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的行政力量

在现代社会，国家举办教育是普遍现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全球性的教育改革大潮。政府主导和推动教育改革，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我国作为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不仅是教育管理者，而且是最主要（有时是唯一）的举办者，因此，在影响教育变革的诸多因素中，行政力量是首要的推动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课程与教学的发展变革，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基本特征。

首先，行政力量对课程与教学发展变革的直接推动作用表现为教育方针和重大教育法规对整个教育的宏观指导和根本约束。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方针的新表述，颁布了一些重大的教育发展纲领和基本法规。这些教育大政方针的调整与变化，整体决定了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性质与方向，这是行政力量主导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最主要形式。具体来说，改革开放40年间，对课程与教学影响较大的政策主要有：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开展教育体制改革、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制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加强素质教育、实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其中，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制度，是我国40年课程与教学发展变革的起点。恢复高考是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我国教育重新走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正常轨道。以此为起点，更新课程体系、加强教学改革探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就成为基础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并逐步引发各种层次的探讨。在教育宗旨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一直是我国基本的教育方针，这一基本方针在改革开放40年间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同时，在具体表述上也出现了一些新概括，如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立德树人。这些表述上的调整和变化，引发了大量关于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改革探索。在教育体制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标志着教育规模扩张进入全面解决阶段，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原则的确立则意味着质量提升、教育公平已经成为改革探索的主题，这些都直接指引着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方向。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制定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行，本身就是关于改革的整体规划，甚至本身就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纲领，其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了。可见，教育大政方针的确立和调整，是行政力量主导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式，也是政府职能的有效表现。

其次，全面管理课程体系是行政力量主导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重要表现。我国中小学课程总体来说是一种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课程体系。无论课程计划（教学计划）、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还是教科书，长期以来都由教育部直接组织力量研制或审定。虽然最近十多年来，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制度逐步推行，课程管理权开始下放，但教育部作为主要管理者，仍发挥着主导作用。至于教学，虽然与课程相比更个性化，个体探索和掌握的空间较大，很难进行宏观层面的统一管理，但政府可以通过课程体系的管理，控制和引导教学变革的方向，也可以通过省、市、县教研室的教育质量监控，对中小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运用等进行评价，规范其教学探索行为。

再次，教育行政部门拥有强大的资源，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的方式，引导课程与教学改革行动的开展。例如，教育行政部门常利用教育专项基金、科研项目委托、成立专门委员会、人员晋升奖励等形式，配置优势资源，支持课程与教学改革项目，并以此带动其他社会资源的投入。在任何时候，资源都是相对匮乏的，它是撬动各方力量的支点；在市场经济社会，善用资源杠杆来推动工作，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策略，也是教育行政力量主导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显著特点。一方面，它可以确保行政部门对于课程与教学变革基本方向的把握；另一方面，它能够为课程与教学体系的运行提供充分支持。

最后，行政力量对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和指导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经常会直接对学校教育的各方面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建议，这往往成为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动因。例如，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高度关注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问题，在学校层面引发了不少具体的课程改革、教法改革、评价改革的探索，如进行课程整合、采取分层作业、实施发展性评价等，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再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破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愉快教育、快乐教育等改革探索曾经风靡一时；21世纪以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教学方式又开始在中小学普遍流行；而近年来，《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再次强调了课程与教学的育人价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化传统文化融入课程与教学，成为学校探索的关键点。不难看出，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主题和主管部门的关注与倡导有很大联系。

总之，行政力量对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影响在我国可谓无处不在。行政部门不仅负有制定大政方针，进行方向引导和思想领导的责任，而且整体掌管课程体系，直接主持改革项目，甚至会对学校具体的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意见和要求。可以肯定地说，行政力量强势主导课程与教学改革，是我国40年课程与教学发展变革的突出特征。这既是一种优势，能够确保改革的规模和效率，但也可能产生诸多问题，比如，行政力量是不是事无巨细都要管？统一管理如何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如何给其他社会力量留下发挥积极性的空间？这些问题还大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