，导致大众传播系统活动效率下降，结构或功能失调，整体效益大打折扣。
为了更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大众传播系统，合理架构新型的大众传播系统结构，充分发挥它在经济、社会方面的信息化作用和所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非常有必要了解大众传播的自组织原理。
（2）大众传播系统的自组织原理
大众传播系统同其他社会子系统一样，都是他组织和自组织的统一。既然大众传播也是自组织系统，因此也就带有自组织系统共有的一些原理和特征。
①大众传播系统的开放原理
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前提之一就是系统要对环境开放。大众传播系统不是在平衡过程中形成的平衡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不与环境进行任何交换才得以保持平衡。相反，大众传播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它是在非平衡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系统，它要通过不断地与环境交换、耗散能力和物质才能保持平衡。
对环境开放、与环境交换的目的就是减熵。大众传播系统需要在与其环境的不断交换中减少无序性、增加有序性。“**”期间的大众传播系统是典型的封闭的平衡结构。系统内部的熵值越来越大，变得无序，并且与环境相矛盾。今天的大众传播系统与社会外部环境进行着大量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其进步和发展的有序化程度大大提高。
②大众传播系统的非线性原理
大众传播系统具有所有社会系统共有的特征——非线性。大众传播系统具有无穷多的可能形态。当前，我国的大众传播系统正处在趋极的运动中，我们都在努力探索变化的定态，那可能是我国大众传播系统的一种成熟而有序的模式。我国大众传播系统正处在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尚未到达饱和点，是一种非单调性的运动过程，即非只增不减的过程。它的发展同样呈现出不规则的振**运动。一方面，我国的大众传播系统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外部作用对大众传播系统产生了多重效用的影响；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系统对环境也会有多重输出。我国的大众传播系统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非光滑的变化、突变及发展的滞后性。正因为我国大众传播系统是非线性系统，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从整体的、环境的、动态的角度来认识它。
③大众传播系统的不稳定性原理
大众传播系统也有弃旧图新的自然要求。如同我国社会其他各项子系统都处在转型期一样，我国大众传播系统也处在从无序态走向有序态的过程中。这种系统演化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对演化来说起着决定作用。新旧结构的交替中必然要出现失稳，即旧结构失去稳定，这样才可能出现新结构。在这个不稳定中控制参量的变化尤为重要，控制参量的变化就是系统与环境关系的变化。新的大众传播模式就产生在旧模式的失稳中。
④大众传播的非平衡性原理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远离平衡是大众传播这种耗散结构的源泉。这里的离开平衡态不是说混乱一团，而是说大众传播系统要从环境中吸收能量、物质和信息。我国大众传播系统必须要与其生产的外部环境进行大量的互动，吸收观念形态的大众传播理念和意识要素，吸收物质的大众传播科学与技术要素，吸收大量的大众传播活动赖以进行的信息要素等。这样就演化成一个开放的、在世界舞台上有力量的结构。因为，耗散能力越强的系统进化得越快。
⑤大众传播的序参数原理
大众传播是有序的、有规律结构的系统，其中的“序”是指临界涨落导致对称破缺。我们看到的大众传播系统的无序性归根到底是因为大众传播系统中存在着使系统表现出不同状态的多种因素，如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等。这些因素相互竞争，没有哪一种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但是随着内外客观条件到达某个关节点，则往往只剩下两种（或多种）因素势均力敌，难分上下。这时再加上某些偶然性（临界涨落）的作用，就可以使某种因素趋于主导，压倒所有竞争因素，掌握全局（或称破缺），而使相应的状态脱颖而出。这时，其他因素都会皈依主导因素，不皈依者将自行消亡。当然，也有可能两种或多种状态相互合作，出现一种新的主导的状态。
此处所说的主导因素便是序参数。大众传播运动和发展的序参数是来自系统内部的，即大众传播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基因，它是一种利益形态。大众传播“具有自身的动力学”，“报纸或杂志要有人买，才能生存，或者换句话说，它们是有读者支持的。但是由于这种支持是有限的，必然会出现竞争，从而导致筛选过程……它就必须以最能保证其自身的继续生存的方式筛选资料”。
大众传播系统的序参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支配子系统，具有标志大众传播有序结构出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需要子系统来维持。因此，当今我们着重研究大众传播系统的序参数具有重要的根本意义。
⑥大众传播的役使原理
我国的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的因素相当多。每个因素都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和作用领域。当少数因素能够支配绝大多数因素的时候，即序参数能够迫使其他因素和状态纳入它的轨道的时候，大众传播系统才能形成支配—役使的关系，从而才可能是有序的。现在的无序是多个因素正在争夺序参数的地位的结果，各个因素在不同的时空中组成了不同的役使关系，因此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无序态。
哈肯在分析大众传播系统时指出，大众传播系统的有序是在筛选的压力和序参数的役使下才得以保障的。这对我们认识我国的大众传播系统不无启发。
⑦大众传播的循环原理
大众传播系统有其耦合的方式。早期的大众传播系统多为非循环的系统，即传播者→讯息→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
随着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社会系统对大众传播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众传播系统内部在与环境的交换中走向有序，逐步形成了循环系统，即大众传播系统内部各元素相互作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然而，在我国的大众传播系统中，这种循环原理还没有真正达到循环的循环，即超循环，往往是在外部和内部因素的特定作用下，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能够有一次或多次循环，还未能够形成开放的、有序参数支配下的、自组织的循环。
⑧大众传播的涨落原理
一个社会的大众传播系统不可能永远处在有序态，特别是像我国的大众传播系统正处在转型期。虽如上面所说，我国的大众传播系统正趋向定态，但是它还会出现偏离定态或平均值的涨落。这种涨落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状况，是一种积极因素。出现涨落说明在现有系统结构中出现了需要耗散掉的因素。涨落触发了大众传播系统旧有结构的失稳，需要通过涨落渐趋新的定态，寻找新的结构。实际上，对大众传播系统来说，涨落是一种选择机制，通过涨落选择更适应系统发展方向的结构。
我们需要看到，大众传播系统中的涨落有巨、大、小之分。小涨落没有以上所说的渐趋新定态的作用，相反倒是有破坏作用，“耗散结构是稳定下来的巨涨落”。对大众传播系统而言，只有远离平衡状态的巨涨落才可能形成新结构。
大众传播作为一种自组织结构，其系统内部有着自发、自觉的元素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只是看到了大众传播系统作为他组织的各种原理，忽略了这一社会体制的自组织原理。这是多年来我们使用经典科学的还原论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对大众传播系统认识和研究的结果。这样我们分解了本来作为系统整体的大众传播，机械地分析重建这个系统，并且在我们的脑子中固守一个认识，即大众传播存在着一个基本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存在着不可分的基本单元，这些基本单元受制于简单的基本规律。实际上，社会系统的整体性是无法用还原论加以解释的。
因此，在我们对大众传播系统进行新一轮研究的时候，需要借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来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将还原论和整体论辩证统一起来，认识到大众传播系统的他组织和自组织原理。切实研究开放的、非线性的、超循环的大众传播系统，据此制定系统决策，建构新形态的大众传播系统结构，以适应社会系统的发展要求。
（胡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