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家学派的教育思想
儒，本是奴隶社会的一种职业，从事该职业的人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通过为富贵人家“相礼”谋生。春秋时期，孔子承袭西周的礼制宗法思想，建构起一套虽不甚严密但颇具影响的思想体系，由于主张礼治，故被后人称为儒学。孔子之后，儒家发生分化，出现众多支派，其中“主仁义”的孟子和“重礼乐”的荀子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为儒学的兼收并蓄、持续演进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者。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3岁丧父，家境贫寒，自幼聪颖好学，四处寻师求教，博习诗书礼乐。30岁时，正式招生办学，开启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孔子的私学相当成功，社会影响甚广，门徒日众。约40岁时，创立儒家学派，通过讲学活动大力宣传自己的学说。在50岁，获得了从政机会，先后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由于与当时的执政者季桓子政见不一，被迫弃官，率弟子周游列国历时14年。在此期间，孔子一面进行政治游说，一面坚持讲学不息。68岁，受礼聘返回鲁国，专注于教育和古代文献的整理，完成了六经的编撰工作。孔子的思想学说和生平事迹，由弟子们记录汇编成《论语》一书，《论语》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一）论教育作用
孔子认为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教育是立国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在这里指明“庶—富—教”是建设国家必经的三个阶段。在具备了一定数量的人口、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进而教化国民明礼仪、守道德，国家方能强盛持久。从三者的先后顺序中，可以发现孔子强调“教”必须建立在“庶”和“富”的基础之上，缺乏必要的人口和经济基础，教育的社会作用将难以有效发挥。其次，教育是治国安民的一项重要手段。《论语·为政》中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想使百姓知廉耻，而且甘心情愿地归服，治国者应该重德政而轻刑罚。教育是推行德政的得力工具。通过教育传递人伦规范，人人懂得依礼而行，天下自然安定有序，不治而治。
孔子相信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论语·阳货》中，他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论断。性，即先天素质；习，即后天习染。人与人之间在天赋素质方面并没有多大差别，之所以成长为不同的人，主要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结果。因此，一个人要想获得发展，必须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孔子还将人性分为三类，“生而知之者”为上智，“学而知之者”和“困而知之者”为中人，“困而不学者”为下愚。教育对于三类人中的“上智”和“下愚”没有太大影响，但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属于中人，教育对他们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只要努力求学都可以取得进步。尽管“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言论值得商榷，但孔子的上述观点具有极强的进步意义，不仅高度肯定了教育的作用，而且为打破等级限制、人人受教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论教育对象与教育目的
1.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孔子主张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旧习，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有教无类”是孔子创办私学的一条基本原则。这里的“类”可以作多种解释：其一，族类，即招收学生时不分民族、国别。考察孔门弟子的籍贯，可谓五花八门，几乎涵盖了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其二，类别，即招收学生时不问等级出身、不分贫富贵贱。在孔子的门生中，既有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也有投机经商富至千金的子贡；既有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的仲弓，也有出身贵族名门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其三，定规，即招收学生时灵活机动、不循成规。具体来说，对年龄没有限制（在孔子的学生中，秦商只比孔子小4岁，公孙龙则比孔子小53岁），对智力性情没有限制，对学习态度也没有限制（勤奋好学如颜回，怠惰昼寝如宰予）。
总之，孔子收徒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6]。关于“束脩”，通常有两种解释。一为“十条干肉”，引申义为学费、敬师礼；一为古代儿童在15岁时举行的束发仪式，引申为入学年龄。无论哪种解释，都能佐证孔子“来者不拒”的教育对象观。当然，受时代的局限，女子是被排除在孔子的受教育范围之外的。
2.教育目的——“学而优则仕”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通过施行德政以改良社会，而行德政需要大批贤才，必须借助教育之力专门培养。因此，他将教育目的定位为培养从政治世之才。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其思想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7]，就是说，学习是为了从政做准备，学习优秀且有余力的人才能做官；做官以后还要坚持学习，进修提高。这种将学习与官职紧密联系、倡导“任人唯贤”的思想，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度相比，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关于从政治世之才应该达到怎样的规格标准，孔子的回答是：“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8]儒家理想的培养目标是处于人才最高等级的“圣人”，其基本标准为“仁智合一”，即德性与智慧高度统一；贤人和君子也属于人才，虽逊于圣人，但衡量标准基本一致，都需要做到德才兼备、修己安人。
（三）论教育内容
