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杰出校友：群星耀寰宇
杰出校友，是母校培育的英才，是母校的骄傲和荣光。培英的杰出校友中有革命志士，有科坛精英，有学术大师，有体坛骄子，有治国栋梁……他们如同群星闪烁天际，照耀寰宇。
（一）白绿英魂：碧血丹心千古颂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史坚如、韦杰三、陈秋霖……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写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史册上；一颗颗碧血染红的丹心，永远激**着后来者的灵魂。
1.长眠于黄花岗的反清义士史坚如
史坚如烈士，1879年5月5日生于广东番禺县，1898年入读培英中学。
史坚如烈士1900年为反清而牺牲。孙中山先生追授他为“大将军”，并为他建祠于黄花岗，亲撰碑文，称史坚如“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史坚如烈士是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的后裔，其曾祖、祖父及父亲均以道德诗文为时人所推重，著作甚丰。烈士名文纬，字经如，后改坚如，以示革命的决心。烈士小时便有文名，且容貌俊秀，举止得体。然而自幼多病，沉默寡言，虽潜心学习，却不务功名，对经书及八股尤为厌恶，对史迹兵书却乐而不疲，喜好探究古今成败的原因和中外兵家的战果。
1898年戊戌变法因慈禧发动政变而宣告失败，此事又一次刺痛了史坚如，更感清政府无望，尤其痛恨慈禧，怒斥“此老妇真可杀”。他认为“今天的中国，犹如几千年的破屋，已腐朽得不可收拾，只有整个推翻重建新屋。现在许多人都在谈变法、谈改良，实际上都是已支离破碎的东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就在此时，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从爱国到革命的变化。
他虽已决定推翻清朝，但苦于没有机会，想和江湖豪客接近，一则没有钱，二则觉得他们的行为靠不住，不足以成大事。这时，他发现了在花地有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格致书院（即培英中学和岭南大学的前身）。“我便进去试读，从那时起，我开始物色同志。同学中觉悟青年也不少，课余我们谈革命，谈孙文光先生的革命主张，并且非常迫切地企望瞻仰我们的领袖孙先生。”[1]
他在格致书院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无时不在寻觅和团结同志，企图大举。学校的民主空气以及所学者为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数学等储种科学，与旧式学塾完全不同，坚如心情空前愉快。尤其对化学一门最感兴趣，专心研习，为后来轰炸两广总督德寿打下知识的基础。校中西藉教习尹士嘉（O.F.Wisner），即后来岭南大学的创始人，见他绝顶聪明，能举一反三，因此对他特别器重。自始，于其思想中打开了新的境界：得知西洋科学文明及世界潮流，使他深信所抱的革命主张正大光明，同学中多是具有科学头脑的新青年，他在课余之暇，即鼓吹排满，而同学中也有一些人立流血救世，史坚如深感“吾道不孤，吾志可行了！”
翌年，为便于行动起见，他与兄妹劝说母亲迁居澳门，同时变卖家产，约得万余金，尽以结交各方志士。当时有日人高桥谦、宫崎寅藏等在广州内幕告诉他，力劝他往日本见孙中山先生，又介绍他往港见了陈少白等人，并加入了兴中会，正式成为一个有力的革命战上。坚如加入兴中会后，即辗学东渡，与孙中山先生会见，倾谈十余日。中山先生认为坚如是“命世之英才”。他奉命归国，联络湘、鄂、闽、粤的会党，使之联合，并入了兴中会，革命势力迅速扩大。随后又问港，协助陈少白先生办《民国日报》，功勋卓著。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全国人心浮动，中山先生认为时机已至，立命郑士良到惠州举义，史坚如在广州策应。但举事必须巨款，此时广州富户因局势动乱，多挟资逃遁，坚如的计划，竟至一筹莫展。及至八月中旬闻郑士良已在惠州发难，义师到处，势如破竹，两广总督德寿已调集清兵两万以上，企图包围义师。在此紧急万分之时，坚如想出轰炸总督衙署，置德寿于死地，亦能响应惠州之役。遂贱价卖出剩余家产，约得三千金，托邓荫南在港购得硝酸甘油一百磅及其他配方物料，租得剩督署后墙外面房屋一座，由宋少档夫妇出面暂住。至九月初，坚如与兄古愚及同志练达成等五人入屋，对着德寿住处，掘一地道，将炸药配好，置于洞底，接以引线。至9月4日五更时分，一切布置就绪，燃香接于药线之上，各人分头出城，会于澳船码头。然而为时已久，仍不闻声，坚如遂叫兄及其他人先去澳门，他独自进城观察，见药线为潮气所侵。乃在屋内守候一日夜，强忍饥饿，至6日晨，复接引线。本拟立即赴港，又恐如昨日之不能爆发，就暂不离城。俄而一声巨响，坚如以为大事已成，不一会儿传说只炸掉督署后墙及民房数间，德寿从梦中被掀起，重重摔在地上，吓得魂不附体，却无生命之虞，坚如初疑是传闻失实，乃返躬原址查探究竟，不料为清吏跟踪逮捕了并从身上搜出用德文书写的炸药配方，坐实了案情。其实，坚如所用与配方的计算无误，只是雷管过少不能引爆所有炸药，乃至威力不足。
1900年11月9日，在一群如狼似虎的清兵押解下，史坚如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链，迈着踉跄的步伐走向珠江边的大字码头。他虽然被酷刑折磨得虚弱不堪依然紧咬嘴唇，目光坚定，面对即将来临的斩首极刑，镇定自若。就义时年仅22岁，其遗骸为陆桕丹秘密收殓，被尊为“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二人”（“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为陆皓东烈士）。
史坚如在狱中得狱丁老汪之助，带出两封狱中致妹信，详述参加革命及在狱中之事，老汪即妹妹史憬然乳母的丈夫，这两封信使我们得知烈士生前种种事迹。
