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走向大众化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化”逐步走向“大众化”。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资源有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异常激烈，只有“精英”才能够上大学。而1998年高等教育财政制度改革和1999年高校扩大招生数量后，高等教育日益趋于大众化。常用的判断高等教育所处阶段的指标是毛入学率。所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的是高等教育中的在读人数与适龄人口数（一般指18～22岁的人口数）的比值。一般而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时，被认为是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处于15%～50%时，被认为是大众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于50%时，被认为是普及教育阶段。所以，从图2-8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情况可以看出：1990—200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低于15%，说明这一阶段为精英化的高等教育阶段；2002—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但低于50%，说明这一阶段为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阶段。因此，1990—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攀升，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逐渐走向大众化。
图2-8 1990—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
在高等教育整体扩张的过程中，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体现为普通高等本、专科教育人数的比例变化，研究生的人数变化，高中升学率（即高考录取率）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今后高等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和持续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普通高等本、专科教育人数的比例变化
高等教育扩招的过程中，本、专科比例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1997—2002年，普通高校本科招生比例始终高于50%；2003—2008年，普通高校本科招生比例一直略低于50%；2009—2016年，普通高校本科招生比例一直略高于50%，但不会超过55%。这清楚地说明，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初期，本科教育的扩张占据主要力量，随后专科教育的扩张占据主要力量，直到2009年后趋于稳定，并一直保持着本科教育比例微微高于专科教育比例的状态。图2-9是1997—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比例变化情况。
图2-9 1997—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比例的变化
二、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变化
在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研究生招生规模也迅速扩大。1978—1999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增长缓慢，始终低于10万人，平均每年增长0.39万人；2000—2016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增长迅猛，由2000年的12.8万人激增至2016年的66.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3.37万人。这说明，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长速度与高等教育扩张过程是大体一致的（见图2-10）。
图2-10 1978—2016年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变化
三、从国际视野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在规模上实现了大幅扩张，但在人员结构上并未产生太多结构性的变化，尤其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人群仍然是传统学生。
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大大增加了接收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但是，增量部分主要是高中毕业生升学率提高所致，高校学生群体仍然是传统学生。图2-11显示了近20年来各级教育机会扩大的程度，可以看出：（1）1990—2016年，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逐渐上升，并从2006年开始一直非常接近100%，这体现了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成果；（2）1990—2016年，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逐渐平稳上升；（3）1990—1998年，高中升学率始终低于50%，而在1999—2002年，高中升学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跳跃，其后虽有微小波动但一直保持在80%左右；（4）整体来看，高中升学率的变化与高等教育扩招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明显提升也正是受到高校扩招的影响。所以，高中升学率的变化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也许是最大的，并可以推测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入学机会增加主要惠及传统学生，也就是从高中直接升上来的学生。
图2-11 1990—2016年各级教育升学率的变化
相较而言，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与我国有明显区别。表2-6展示了不同国家中不同年龄段人口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的差异，可以看出：（1）在17岁、18岁、19岁、20岁的适龄青年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差异不是非常大；（2）在20～24岁的群体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与墨西哥、巴西不相上下，但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3）在30～64岁的群体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几乎为0，低于表中的其他10个国家。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文的观点，我国高等教育的受众主要是从高中直接升学的青年学生，缺少大龄群体，比如，有一定工作经验后再继续读书的学生。
表2-6 不同国家中不同年龄段人口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
总之，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在规模上有大幅增加，但是在学生内部结构上变化并不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要适度增加大龄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允许高中毕业生先参与工作后接受高等教育，帮助不同年龄群体实现终身学习的目标。因此，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展，不仅要面对传统的由高中直接升学的学生，也要注意将机会扩展给在任何年龄都想学习的人。
最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至少提供给我们三个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教育机会的扩大应该逐步扩大到非传统学生群体，例如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大龄群体；第二，终身学习机会的获得可以减少高考的焦虑，有利于引导大众将学习看作是一生的追求而非一时的任务，故而要提高教育机会在人生各个阶段的可获得性；第三，高等教育对不同年龄段的开放可以减少家庭的教育负担，帮助学生更好地在学习和工作之间转换，提高用自己的力量获得教育机会的能力。
教育支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庞大的支出项目。在我国总计的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一直占据20%左右。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教育支出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那么，这样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否获得了相应的效率？
什么是教育体系的效率？从理论上说，效率可以分为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分配效率三种。生产效率考察投入产出过程，简单地可以计算“投入—产出比”；配置效率是从要素使用效率的角度讲，看要素之间的组合是否达到了最佳效果，不会因为某要素投入的短板，影响了整体的产出效率；分配效率，主要是指福利分配是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效果。对教育来说，配置效率和分配效率都存在，例如，教师要素与资本投入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财政经费支出是否保证公立学前教育机会优先被弱势群体所享有。但站在回顾40年教育事业发展的角度看效率，最主要的效率还是产出效率，首先表现为学生的辍学和保留问题。
[1] 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2016），OECD publishing，2017，p.284.
[2] 徐晓新、张秀兰：《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基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演进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6）；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12）。
[3] “村村有初中，公社办高中”是教育“大跃进”时期设定的目标，在不具备办学条件的情况下，在很多村庄建立初中，公社建高中，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很多教师是高中毕业教高中。
[4] 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80—1985）》，6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5]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76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6] 马树超、邱国华：《2000—2002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形势分析》，载《教育发展研究》，2003（11）。
[7] 曾晓东：《我国幼儿教育由单位福利到多元化供给的变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8] 郑名：《“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成效分析与政策建议》，载《学前教育研究》，2014（8）。
[9] 李敏谊、程旭：《论我国学前教育师资供给的困境与突围——基于第一期三年行动计划后的数据分析》，载《中国教育学刊》，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