为了实现培养治世贤才的教育目的，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六艺”教育传统，但并不拘泥于此，经过创新和改造，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教育内容体系。《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是说，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包括文化典籍、言行、忠诚、信实四个方面。其中的行、忠和信都属于德育的范畴，可见，孔子的教育内容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体，以知识教育为辅助。六经本是孔子编定并使用的一套基本教材，后世沿用日久，逐渐演变成了六种科目的代称，由此“六经”作为课程总称取代了“六艺”。
《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共305篇。《诗》中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教育价值相当丰富，孔子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9]兴（激**感）、观（提高观察力）、群（培养合群性）、怨（讽刺批判现实），主要体现了美育价值；事父君，属于德育范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属于智育范畴。
《书》，又名《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相传孔子删订为百篇，现今流传下来的共28篇。该书记载了夏商以来，特别是周初奴隶制国家的诏令文告。《书》的编撰目的是让学生学习先王之道，选取的材料都符合垂世立教、示人规范的政治标准。
《礼》，又称《仪礼》或《士礼》，是西周和春秋时期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种典礼仪节的汇编，共17篇。孔子极其重视礼的教育，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乐》，是各种艺术教育形式的总称，具有陶冶性情、净化心灵、移风易俗等特殊价值，通常与礼相配合。孔子认为教育活动应从学“诗”开始，以激**感和意志；进而学“礼”，以约束其言行；最后学“乐”，以形成其性格。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0]。
《易》，又名《周易》，是卜筮使用的书。该书重在讲述事物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朴素辩证观，进而通过各种卦象和卦辞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灾异等多方面资料。孔子编写《春秋》的目的在于用历史来“正名”，即用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来矫正不合“礼”的社会现实。
孔子编修的六经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成套教材，是教材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通观六经，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内容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重人事轻鬼神。其教育内容偏重于历史、政治、伦理等社会现实知识，不设宗教科目，敬鬼神而远之。第二，重文事轻武备。传统“六艺”中的射、御等军事知识和技能学习被淡化，居于次要地位。第三，缺乏自然知识、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知识。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为了从政，“君子谋道不谋食”，无须关心物质生产劳动。
（四）论教学方法
孔子的教育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在此基础上他总结提炼出大量富含价值的教学方法和原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1）因材施教。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倡导因材施教的教育家。宋代教育家朱熹在总结孔子思想时提出了这一概念。因材施教，首先要求教师承认学生之间存在个别差异，并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和才能志趣。孔子对自己学生的情况就相当了解，既清楚学生的长处，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也明了学生的缺点，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然后，教师要有的放矢地灵活运用各种方式激励学生，实现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效果。《论语·先进》记载，子路和冉有曾问过孔子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却得到了不同的回答。旁边的学生困惑不解，孔子解释说，冉有做事经常退缩不前，所以我鼓励他“听到了就去实行”；子路敢作敢为，所以我让他慎重行事。
（2）启发诱导。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启发式教学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孔子相信，只有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获得的认识和经验才是坚实可靠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设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引导他们积极思考问题、努力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因势利导、适时点拨，使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1]的道理。愤，即心求通而未得；悱，即口欲言而不能。如果学生没有处在“愤”或“悱”的主动求索状态下，仅靠教师的灌输将无助于他的进步。
（3）学、思、行结合。孔子将学习过程归结为学—思—行三个环节，三者紧密相连。首先，学是基础，是求知的唯一手段。为学者必须广博地学习各种有益的知识，既要吸纳典籍中的间接经验，也要获取实践中的直接经验。对于学习过的知识要经常复习，以便牢固地掌握。其次，学与思要相互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2]。在学习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积极的思考贯穿学习的整个过程。最后，学与行要相互联系，实现“学以致用”。学是手段，行才是目的。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3]的确，学习得来的知识和道德如果不能应用于实际生活，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学习也就丧失了自身的价值。
