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和为贵是中国人交往的价值追求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几乎每天都要和他人打交道。从动机上说，人们需要通过人际交往寻求和建立与他人的各种关系。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希望得到他所关联和重视的个人或群体的支持、喜爱、接纳。个体与他人在这样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心理关系即人际关系。[6]这些关系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雇佣关系、同事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等，并且个体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会根据社会情境以及相互之间不同的关系成分，表现出不同的交往心态与行为。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人际关系向来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从关系的视角分析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考虑关系情境来发展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关系科学”（relationship science）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采用多元化的方法，对人际关系过程中的生物特征、社会文化现象和内在心理历程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中国社会被认为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或“关系中心”的社会。[7]“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是中国人用以处理其日常生活的基本储藏知识的一部分。[8]可以说，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牵涉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全部。在研究与分析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时，对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杨宜音认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家以儒家“关系”概念为中心的群己关系研究范式与北美社会心理学家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范式以及欧陆社会心理学家以群际关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都不同，在讨论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群己心理联系时，人们应注重“关系”这一特有的文化心理机制。[9]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中国社会中的“关系”“脸面”和“人情”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建构了一些试图揭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规则的理论模式，如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式，何友晖、陈淑娟、赵志裕的“关系取向”理论，杨国枢的“社会取向”理论，杨中芳、彭泗清的中国人人际交往模式，黄囇莉的“人际和谐/冲突的动态模式”等。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探讨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界限和不同关系中的交往法则、人际关系的分类及认知维度、人际冲突与和谐的转化机制、关系运作的方法等。[10]

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个体之间的亲疏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不少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学者对此有很深入的分析。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根据在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发现，中国人往往以自己为中心，把他人按照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分为几个同心的圆圈：与自己越亲近的人，处于与中心越贴近的小圆圈内；而随着关系的疏远，情感依附的减弱，逐渐向外围的圈层扩散开去。同时，人们以不同的交往法则来对待属于不同圈层的人：跟中心越接近的，对他们也越好。[11]在对人际关系类型的分析中，杨国枢将中国人的人际或社会关系，依其亲疏程度大致分为三大类，即家人关系、熟人关系以及生人关系。[12]黄光国则从“感情性多寡”与“工具性强弱”找寻关系的解释途径，将中国社会中的这三种人际关系进一步概括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杨国枢与黄光国的人际关系划分基本对应，“家人”正好对应“情感性关系”，“熟人”对应“混合性关系”，“生人”则对应“工具性关系”。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中国人的人际交往都建立在关系“特殊主义”上。关系不同，交往的法则也不同，人际交往的心态与行为也存在差异。杨中芳据此提出一个她认为是中国人解决义与利的冲突最根本、最普遍的途径，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际交往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交往双方以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的精神，各自在表层以关怀和满足对方私下的心愿为目的，里层则主要期待对方以完成自己的私下心愿为回报。这个交往模式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相互礼让，相互体贴，相互回报，“绝对利他、毫不利己”，以忠、恕为基本价值的“礼让”系统，完全符合文化的指引。然而，在更深的一层，则通过交往中另一套内隐的、含蓄的沟通方式，互通款曲，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小我”心愿，逐渐建立一个以相互满足对方“小我”需求为目的的工具性“交换”系统。[13]

