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官学的衰落与私学的兴起

私学，是源自民间的一种办学形式，与官学相对。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是中国教育制度上的一次历史性大变革，符合时代进步的潮流，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

一、私学兴起的主要原因

私学的兴起，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官学衰落、学术文化的下移使私学获得了产生及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二，士阶层的崛起使私学的存在价值得以显现。

（一）官学衰落，学术下移

带有贵族学校性质的官学在西周末年就已经形同虚设，到了春秋时期，更是名存实亡。导致官学衰落的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首先，王权衰落，礼崩乐坏。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日渐沦为争霸诸侯的傀儡，共主地位丧失，大权旁落，规范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礼制体系被破坏殆尽。各诸侯国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越来越重视军事力量的积累和实用人才的选任，以礼乐之教为核心的官学显然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必然趋于式微。其次，战争频繁，统治者无暇顾及文教事业。春秋时期战乱连年不断，王室、诸侯都忙于争权夺利，根本无心关注学校教育，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日趋衰废。再次，世袭制度使贵族子弟无心向学。世袭制度决定了贵族子弟无须学习亦可获得权力和财富，贵族中普遍存在“可以无学，无学不害”[1]的思想，人人心怀苟且，得过且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学、求学的积极性。

随着官学的日趋衰废，掌管学术的文化官员必须在动**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出路。拥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王官百工携带文献典籍、礼器乐器，逃离官府，流落四方。“学术官守”“礼不下庶人”的教育传统已经难以维系，“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成为历史的真实写照。这些拥有一技之长的文化人分散至各诸侯国，进而扩散至士阶层乃至庶民，使原本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下移到民间，私学由此孕育产生。

（二）士阶层崛起

士，原本为古代男子的通称。西周时期，士特指一个社会阶层，是奴隶主贵族政权机构中的低级官吏。士有武士和文士之分，以领主提供的俸禄为生。武士的职责是护卫，文士的职责是操持礼乐仪式，都不能过问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属于自由民，指那些脱离生产劳动，凭借一定的文化知识或一技之长谋生的人。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与农、工、商并列，位居四民之首。诸侯争霸期间，各种内政、外交、军事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具有足够知识、能力和智谋的人，士由此有了用武之地。各国的诸侯公卿乃至新兴地主阶级为壮大自身力量都竞相养士，礼贤下士成为各国的时尚，用人原则由“亲亲”转向“贤贤”。随着公室私门养士之风的盛行，士的来源也日趋复杂。原周王室司礼乐的官员（如史官出身的老子）、没落的贵族子弟（如宋国贵族后裔的孔子）、受过教育的农工商等庶民（如木匠出身的墨子），都纷纷加入到士的行列当中。

士，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对于当时的政局具有重大影响。他们大多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份出现，指导诸侯公卿制定大政方针、处理行政事务。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并非妄言。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士以教育为己任，聚徒讲学，培养人才，传播、扩散学术文化。各种思想潮流和学术流派随之纷纷涌现，为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实质而言，养士用士制度是一种政治幕僚制度，但由于它具有养才选才的功能，因此客观上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强大力量，对于学校的变革构成直接影响。“士”在当时是身价颇高、富有吸引力的一种职业，为了成为士，人们纷纷就学读书、从师受教。封闭保守且日渐衰败的官学显然无法适应这种社会需求，于是，新的教育机构——私学应时代的呼声而出现，并迅速发展兴盛起来。

二、私学的基本特征

与西周时期的官学相比，春秋战国的私学呈现出一些相当显著的特征。[3]

（一）社会基础——土地私有

西周官学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奴隶主贵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基础之上，教育经费均由国家支出；私学则建立在土地私有的个体经济基础、以新兴地主阶级为首包括农工商等自由民在内的阶级联盟基础之上，教育经费基本为自筹。

（二）管理制度——独立自主

西周官学由国家政权机关主办，学在官府、官师一体、政教合一，并非独立的教育组织机构，教师由官员兼任；私学则是私人根据社会或个人需要创立，学在四夷、官师分离、政教分离，是独立的教育组织机构，教师成为一种独立职业。

（三）施教对象——有教无类

西周官学的入学受身份限制，少数贵族子弟垄断了受教育权利；私学则以自由受教为原则，向平民开放，冲破了种族、地域和阶级界限，使文化知识下移到民间。

（四）教育内容和方式——不拘一格

西周官学以传统的“六艺”为基本内容，偏重历史文化、政治观念和道德思想，有固定的教育场所和设施，制度较为规范；私学则突破了“六艺”的束缚，思想自由，内容新颖，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各家私学不一定有固定场所，流动性强，设备简单。

总体而言，自由是私学的最主要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束缚，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讲学、自由竞争，一扫僵化刻板的官学陋习。这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符合变革时期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扩大了教育对象，丰富了教育内容，使文化知识传播于民间；推动了学术发展，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开辟出园地。

三、各家私学概况

私学发端于春秋中叶。通常认为，私学的首创者是孔子时代的一批教育家，孔子则是其中的最杰出代表。战国时期，蔚为大观的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各家各派都以私学为基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在众多学派之中，对教育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一）儒家私学

孔子是儒家私学的创始人。据史料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4]，可见其教育规模之大，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战国时，儒家分成八派，以孟子为代表的“孟氏之儒”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孙氏之儒”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且各具特色。孟子讲学主要在邹鲁地区和中原一带，他以儒家正统自居，率弟子游历各国二十余年，培养学生难以尽数，著名的如公孙丑、万章、彭更、乐正子等。荀子长期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资望极高。荀门私学以批判性和兼容性著称，很多法家学者就是出自荀子门下。