（五）论道德教育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和贤人，在他的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占据着首要地位。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与“仁”。“礼”是社会关系的基本标准和行为规范，人人都应该做到知礼守礼。不过，“礼”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仁”才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就这样，孔子在礼的旧形式中注入了“仁”的新内容，从而实现了对周礼的改良，既提升了道德高度又呼应了时代的变动和需要。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深富情感性。仁爱的情感与外在的强制灌输是直接抵触的。因此，道德教育必须依靠学习者的自觉努力。鉴于此，孔子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意义的德育原则。
（1）立志有恒。孔子强调，人生在世不能仅仅安于物质生活，应该树立高远的理想和志向，追求有价值的精神世界。具体来说，就是要立志追求仁德，“苟志于仁矣，无恶也。”[14]立志不难，难在坚守有恒，怎样才能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呢？首先，安贫乐道，不为物质享乐所牵绊，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15]；其次，不畏强权，抵御外界干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6]，“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17]。
（2）克己内省。克己，就是约束、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当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非分的欲望，不因利己而损人、损社会，他的言行才会合乎“礼”的规范，其道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所谓“克己复礼为仁”[18]。内省，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反省。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9]；另一方面在于锻炼自己的思考和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0]。
（3）慎言敏行。言，是道德认识水平的体现；行，则是道德修养的最终检验标准。因此，孔子强调在德育过程中，要特别重视道德行为的训练和道德习惯的培养。作为君子，应该做到言辞谨慎而行动敏捷，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21]。教师在考察学生的道德修为时，也要以能否“躬行”为主要指标，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4）改过迁善。人非圣贤，难免会有过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过失。对于自身犯下的错误，正确的态度是敢于承认并积极改正。有了过错但能够虚心改正，不再重犯，将会得到大家的尊敬，如同子贡所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22]如果掩盖错误、文过饰非，那就成为真正的过错了。对于他人的过错，孔子则强调应采取宽容的态度，“既往不咎”。
（六）论教师
孔子从教四十余年，以自身的实践和言论近乎完美地诠释了为师之道。在一名优秀教师应具备哪些素养这一问题上，孔子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1）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认为，教师能够教好的前提是，自己首先要学好。教师自己“学而不厌”，才可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欲望。自青少年时期，孔子就勤奋好学，学无常师，而且将这一习惯延续终身。他的学识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好古敏以求之”的结果。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总是怀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遇事必问。“学不厌”是为师的前提，“教不倦”则是为师者的珍贵品格。孔子以教为乐，教诲学生毫无保留，“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23]即使身处困境，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学生子贡因此赞美他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24]
（2）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孔子在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身教的价值。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5]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事情，教师必须首先做到。榜样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为师者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学生才会受到感化，进而学习效仿他的行为。当然，强调身教，并不是说言教不重要。言教重在说理，以提高道德认识；身教重在示范，以成就道德行为。优秀教师都善于将有言之教与无言之教恰当地结合在一起。那些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空洞说教，即便内容正确，也难以引发学生的共鸣和认同。
（3）师生平等，相互促进。如何对待和处理师生关系，这是教学活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孔子看来，师道当然是神圣庄严的，但尊师重道与师生平等并不存在矛盾。他教导学生说：“当仁，不让于师。”[26]当学生反驳自己或向自己提意见时，他总是诚恳对待、从谏如流。此外，孔子还认为教学过程并不是教师的单方面传授，师生之间可以实现教学相长。据《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答：“绘事后素。”子夏由此联想到礼与仁的关系，继续问：“礼后乎？”孔子非常高兴地说：“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个小故事传神地勾勒出一幅师生相互启发、共同受益的和谐场景。
