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的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课程与教学改革中来，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突出特点，是社会民主化及市场开放化程度提升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40年来，家长、社会、教育公益组织及教育企业等各种社会力量，纷纷以不同方式影响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进程。
首先，社会群体对于教育的期待和评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走向。“客观地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我国便进入了一个逐步转型的时期，开始朝着开放、平等、民主、自由的方向不断变迁。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社会的开放、平等、民主、自由的程度已绝非改革开放初所可同日而语，民意的取舍、人心的向背逐渐成为政府部门进行决策的参考依据。”[23]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不同群体对其都有各自的需求和态度；社会公众的建议主张及舆论影响，都是改革过程不可剥离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表示：“来自民间的教育批评往往是最原汁原味的，可能它既没有学院教育批评的理论化，也不具备政府教育批评的那种权威性，但是，这类教育批评往往是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教育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24]比如，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一直是困扰我国教育的难题，1998年2月9日的《中国教育报》上便刊登了一封家长来信，信中表达了这位家长对学生负担越减越重之怪象的看法，指出“减负”应从根上“剪”，需从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入手，而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这一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此外，在新课程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一些科学院院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多种方式呼吁、要求停用或修改“新课标”推行的做法[25]，在推动课程改革的社会反思方面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其次，社会力量可以提供形式多样的社会资源，拓展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体系。现代课程与教学愈发强调要同社会生活相联系，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而这如果仅仅依靠学校自身的力量，局限在学校有限的空间内，是很难实现的，此时社会资源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社区的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其他文化资源和场地设施均已纳入学校课程建设的范围，成为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校本课程建设的重要依托，一些地区和学校还建立了专门的社会实践基地，构建了“学校+基地”的课程推进模式。比如，为服务于中小学社会综合活动的需求，北京市启动了“社会大课堂”建设项目，确立了首批市级481家社会资源基地[26]，实现了学校教育与社区服务的有机结合。在这样的制度保障下，丰台区东铁匠营第二中学就依托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这一场馆资源，开发了“汉代手绘”“汉代瓦当泥塑”“汉代画像砖临摹”“VR（虚拟实境）体验”四门综合实践活动课。
再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教育企业直接参与到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进程中，完善了学校教学产品的供应链条。具体而言，它们一方面为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相应的课程咨询、课程开发等服务；另一方面直接开发相关的教育产品，供学校自行购买和选用。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确立，校本课程开发成为摆在学校面前的新问题。但作为课程决策的中心，学校并不一定要承担校本课程建设的全部任务，而且有的学校本身也不具备开发校本课程的能力，为此，一些教育企业开始致力于协助学校完成课程建设的任务。比如，北京育灵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结合北京市多所学校的特点，为其研发完整的校本课程开发规划及实施方案、配套的校本课程教材，并提供相应的师资培训，为学校课程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而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化手段的更新，更是为社会力量参与课程与教学建设提供了新契机。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的互动电子白板、录播系统和虚拟实验室等新型信息化设备优化了教学环境，大数据分析工具方便了学校的教学管理，出版社与技术部门合作开发的电子教科书、电子书包拓展了学习资源，教育游戏、教育动漫、虚拟仿真软件等则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学习体验。此外，这些单位还创建了各种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比如，近年来，微课以教学时间短、主题集中、便于传播等特点受到了教育领域的青睐，出现了各种微课资源网站，适应了辅助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的需要。
最后，社会力量还通过开办学校和辅导机构等方式，独立承担起教育教学任务，对学校课程与教学提供了有效补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办学的趋势愈加明显，主要包括公民个人办学、若干人合办、事业单位办学、社团办学等形式，民办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从图1-1“我国中小学民办学校的数量统计”中不难看出21世纪以来，社会力量办学所占比例显著增加，且逐渐趋于平稳。这些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可以关注到不同群体对于学校教育的特殊需求，帮助政府分担教育压力。除了举办正式的学校外，各式各样的辅导机构和培训班也不断涌现，“新东方”“学而思”“学大教育”可谓家喻户晓，“衔接班”“精英班”“艺术特长班”也屡见不鲜。2004年，一项对中国4772户城镇居民的调查显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中均有超过一半的人参加过课外辅导，比例分别高达73.8%、65.6%、53.5%。