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方法
在我国目前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人口的城市转移这些问题都深深地触及了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同时城市化发展、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等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经济问题，甚至与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因此，这一时期研究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必然需要横跨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这一研究既需要这些学科知识的积累，也需要借助这些学科独有的研究方法。本书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归纳推理的逻辑思路上形成以中国城市化发展为视角的对我国土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制度之研究。
1.4.1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对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搜集、鉴别、整理、分析，形成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182]。它作为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对古今中外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为现在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材料。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一直以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资料是非常丰富的。通过搜集、鉴别和整理相关古籍材料、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统计资料、报纸期刊、网络资讯以及前辈们的研究报告、专门著作等，对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学说及理论、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制度及政策、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状况及特征、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水平及成效、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困境及对策等形成系统的认知和观点，为本书提供更为丰富的学术资料。
1.4.2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在各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广泛应用且具有极高价值的一种研究方法，运用该研究方法，可以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而指导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法能将客观事物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程度和保护方法在不同国家、不同制度背景之下都有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又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因素，这就是规律。对于城市化发展、土地流转和农民权益保障的问题，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和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英国、美国、法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等几个发达国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先后经历了城市化的发展并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遭遇了与我国类似的土地问题而出现了农民权益受损的现象，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健全了相关制度。本书通过比较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及韩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建构的农民权益保障制度，为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和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提供借鉴之法。
1.4.3 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重点在于认识客观现象，了解研究对象“是什么”。运用实证研究法，能有效地排除主观方面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客观现象的真实陈述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本书对实证研究法的应用表现为社会调查和采用其他学者社会调查结果两种形式，并进行数据统计和个案分析。首先，笔者于2013年7月—8月、2014年1月、2016年12月—2017年1月三次对山西吕梁A县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实现和受损的现实情况进行调研。其中，2013年7月—8月发放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48份；2014年1月以访谈形式开展调研；2016年12月—2017年1月发放8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08份。其次，笔者对村委会成员、乡镇书记和县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了解A县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和受损状况及原因。同时，笔者还与多个已实现土地流转的农户进行了交谈，从农民的角度了解农民权益保障的内在需求。再次，结合文献研究法，查找其他学者就全国各地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所形成的调查结果和典型案例，对全国土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现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随后，笔者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并结合访谈时获取的信息，参考《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等，以计数、统计、比对等方式分析相关数据和案例类型。在进行理论阐述的过程中，笔者还运用了个案研究法，对重庆、四川、江苏、天津、广东等省份土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为本书提供了充实的实践材料并增强了本书的可信度。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在目前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的设置并不能使农民充分享有城市化发展的成果；相反地，城市化发展面临着“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乡差距持续存在”“三元社会结构凝固化”等威胁。这正是农民土地权益难以保障的表现。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和背景下，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面临重大变革。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之现实，深入研究农村土地和农民权益问题，促进土地流转及实现农民土地权益从而进一步保障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尤为迫切。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能为本研究提供基础和资料，另一方面也为本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通过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以对实践中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现状之调研为进路，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实证研究法等，对我国城市化发展背景下，以实现农民土地权益最大化为目标对土地流转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为国家在目前土地流转中进一步保障和实现农民土地权益建言献策。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费孝通：《乡土中国》，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3] “城镇化”作为中国创造的一个新词汇，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特色的内容。中国幅员辽阔，中小城镇超过两万个。这些城镇的建设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城市的水平，但是城市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城镇化发展的提出更好地诠释了我国中小城镇和农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我们认为，“统筹城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发展城市群”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城乡差异的特殊国情下的产物，也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唯一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必然选择。然而，不管是西方语境下的“城市化”还是富含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其本质是一致的，即“非农化”。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意义上讲，这一“非农化”过程既包括“土地非农化”，也包括“人口非农化”。为保持行文一致，除引用资料外，本书采用国际通用的“城市化”一词。
[4] 转引自文贯中、熊金武：《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符合中国国情吗？——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和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的历史比较》，载《城市规划》，2012（4）。
[5] 郑凌志：《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2010》，203页，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11。
[6] 《国家统计局：中国有近2.3亿名农民工平均月收入1417元》，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323/1957887.shtml，2014-10-26。
[7] 剧锦文：《中国的城镇化与小城镇发展——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考察》，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 文贯中：《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2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9] 厉以宁：《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该开始了》，载《中国报道》，2008（4）。
[10]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就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则会下降。
[11] 王德炎：《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及实现途径》，载《商业时代》，2010（19）。
[12] 关于我国三元社会结构的论述可参见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徐明华、盛世豪、白小虎：《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载《经济学家》，2003（6）。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384～3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3] 群体机制可视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等。
[14] 市场机制表现在农民工处于市场竞争的边缘上，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城市消费市场的排斥。
[15] 奥尔森指出，在集体行动中，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具体内容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2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6] 赵慧珠：《中国农村社会政策初步研究》，296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17] 《农民权益保护：“三农”问题中一块滞后“短板”》，http：//www.zgny.com.cn/ifm/consultation/2006-07-25/101923.shtml，2015-01-27。
[18] 《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协调推进“新四化”建设》，载《人民日报》，2013-01-16。
[19]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源自《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第25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意思是指好的更好，坏的更坏；多的更多，少的更少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20]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高层研讨会专家观点汇要》，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21]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高层研讨会专家观点汇要》，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22] 陈锡文：《三农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载《江苏农村经济》，2013（7）。
[23] 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1785～1862）》，2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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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课题调研组：《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贵港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调研报告》，载《广西经济》，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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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胡丽华认为我国土地市场不成熟表现为：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大都处于非正式流转层面；三是缺乏科学的价格形成和指导机制；四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有形载体——中介服务组织少；五是政府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角色定位不准确。胡丽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的对策思考》，载《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15）。
[89] 陈景华：《制约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分析》，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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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钱文荣：《农地市场化流转中的政府功能探析——基于浙江省海宁、奉化两市农户行为的实证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
[129] 张岑晟指出，政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为：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体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转变地方官员的思想和作风，引导农民形成科学的土地流转观；大力推进制度建设，积极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等。张岑晟：《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主要问题与政府作为》，载《安徽农业科学》，2011（23）。
[130] 常艳红：《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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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这六个方面包括：构建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兑现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管机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李迎生：《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角色》，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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