孔子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其教育思想和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他创立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文化学术下移；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了教育的地位；提倡“学而优则仕”，提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编定六经，奠定了后世儒家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总结教育实践经验，提出众多行之有效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风范，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幼年丧父，其母贤德，“孟母三迁”的故事广为流传。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后人将子思、孟子二人的学说合称“思孟学派”。孟子成年后即开始私人讲学，曾率弟子周游列国20多年，推行“仁政”思想，虽处处受到礼遇但政见未被采纳。晚年回到故乡专心从事著书和讲学。后世儒家认为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传，尊其为“亚圣”。《孟子》七篇记述了孟子及弟子的言论，是研究孟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一）论教育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得民心。孟子在政治上的基本主张是“施仁政”，强调君主应以德服人，而仁政必须以教育辅助之。“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27]政治手段只会让百姓畏惧，教育手段则能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戴。通过施行良好的教育，百姓懂得了忠孝仁爱的道理并遵循不悖，社会就可以实现安定，政权也将因此得到稳固。
教育的个体作用——求放心。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四种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端”，即开端、起点或可能性，如果能够对这些先天善性加以修养扩充，就会成长为仁、义、礼、智。仁、义、礼、智是天生的良知良能，并非外界的后天施与，因此，教育对个人的作用就在于找回散失的本性，保存和发扬天赋的善端，也就是“求放心”。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勤于学习都可以有所成就，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28]；反之，则与禽兽无异。由此可见，孟子一方面主张道德天赋，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教育对于人发展的作用。
（二）论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
在考察夏商周各代的学校之后，孟子将中国古代学校的教育目的概括为——“明人伦”。人伦，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具体包括五对关系，即后世所称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用来维护上下尊卑的宗法社会秩序的一套核心道德观念。“明人伦”，就是通过教育培养遵循人伦关系的仁义贤德之士。
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相适应，孟子建立了一个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体系。该体系以“孝”和“悌”为中心，由仁、义、礼、智四德教育构成。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29]意思是说，仁的实际内容是孝敬父母，义的实际内容是顺从兄长，智的实际内容是懂得仁和义的道理而不违背，礼的实际内容是能恰当合理地遵循仁和义。孟子之所以把孝和悌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是期望以父子、兄弟的血缘宗法关系来影响君臣、臣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从而实现社会改良。这种思路，开端于孔子，孟子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后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
（三）论理想人格与道德教育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主张培养君子和贤士，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何谓“大丈夫”？孟子做出的描述就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0]。在他看来，大丈夫要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及道德修养，而且能够抗拒物欲的引诱和强权的胁迫。即使不得志，也能够独自坚守原则。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概念，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为道德教育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如何才能实现这一人格理想？孟子认为主要依靠自我修养。具体来说，在德育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持志养气。持志，就是坚持崇高的志向。孟子强调志士仁人应该把道德理想放在人生的首位，个人幸福次之。如果二者发生矛盾不可兼得，要做到“舍生取义”。一个人有了高尚的志向和追求，就会具有与之相应的精神状态——“气”。志与气紧密联系，互为因果。因此，在德育过程中要将持志与养气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有志于道，坚定不移；另一方面要注意平时的存养，通过积累善言善行来养育“浩然之气”[31]，从而获得道义上至高至强的力量。