史坚如就义后12年，民国成立。中山先生为缅怀先烈，追授坚如为“大将军”，并为他建祠于黄花岗，亲撰碑文，称史坚如“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岭南大学又集资造了一尊巍巍的大理石像，用作对校友的永久纪念。石像揭幕之日，中山先生特派廖仲恺代表致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自己末之役起，以至史坚如先生惠州之役、黄花岗之役均已重重地打开血路斩除荆棘。现在先知先觉者已做了开始的事业故我们后知后觉者应当续向前，步吾先烈。”此话既是对岭南大学师生们讲的，也是对培英中学师生们讲的。廖先生讲这话的翌年，他也被反动派所杀害，也成了烈士，我们培英每年必组织师生前往黄花岗，敬献花圈。俯首默哀，同时下决心学习他的不朽精神，“继续向前，步吾先烈”。
2.第一位为民主革命而牺牲的壮族爱国知识分子韦杰三烈士
韦杰三（1903—1926），壮族，1903年1月5日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新圩镇一个贫寒的家庭，1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由祖母抚养长大。1919年入读培英中学。
韦杰三烈士幼年入私塾读书，1917年秋考入梧州道立师范。1919年春前往广州，考入培英中学半工半读，并任校刊《培英杂志》编辑和校学生自治会干事。1921年转入东南大学附中任学生自治会周刊编辑。1923年夏，因家庭生活困难辍学，回蒙山县立中学任教。1924年秋，考入上海大学英文系，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后，上海大学被英国人用武力强行封闭。在那期间，韦杰三与上海大学的同学们奔波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进行讲演，发动群众对死难者进行募捐。在斗争激**的日子里，韦杰三还通宵疾笔写文章发表在上海的进步报刊上，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表达对工人运动的呐喊和支援。他还创作出许多诗歌，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绪。上海学生会成立时，他积极加入学联组织，与工商界联合会人士一起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形势下，韦杰三并未被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镇压吓倒，他失学退回家乡却并没有滞留下来，而更激发他“读书救国”的强烈心愿。那年秋天，北京的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招收新制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韦杰三毅然赴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26年3月18日，韦杰三参加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抗议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遭到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屠杀，身中4弹，当即倒在血泊中，被同学们救出送往协和医院。他在昏迷中仍然怒骂“段贼”，念念不忘祖国振兴富强，说：“我心甚安，但中国快强起来啊！”3月21日凌晨，这位爱国志士停止了呼吸，年仅23岁。他是壮族现代史上第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牺牲的爱国知识分子。
3月22日，清华大学派代表到协和医院起灵，步行护送灵柩回校，他们高举写有“杀尽国贼”等标语的白布旗帜抬棺游行。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在西门列队迎祭，当天举行追悼大会，并写了“碧血溅都门，丹心照清华”的挽联，表达了清华大学师生对他的悼念和爱戴。
韦杰三的英雄事迹传回家乡，蒙山县城1000多群众集合举行追悼大会，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蔡挺生泪湿悼词，代表家乡人民对他进行深切悼念。
清华大学为了将韦杰三短暂一生的遗著留传后代，特别编辑出版了《韦杰三文集》；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也将韦杰三编入《壮族现代文学史》，介绍他的生平和主要著作。1957年，清华大学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竖立了一根由北京圆明园旧墓址移来的，已经断折了的白色大理石柱，旁边有一块石板，铭刻着韦杰三的主要事迹。
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著名作家、韦杰三的良师益友朱自清先生闻韦杰三牺牲之讯，十分悲恸，写下《哀韦杰三君》一文，纪念这位心怀爱国救国之梦而英勇献身的年轻人。
朱自清《哀韦杰三君》（节选）
我最后见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门下电车时。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据陈云豹先生的《行述》，韦君很能说话；但这半年来，我们听见的，却只有他的静默而已。他的静默里含有忧郁，悲苦，坚忍，温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长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据陈云豹君在本校追悼会里报告，虽也有一时期，很是躁急，但他终于在离开我们之前，写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所以我现在又想，他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险；第二天早上，听见他死了，叹息而已！