[27]这些教育机构在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已成为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社会力量办学多属于市场行为，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如何提升社会力量办学的教育性，如何使其真正成为学生身心发展的促进力量而不是谋求短期功利的工具，还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图1-1 我国中小学民办学校的数量统计[28]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学校教育系统的开放性愈加凸显，多元主体的观念逐步确立，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课程与教学的变革中来，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但是，由于与行政力量、学术力量和学校力量相比，社会力量的构成更为多元，也显得相对分散，且就现实作用而言，它也很难独立发起并承担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任务，因此，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社会力量常常处于被忽视的境地。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力量总是以或隐或显、或强或弱的方式影响着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进程，尤其是在这个民主化、市场化、信息化不断提升的时代，社会力量必将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为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建设提供资源、贡献智慧。
总之，在我国40年课程与教学的发展变革中，行政力量、学术力量、学校力量及社会力量都发挥了历史性作用。这四种力量怎样互相尊重、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关乎改革成败，有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认真总结和研究。
[1] 刘苍劲：《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应采取的对策》，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该报告虽然发表于1972年，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翻译成中文出版，并对我国产生影响。
[4] 胡金平：《教育传统：教育现代化无法割断的联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2）。
[5] 盛朗西：《介绍中国学者关于设计教学法与道尔顿制之主要著述》，载《教育杂志》第16卷第10号。
[6] 孟宪承：《孟宪承文集 卷九：新中华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15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3卷，42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8] 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16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9] 王策三：《“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载《课程·教材·教法》，2008（7）。
[10] 郝德永：《课程认识论的冲突与澄清》，载《全球教育展望》，2005（1）。
[11] 靳玉乐、于泽元：《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27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12] 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3]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 丛立新、陈荟：《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论问题研究》，5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15] 于伟等：《现代性的省思——后现代哲学思潮与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16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16]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7] 教育部：《2016年教育统计数据：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数》，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6/2016_qg/201708/t20170823_311668.html，2018-07-10。
[18] 易兰、陈恩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研究：现状与启示——基于1949至2015年的文献计量分析》，载《教育科学研究》，2017（4）。
[19] 顾明远：《顾明远教育口述史》，16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0] 课程教材研究所：《课程教材研究十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课程教材研究所：《课程教材研究15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二十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1] 所谓“王钟论战”，其实是我国一般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新课程理念”的理论反思和“新课程理念”倡导者对这些理念的自我辩护，是一场关于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大型理论争鸣。王策三教授是较早和较全面地进行理论反思的代表人物，而钟启泉教授是那些理念的主要倡导者和辩护者，因而有人把这场论战称为“王钟论战”。有关文献可主要参阅王策三、孙喜亭、刘硕著的《基础教育改革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教育学报》《全球教育展望》等刊物发表的系列论文。
[22] [美]吉纳·E.霍尔、雪莱·M.霍德：《实施变革：模式、原则与困境》，吴晓玲译，1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23] 吴康宁：《教育改革的“中国问题”》，179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4] 刘生全：《论教育批评》，3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25] 刘应明：《“思维的体操”在走样》，载《四川日报》，2005-03-12。
[26] 贾美华：《社会大课堂课程教学活动资源开发的实践研究》，载《课程·教材·教法》，2010（6）。
[27] [英]马克·贝磊：《“影子教育”之全球扩张：教育公平、质量、发展中的利弊谈》，廖青译，载《比较教育研究》，2012（2）。
[28] 参见教育部：《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s78/A03/ghs_left/s182/，2018-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