（2）动心忍性。这条原则强调的是意志磨炼的重要性。志统率着气，浩然之气是由刚强之志统率的，而坚强的意志必须经过艰苦的磨炼才能成就。自古以来凡有大成就者，都曾在艰难困苦中磨炼出超凡的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32]。只有身处逆境当中，心灵才会受到震撼，性格才能得到磨砺，才智也由此得以补足。在一定意义上，环境越是恶劣，对人的造就也就越大，因此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3）反求诸己。一个人在做任何事情时，如果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要从自己本身寻找原因。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33]意思是，爱别人而别人却不亲近自己，就该反问自己的仁爱程度够不够；管理别人却没有管好，就该反问自己的智慧谋略足不足；尊敬别人却没有得到应答，就该反问自己恭敬之意诚不诚。总之，凡事都应反躬自问、时时反思，进而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论教学原则与方法
在教学活动层面，孟子和孔子的思想存在一定区别。孔子重视通过闻、见获取知识，强调学思并重；孟子则轻视闻、见的作用，更强调理性思考的价值。在他看来，学习是一种对内心世界的探索，教学的关键在于启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而不是强制性地灌输知识。
（1）深造自得。个体要想获得高深的学术造诣，必须深入学习、刻苦钻研。“深造”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自得”才是关键。孟子说：“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34]作为学生，必须发挥主动精神，自觉追求学问，这样才能形成稳固而深厚的智慧，遇事才能运用自如、左右逢源。作为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愿望，设法激发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而不可强为人师。另外，“自得”也意味着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不轻信、盲从权威经典，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35]。
（2）盈科而进。这一原则强调的是学习过程应该循序渐进。孟子在此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36]。流水不注满低洼之处就不会向前行进，君子立志行道也是同样道理，不达到一定程度就不能通达。凡事进程过于迅疾，势必会影响其实际效果，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37]。教学是一个自然有序的过程，需要遵循其独有的规律，“盈科而后进”。急于求成，盲目推进，不但没有助益，反而会造成危害。
（3）专心有恒。学习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不论学生的智慧高低、教学的内容难易，只要注意力集中、专心学习就能有所收获；心不在焉、三心二意，自然一无所得。专心的同时还必须持久连贯。孟子举例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废井也”[38]。学习就像挖井一样，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功亏一篑。孟子又举例说，即使是天下最易成活的植物，晒它一天，冻它十天，也不能生长。所以，学习需要坚持不懈，不能时断时续、一曝十寒。
（4）教亦多术。学习重在学生的专心自得，并不意味着教师无所作为。孟子认为，教师的作用在于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他说：“君子之所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39]对于不同的学生，有的应及时教化，有的应成全其德行，有的应发展其才能，有的可以解答其疑问，有的虽不曾及门但可间接受教。总之，教师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成长发展。
三、荀子的教育思想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战国末年赵国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长期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是最有德望的教师，曾“三为祭酒”[40]。后为楚相春申君所器重，任兰陵县令。晚年定居兰陵专事著述和教学。传世的著作《荀子》，共32篇，大部分为其亲笔所写。
（一）论教育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荀子认为“礼”对贵贱、贫富、君臣、长幼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使人与动物得以区分，是维持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由于“礼”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他高度重视礼法教育。主张君主治理国家应该以礼教为前提，以法治为辅助，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安定，国富民强。
教育的个体作用。荀子明确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的命题。首先，性与伪是相互对立的。性，就是人性，指人的先天素质。伪，就是人为，指通过后天修养、学习而产生的种种变化。人的本能中不存在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人之所以能为善，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其次，性与伪又是相互联系的。性为素材，伪是对素材的加工。只有二者统一，“性伪合”，才能实现对人的改造。因此，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起伪”，即通过人为的努力变化人的本性，使人改恶迁善。最后，教育要想实现“化性起伪”，必须重视环境影响和个人努力这两个因素。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环境对人的影响力相当重大，而环境又是可以由人来选择的。当环境、教育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互协调、目标一致时，任何人都可以改变本性，即便是“涂之人”也有可能成为大禹一样的圣贤。
（二）论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