但走去看学生会的布告时，知他还在人世，觉得被鼓励似的，忙着将这消息告诉别人。有不信的，我立刻举出学生会布告为证。我二十日进城，到协和医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医院的规则，去迟了一点钟，不得进去。我很怅惘地在门外徘徊了一会，试问门役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一个韦杰三，死了没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来；二十一日早上，便得着他死的信息——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时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里，我二十日若早去一点钟，还可见他一面呢。这真是十分遗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学入城迎灵，我在城里十二点才见报，已赶不及了。下午回来，在校门外看见杠房里的人，知道柩已来了。我到古月堂一问，知道柩安放在旧礼堂里。我去的时候，正在重殓，韦君已穿好了殓衣在照相了。据说还光着身子照了一张相，是照伤口的。我没有看见他的伤口；但是这种情景，不看见也罢了。照相毕，入殓，我走到柩旁：韦君的脸已变了样子，我几乎不认识了！他的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那里还像我初见时的温雅呢？这必是他几日间的痛苦所致的。唉，我们可以想见了！我正在乱想，棺盖已经盖上；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从何处觅你呢？
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魂也彷徨着吧！
3.一支笔胜过十万大军的陈秋霖烈士
陈秋霖（1893—1925），原名陈沛霖，笔名独尊，广东东莞塘厦四村庙岭人，陈逸川之弟、陈孚木之兄。1906年入读培英中学。曾任《闵星日报》《香港新闻报》总编辑，1922年因倡导香港海员罢工，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后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广州《民国日报》社长。孙中山先生曾赞誉说：“陈秋霖一支笔，胜过十万大军。”
像他的兄长陈逸川一样，年轻时的陈秋霖就已展露出他的革命**。1906年就读广州培英中学时，陈秋霖在学校主撰《天民》《共和》《民生》《采风》四报。《东莞市塘厦镇四村志》记载，离校后不久，陈秋霖加入了广州有志青年组织的十人团，先后出任漳州《闵星日报》《香港新闻报》总编辑。1921年，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后，陈秋霖主编的报纸立即发表文章，斥责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倡导香港海员进行爱国大罢工。当时的港英当局惊恐于陈秋霖犀利的文笔，于是封闭报馆并拘押陈秋霖七天，随后将他驱逐出境。
回到广州后，孙中山接见了陈秋霖，并对他大加赞赏，当即委任陈秋霖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在广州期间，陈秋霖兼任广州《民国日报》社长。这份报纸正是当时护法军政府的机关报。陈秋霖发表文章，发出“打倒列强军阀，拥护国民革命”的呼声。
陈秋霖主持《香港新闻报》期间，与当时寓居香港的同盟会会员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关系密切，成为忘年之交。
1925年8月20日早上，陈秋霖从广州小北天宫里家中出来，沿仓边路步行前往位于广九大马路的惠州会馆（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会议，路上遇到廖仲恺和何香凝从财政厅乘车出来亦去会馆开会。廖仲恺请陈秋霖坐上汽车同行，到达惠州会馆门口后，廖仲恺和陈秋霖两人同步上台阶。突然，从会馆旁边闪出两名枪手向廖仲恺开枪，廖仲恺当场中弹倒地。慌乱中，陈秋霖迅速抱起中枪的廖仲恺冲上台阶，不料一名枪手从陈秋霖背后开枪，陈秋霖腰部中弹却全然不知。惠州会馆内的工作人员听见枪声急忙跑出来，众人赶忙将廖仲恺抬上汽车送去医院急救。据陈秋霖的外甥李百忍回忆，与此同时，有人看见陈秋霖痛苦异状，便将其扶到客厅休息。当时陈秋霖掩面痛惜道：“唉，为什么行刺廖先生？”随即，有人发现他的腹部有血渗出，于是急忙找来汽车将他送到附近的东山医院抢救，这时的陈秋霖已经昏厥过去。
遇刺第二天，廖仲恺伤重不治。陈秋霖因腹部中弹，子弹穿过两条小肠，由于失血过多，手术失败，三日后亦伤重不治，年仅32岁。
（二）白绿精英：科坛巨子照丹青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引领发展。作为一所由西人首创的学校，培英中学一开始就设置了自然科学类的课程，大力弘扬科学研究的风气和科学探索的精神，培养了罗绍基、林尚扬、叶叔华等科坛巨子。
1.著名水利专家、工程院院士罗绍基
罗绍基院士，原籍广东南海，1933年出生于广东广州。1945年入培英西关分校，培英彪社校友。1951年于广州培英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现任广东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顾问、教授级高工，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国内多个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咨询专家。
