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历史基础

一、从古代职业教育至民国时期职业学校

从教育起源看，职业技术教育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和生存活动，技能学习的历史源远流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中国古代关于教育的典籍非常丰富，但是由于技术技能活动本身的情境性、隐晦性特征，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导致直接记录古代百工师徒教学的著作寥寥无几，今天人们往往只能凭借古代技术类典籍和流传至今的工匠作品实物来推测古代不同时期职业技术教育的状况。

我国古代技术著作蕴含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反映了古代不同时期职业教育的风貌。我国古代第一部技术著作是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后来还有记录各行各业的技术著作，如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宋代建筑行业的《营造法式》，明代综合类技术著作《天工开物》，明代兽医行业的《元亨疗马集》，明代珠算技能的《盘珠算法》和《算法统宗》，清代种植类的《烟草谱》，等等。

《考工记》开篇给“百工”以定论，确立了工农商各业劳动者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如今三百六十行，行行需要训练有素的工匠和技能工作者。

在我国古代，技艺虽然不如精英阶层推崇的儒家道统更吸引人，却是广大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依靠。对于普通人群来说，读书求仕途，成功的往往是千里挑一，且时间成本很高，前景渺茫，因而学习技艺就成为安身立命的现实需求和较为上等的出路。也不断有贤者告诫晚辈们应该学技在身，如《增广贤文》有道“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艺在身”，南北朝《颜氏家训》有道“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同技）。对于国家而言，大批各行各业有技能的工匠是国家进行生产和建设、提升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重要人力支撑，古代几乎各个朝代都设置了管理工匠的政府部门，建立起了相应的工匠管理制度。

在职业学校出现之前，传统艺徒制一直是技能授受的主要形式和青年人职业化的主要途径，并沿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统艺徒制是在手工作坊和工场中由师傅在生产劳动中训练学徒使其掌握技能技巧的制度。师徒在工作中形影相随，传授技艺的同时，也传递了耐心、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依赖于人际间的情感交流和行为感染，这往往是现代工业化的组织制度与操作流程所缺少的。手工作坊和工场中的师傅相对于学徒而言享有很高的地位，学徒地位低下，教育的成效因人而异。一个师傅只能同时指导为数不多的学徒，学徒学成出师的期限一般较长，长的达到6～8年。中国古代工匠师傅的杰出代表是鲁班，各行各业的工匠都有各自行业尊敬的先师大匠。春秋时期就有了“物勒工名”的产品质量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艺徒制的质量。能工巧匠也世代不绝，但是能著书立传、使其事迹流传的工匠却不多。传统艺徒制的保守和封闭的特点也是许多优秀的独门绝技得不到长久传承的原因之一。

建立近代职业技术学校的最早尝试，是清末改革中出现的一批技术类新式学堂。从诞生之初，近代职业技术学校就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呼唤紧紧联系在一起。最早的近代职业技术学校是1866年左宗棠奏请清政府批准成立的福建船政学堂（初建时称“求是堂艺局”），开设制造班、驾驶班、管轮班，培养海军所需的造船、驾驶等工业技术人才，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教育时代。与进学堂、读圣贤书再参加科举取士的路径不同，科学技术开始进入学堂，通过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技术技能来经世致用、安身立命的路径出现了。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革新学制，职业学校开始建立起来。虽然数量不多，但已经正式成为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民间发展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是黄炎培，他于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举办职业学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以“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职业教育目的，推崇手脑并用、敬业乐群、双手万能，呼唤树立职业平等的新社会观念，即职业无贵贱高下，苟有益于人群者皆是无上上品。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发展职业教育、培育实用技术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