（二）墨家私学

墨子是墨家私学的创始人。墨子原为儒者，后因反对儒家重礼厚葬而成为叛逆，自立学派，“背周道而用夏政”[5]。墨家私学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颇具宗教社团气息。其门徒多为小手工业者，刻苦耐劳，具有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教育内容以生产劳动、科学技术等实用知识为主，崇尚论辩。墨子讲学主要在北方各国，收徒极严，弟子不多，约百人，但其传人禽滑厘、田襄子、孟胜等为本学派开创了更大的局面。战国时期，墨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据《吕氏春秋·当染》记载：“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儒墨两大学派的对峙与抗衡，扩大了教育的范畴，丰富和深化了教育思想。

（三）道家私学

道家思想的开创者是老子。一般认为，老子反对一切人为的教育，因此并无私学活动。不过，老子熟谙经典、博学多识，连孔子也曾专门向他问礼，或许没有公开设教但小范围的授徒讲学应在情理之中。战国时道家分为两派，其一为稷下黄老学派，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各家之长，适应现实需要，富有革新精神。该学派的教育活动十分活跃，弟子众多，影响极大。其二以庄子为代表，承袭老子“道”的哲学思想，崇尚自然，追求个人精神的解脱。与老子类似，作为隐士的庄子并未开办过正式的私学，但显然存在私下教授门徒的情况。

（四）法家私学

法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因主张法制和变法而得名。早期的法家强调礼、法并重，与儒家较为接近；其后，对“法”的重视不断加强，与儒家渐行渐远、背道而驰，甚至成为最坚决彻底的反儒派。不过，法家与儒家的内在关联却始终未断。法家承前启后的人物李悝，其师承就是孔子的门生子夏；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则是儒学大师荀子的学生。法家学者基本都是在私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但他们反对学术争鸣，提出禁百家之学，以法为教，着力培养“明法”“行法”的人才，将法律诉讼、兵法耕战等实用知识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

三、官私兼融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

公元前4世纪，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之外，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学府，广招天下贤士在此讲学论辩，名为“稷下学宫”。该校名义上是齐国官办，但实为各派私学之总汇，具有高等学府性质，是当时名闻列国的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中心，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有系统文字记载的学校。历经几度盛衰，延续150年之久。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的产物，兼备官学和私学两种性质，集讲学、著述、育才、政务咨议于一体，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学校教育制度。

（一）“不治而议论”的办学宗旨

稷下学宫是齐国国君为招揽才俊之士、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而建立的，但从其办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所学校并没有受到官府的管控，真正实现了学术的独立化和教育的专门化。稷下学宫的办学基本原则——“不治而议论”，就是各家各派可以独立自主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不以国君的好恶为转移，不迎合官府的政治主张；同时，政府也不以行政权力去过问或控制各家讲学，对于符合自己需要的“议论”就采纳，不合则听其自然，不加罪处理。选留教师的根本依据，在于有无真才实学，而不看其政治立场和学术派别。该办学宗旨真正体现了尊贤礼士、尊师重教、学术自由的办学特点。

（二）融官学与私学为一体的管理体制

稷下学宫的办学经费和教育设施都来自齐国政府的划拨，被统称为“稷下先生”的教师均拥有高低不等的学衔，与官学的管理方式颇为一致。不过，考察其内部运作可以发现，稷下学宫实质上是诸子百家私学松散组合而成的一所学校，各学派大师均按照原有的私学制度管理自己的学生、开展自己的教学和学术活动。齐国政府对于各家私学一概接纳，来此讲学研究的学者都能得到很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而且来去自由。来者不拒，去者赠送路费，去而复归者仍将受到欢迎。可见，稷下学宫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学校——冠国立大学之名，行私学办理之实。其动态的组合方式，开放宽松的管理体制，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沃土，有力地推动了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三）自由讲学与学术论辩相结合的教学形式

稷下学宫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和规定的教科书，教学内容及方式方法均由各学派教师自行选择安排。学派之间教学门户完全开放，各派弟子可以随意旁听大师们迥然不同的授课。“期会”，是稷下学宫定期举行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活动，类似于学术报告会或学术讨论会。全校师生和四方游士都可自由参加，相互论辩问难，彼此吸纳融合，不同的学术观点借此得以坦诚交锋。平等而活跃的学术氛围使这所学校焕发出蓬勃生机，各家私学纷纷冲破门户束缚，破旧论、立新说、标新立异蔚然成风；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政治、伦理、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天文地理、语言逻辑、工程技术、农田水利……教学内容之丰富、研究课题之繁多，可谓无所不包。稷下学宫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互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升，而且对于后世的“书院”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细密规范的学生管理

随着稷下学宫的声望日隆、影响渐广，来此求学者不断增多，需要建立一定的常规以约束和引导学生的行为。为此，稷下学宫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弟子职》是《管子》中的一篇，详细地列出了学生在入学受业、饮食起居、洒扫应对、课余交游等方面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和常规准则。该学规为教师的日常管理和学生的自我约束提供了依据及标准，有利于学校良好风气的形成。在其作用下，稷下学宫的教学秩序随意松散却又井然有序，师生之间民主平等但又各循其分。后世学校制定学则、学规大都以此为范本。

稷下学宫，其教学管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水平在当时都堪称世界之冠，特别在学术思想方面，开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稷下百家之学。这所融官学与私学为一体的学校，是我国古代和世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树立了我国古代高等学府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