罗绍基院士曾任广东抽水蓄能电站联营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先后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电力部和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为我国水电站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他任湖南凤滩水电站设计总工程师，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高112.5米空腹重力拱坝坝内厂房，解决了狭窄河谷厂房布置与大泄洪量的矛盾，节省了投资，该新坝型科研成果“混凝土腹拱坝”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起，任广东抽水蓄能电站联营公司总经理，主持建设、运行、经营中国首例、世界最大的广州抽水蓄能电站；推行的建设管理改革，电力部领导称为水电建设体制改革的典范，实施的运行管理改革，使电厂获全国第一个“一流水电厂”称号；一期工程工期提前一年，每千瓦投资2236元，为国内同期建设大型水电价格最低；其科技成果“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实践”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抽水蓄能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罗绍基总经理付出极大努力，取得丰硕成果。罗绍基在负责组织、主持该电站建设中，勇于开拓，科学管理，精通业务，努力经营。他团结参加电站建设的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各方人员，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实事求是，及时地解决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使电站建设得到速度快、质量好和投资省的好效果。
1993年，广东抽水蓄能电站联营公司获电力部“水电投产功臣”称号；1994年，被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模范集体”光荣称号。罗绍基校友作为广东抽水蓄能电站联营公司的企业法人、总经理，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罗绍基校友致力于我国水电站的设计与建设，是我国水利电力界知名度颇高的专家，我国水电工程抽水蓄能技术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199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就住在广州市，本人也是广东人。就能源方面，我想提一点建议。广州的居民现在普遍都不用煤了，都用天然气，这说明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对减少污染、使用清洁能源还是很重视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不够的地方，如部分广州的电厂都是使用电煤，对广州的空气质量有影响。在民用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进步，在工业方面是否也能考虑使用天然气发电、净化环境？”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专家罗绍基2015年5月16日在“广州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咨询会”上的发言，这番话体现了罗绍基校友对广州的深切感情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高瞻远瞩。
2.著名焊接专家、工程院院士林尚杨
林尚扬院士，1932年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1957年于广州培英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焊接专业，现为我国著名焊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焊接研究所研究员、技术委员会主任。
林尚扬院士在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工作期间，先后担任课题组组长、研究部主任兼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曾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第四届秘书长兼国际焊接学会（IIW）中国委员会主席，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尚扬院士40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科研第一线，在焊接研究所先后创建了4个新实验室，领导了4个新领域的研究，先后完成25项重大课题，取得多项科研成果，共获得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11次，发表论文50多篇，专著2部，培养博士、博士后和硕士十多名。
20世纪60年代主持研究成功4种屈服强度400～600 MPa低合金高强度钢的埋弧焊及电渣焊焊丝，参与了大型氨合成塔和尿素合成塔等重大产品的焊接，现仍被列入焊丝国家标准；70年代发明水下局部排水CO2气体保护半自动焊方法，曾参与十多项包括海上固定式和自升式钻井/采油平台等重要结构的水下焊接施工，目前仍是一种先进的水下湿法焊接技术；80年代发明了双丝窄间隙埋弧焊方法，解决特厚钢结构焊接的质量与效率的矛盾，以及焊接自动化问题，现已有100套装备在企业中应用，涵盖我国各大重型机械厂、化工机械厂和电站锅炉厂等，参与了60万千瓦电站锅炉汽包和重达2060吨的超大型加氢反应器等关键重大产品的焊接；90年代为企业完成多套机械化、自动化焊接专机和焊接机器人工作站的研制任务；2000年以来主要从事激光焊接和激光—电弧复合热源焊接技术的研究，已经为企业用激光技术焊接了近20万个部件，涵盖铝合金、钛合金，各种不锈钢、高强钢和超高强钢等不同材料的产品。