在近年来的人际关系研究中，“人际和谐与冲突”成为本土心理学中极为重要而又热门的研究课题。其重要性在于，人际关系是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核心内容，而“和谐”与“冲突”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14]从心理学的定义来看，人际和谐发生在人际关系建立之后，是个体之间直接进行交往互动所感知到的关系对方的积极回应行为以及由此感受到的积极情感和状态。[15]如果说“和谐”与“冲突”是人际关系中二元对立的两种重要样态，那么，“和谐”则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重要价值取向，是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本体，而冲突只是偶发的过渡现象。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人极度重视与极力追求的一种积极的人际关系状态，注重与维持人际关系和谐贯穿在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目的与整个互动过程中。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人际和谐特征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并建构了多种解析中国人人际和谐的理论模型或概念架构。例如，李庆善认为，“和为贵”是中国人平衡群我关系的价值取向，“和为贵”的具体价值规范包括求同心、求协力、避争斗、避怨仇等，并且中国人在同熟人打交道时常给自己找到一套自保的行为方式，如随大溜、少管闲事、少言寡语、独善其身等，以同熟人保持着“和”的状态。[16]汪凤炎认为，尚“和”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17]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或与他人交往时常常表露出“和为贵”“企盼和事佬”“畏争”“随大溜”“迁就”“迎合”六种表征。[18]台湾学者黄囇莉则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伦理本位的礼治思想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三层结构建构出中国人的和谐观，即辩证式和谐观、调和式和谐观以及统制式和谐观，并依据“和谐化辩证观”的思维建构了六种人际和谐的类型：投契式和谐、亲和式和谐、合模式和谐、区隔式和谐、疏离式和谐以及隐抑式和谐。她认为，关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成分不同，和谐化的方式也不同。[19]梁觉及其研究团队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提出了“工具型—价值观型和谐双元模型”。工具型和谐指个体利用和谐的人际关系作为途径，致力于消除引起不和谐的因素，以不破坏和谐为最终目标；而价值观型和谐取向则指个体奉行“君子和而不同”的做法，在工作实践中强调和谐本身的重要性，在解决冲突时，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诚挚友好的人际关系，通过积极沟通，双方谅解达成共识，甚至会在冲突中加强交流，提高工作效果。[20]杨国枢认为，关系取向是中国人在社会人际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其中的“关系和谐性”（传统中国人提倡“忍让”，尽可能避免冲突）与“关系决定论”（在社会互动中，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决定了如何对待对方及其他相关事情）特征对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崇尚人际和谐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或构念解析了中国人人际和谐交往的目的与方式，较细致地描述与揭示了中国人人际和谐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从以上对“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际和谐”的分析来看，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心态，即指在某种社会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的影响下，个体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显现出来的特殊的心理与行为倾向。从心理学的视角看，当“和”落实在“关系”或“人际关系”上时，“和”的这一概念类似于社会心理学中讲的“和谐人际关系”“合作”等概念，亦即人际和谐。因此，作为狭义的、中国人处理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人际和谐心理，可以操作性地定义为中国人在重“和”的传统文化价值系统影响下，形成并经常在人际交往中显现出来的崇尚与人和谐相处的心理与行为倾向。其内涵主要包括：首先，中国人的人际和谐心理是在中国特定的尚“和”文化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情境中形成与展开的，既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同时又受到现实情境的影响；其次，崇尚与人维“和”既是个体的一种心理与行为，又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这种尚“和”心理表现在中国人人际交往活动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最后，在人际交往实践中，“和”既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目的，也是其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运用的手段与策略。作为手段，它是处理人际关系、调整交往行为的方式；作为目的，它是通过理性追求以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本研究主要从狭义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定义中国人的人际和谐心理，即从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的角度，解析中国人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维持人际和谐的心理机制与行为表现。由于在分析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时，我们一方面要分析中国文化传统在理想的层次上，给了我们什么有关人际交往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要分析在此文化中生活的人，在从理想的应然层次降到现实的实然层次时，如何运用这些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21]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古代典籍中蕴藏的各种和谐思想这个“根”开始，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思路，通过考察“和”的字形语义，尚“和”的缘由，分析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种类与表征，建构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验检验，深入揭示中国人人际和谐的心理与行为机制，并依此提出供现代人构建和谐人际交往的建议与策略。依此路径，本研究的问题概要如下：①什么是“和”（字义层面）？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是怎样的？③中国人的尚“和”心态是怎样形成的？或是影响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形成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④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种类有哪些？有哪些具体表征？⑤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运作过程或作用机制是怎样的？⑥如何有效地培育个体正确的人际和谐心理以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⑦当代中国人能从古人推崇“和为贵”的和谐思想中得到哪些有益启示呢？通过这些研究，我期待建构一套可以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意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