荀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贤能之士，即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擅长治理国政的各级官吏。他把儒者划分为三个等级：俗儒、雅儒和大儒。俗儒徒有儒者之名，学术肤浅，仅会教条诵读，对当权者阿谀奉承，欺愚者以求衣食，根本称不上人才。雅儒学习并实践诗书礼义，能尊贤畏法，虽创新不足，但不自欺欺人，光明磊落，属于可堪任用的人才。大儒，是最为理想的人才。他们知识广博、见识高超，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能自如应对各种新问题新环境。一旦被举用，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三年即可一统天下。显然，大儒是教育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格。
在教育内容方面，荀子继承了孔子的六经教育并加以推广。与强调“内省”的孟子不同，荀子认为教育是一个不断积累知识、道德的“外铄”过程，所以他非常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将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在荀子看来，六经作用不同，各具特色，已经囊括了天地间的一切学问和道理，“《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41]。在诸经之中，荀子最重视《礼》。与孔子的兴诗、立礼、成乐的顺序不同，荀子主张以明礼义为本，提出“学至乎《礼》而止矣”。
（三）论教学
1.学习过程——闻、见、知、行
荀子认为学习是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由低到高可以分为闻、见、知、行四个环节。闻和见，是学习的起点和基础，是知识的来源；知，是思维的过程，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提升的过程；行，是学习的最高阶段，由“知”所得来的认识不一定可靠，必须通过“行”加以验证。所以，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42]荀子的学习过程理论完整而系统，比较准确地阐述了知与行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而且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指明了一条清晰的路径。
2.学习方法——积少成多，坚持不懈
荀子认为学习需要做好渐进的心理准备，积小方可成大，既不能妄想一步登天，也不能轻视每一个细微的进步。他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43]从小事做起，珍惜每时每刻，最终必将取得成功。学习还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长期坚守，不能懈怠。“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44]意思是说，只要真诚地学习，努力地践行，时间久了，必能深入体会到其中的乐趣；礼义道德的学习是终生的事业，学习的教程虽有尽头，但进取之愿望却不可以有片刻的松懈。
3.学习态度——虚壹而静
虚，即虚心，就是在学习时不先入为主，不以已有的见解阻碍认识新事物。壹，即专一，就是精神专注，不因见其他事物而分心。静，即保持头脑清醒，不让无关的思绪或情感来扰乱正常的思维活动。所谓虚壹而静，就是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保持虚怀若谷、精神专注、头脑清醒的状态，这样才能取得显著的学习成效。荀子很不赞赏那些学识广泛但用心浮躁、不能专一的人，他说：“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45]
4.思维方法——兼陈中衡
荀子认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46]。意思是，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很容易犯一个错误，那就是对复杂的事物和现象缺乏全面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片面之“蔽”，妨碍了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为此，荀子提出了“兼陈中衡”的方法。“兼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方面或各种情况都展示出来；“中衡”，就是通过比较权衡而确定适当的、中正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有助于学习者突破自身知识、经验的局限，不固守一端，尽可能地在全面、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做出解释和判断。
（四）论教师
荀子高度重视教师对于国家和个体的作用，竭力倡导尊师。从国家层面来看，礼是最高的社会规范，教师则是礼的化身，“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47]由此，荀子将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地位，强调君与师同为治国之本，教师应该得到广泛尊崇。“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48]可见，是否尊师关系到国家之兴亡。从个体层面看，教师是学生与经典之间的桥梁、捷径，“人有师法而知，则速通”[49]。正是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那些内容或隐晦或简约的经典著作才能被学习者所理解和掌握。所以，教师拥有绝对权威，求学必须主动接近贤师，否则难以学习到经典的真义与精髓。
荀子在重视教师、倡导尊师的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相当严格的素质要求。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50]意思是说，仅仅具有广博的知识还称不上是合格的教师，为师之道在于四个方面：其一，有尊严有威信，使人敬服；其二，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的信仰；其三，讲课有条有理、不凌乱且不违反师法；其四，见解精深且能合理表述。
孔、孟、荀是先秦儒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大师。创始人孔子的学说主要见于《论语》，其语言朴素简洁，基本以格言的方式存在，并未构成严密的理论结构体系。孟子和荀子两派各有侧重地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为儒学的演进做出了不同的尝试。相对而言，建立在“人性本善”基础上的孟子的教育理论，以“内发”和“复性”为特征，偏重人才培养的伦理价值；建立在“人性本恶”基础上的荀子的教育理论，以“外铄”和“成性”为特征，偏重人才培养的政治价值。二者培养德才兼备的贤才这一目标是一致的，但发展路向却完全相反，但恰恰是这种相反相成，使儒家教育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