此外，林尚扬院士还荣获国际焊接学会（IIW）“2009Evgenij Paton”奖。该奖项是国际焊接学会设立的重要奖项之一，由乌克兰国家焊接委员会和乌克兰巴顿焊接研究所共同出资赞助，以乌克兰科学院院士、著名桥梁建筑专家、焊接专家巴顿（Evgenij Paton）先生命名。
该奖项主要奖励给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焊接事业，在焊接及相关工艺先进技术、材料、设备等科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该奖项每年在世界各国焊接专家学者中征集人选，经IIW技术委员会评选出获奖者一名。自奖项设立以来，林尚扬院士是我国首位获得该荣誉的专家。
3.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
叶叔华，女，1927年出生于广东顺德。1945年从培英中学毕业，同年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天文学家。
1994年8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他们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经申报提名，获国际组织批准后，正式命名为“叶叔华星”。对于天文学家叶叔华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殊荣，也是她从事天文学研究30多年来，始终把“国家的需要，祖国的荣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的结晶。
受父亲的影响，叶叔华从小特别喜爱文学，对西洋古典音乐情有独钟，1945年以培英中学第一名的高分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开始与数学天文结缘。1958年6月，国务院委托上海天文台着手建立我国自己的世界时综合系统，叶叔华带头挑起了这副担子。她带领课题组，以徐家汇观象台为基地，先后联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及北京、武昌、陕西、云南等天文台，形成我国测定世界时的工作网。经过4年多的苦战终于在1963年使我国测定世界时的精度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跃居世界第二位。攻克世界时的课题项目，荣获1979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一等奖、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并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瞩目，大大提高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
叶叔华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并担任上海天文台台长，1980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女天文学家，先后成为美国宇航局地壳动力计划研究组成员、国际地球自转服务通讯成员、国际射电干涉测量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国际岩石圈委员会第一组成员，以及欧洲《天体物理与空间科学》杂志编委、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外籍会员、第20届和第21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执委会副主席……1994年她承担起国家“八五”科技攀登项目——“现代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并作为首席科学家对项目从事组织和指挥。1996年，叶叔华把这个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推向世界，使之变成国际的大合作，由叶叔华为首席主席，组织实施这项规模宏大的“亚太地区空间地球动力学研究”，其研究总部设在上海天文台。参加此项合作研究的，有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等20多个国家的天文学工作者。
叶叔华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担任了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第十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5年3月叶叔华被全国妇联评为第一届“中国十大杰出女性”后，她对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女性成才等方面也十分关注，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应邀为会议组织的“议员日”活动发表演讲，并被推荐为全国女性人才研究会理事长。
（三）白绿俊杰：各行各业展英姿
无论学习什么专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为社会贡献才智，创造价值，尽一分力量，这是培英人的共识，也是培英中学的传统。
1.亲历日军投降全过程的战地记者黎秀石教授
黎秀石，1914年出生于广东南海丹灶海边坊，其舅父是培英第一任华人校长关恩佐。
黎秀石自小便入读培英，1931年毕业于培英平社，同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35年毕业后，先后在《广州英文日报》、香港《士蔑西报》、英国合众社香港分社、桂林《大公报》、重庆《大公报》工作，满腔热情地报道了各地的抗日情况，是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过《大公报》战地记者，见证和采访了日本投降的全过程。
1950年10月，黎秀石从英国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广州市培正中学、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1961年起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任教，1978年调进中山大学外语系任教，曾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1986年2月退休，2005年出版《见证日本投降》，2007年5月逝世。
5月16日傍晚，梁校南副主席打来电话告知，在中山大学的黎秀石老校友于5月15日傍晚过世了，5月19日11时在“银河园”开追思会！我不禁愕然，本来想好近日送些校刊探访他老人家，怎知就……
黎老学长1914年1月生于南海西山脚丹灶乡，舅父就是培英第一任华人校长关恩佐，他自小便入读培英，1931年毕业于培英平社。次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35年燕大毕业投身报界。抗战爆发，他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一身戎装，深入战区采访，出生入死，向国人传递抗战前线动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社派他到滇缅战场，第一时间向世界播报战事动态。1945年8月27日，他作为第一位中国记者登陆日本国土。9月2日，他和朱启平（也为培英校友）等三名中国记者，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采访日本签字投降仪式，见证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伟大历史时刻。他当时在舰桥中间，刚好正对签降大台，他拍摄的一辑照片，被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徐永昌将军评价是最好的。（《见证日军签字投降的中国记者走了》培英协社 陈达权）
黎秀石是在密苏里军舰上见证日本投降的三个中国记者之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黎秀石的最后一部著作《见证日本投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5月15日，黎秀石走过自己93年的漫漫岁月，离开了这个他眼中纷乱的世界。所幸，他见证的那段不平凡的历史被较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8月30日美军开始进驻日本。黎秀石和一些英美记者于8月27日乘汽艇先行在东京登陆。随后的一个重要历史性时刻——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则是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当日，全世界20个国家280多名记者云集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亲睹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其中有三名中国文字记者，《大公报》的黎秀石、朱启平和中央社的曾恩波。
当日上午8时15分，中国全权代表徐永昌上将率领随从5人走向举行仪式的甲板。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跟随在后。主持日本投降仪式和对日实行占领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和代表美国受降的尼米兹海军上将于8时45分到甲板，和各国代表并列。8时53分，日本降使由美国驱逐舰运到“密苏里号”舰上。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这个梅津便是与何应钦于1935年7月6日签订“何梅协定”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他曾要求带着军刀来签降，但未获盟军批准。重光葵也是日本侵略邻国的急先锋，曾在上海被朝鲜爱国志士炸断一条腿。
9时，盟军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先由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讲话，随后他指着甲板上摆好的桌子，叫日本代表在降书上签字，先是重光葵，后是梅津。受降书由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开始签署，其次是尼米兹以美国全权代表的名义签署，接着是中国全权代表徐永昌上将签署。时间是9时10分，黎秀石眼眶充满了泪水。受降那天，许多记者手上没有降书全文的复印本，他们都以为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但后来黎秀石才发现降书写着：“本代表（即各国派来受降的代表）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应立即对不论在任何位置之一切日本国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军队的指挥官，命其本身及在其本身支配下之一切军队应立即无条件投降。”如此一来，即成了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而不是日本国无条件投降。而德国投降的文件上，是写明德国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黎秀石认为，美国背叛了盟友，暗地里接受对日皇有利的有条件投降，才使得战后日本国体得以维持。
（2009年3月24日 《深圳商报》）
2.国际著名宇航能源专家余瑞楚教授
余瑞楚，1919年出生，1937年抗战爆发前毕业于培英中学。后考取公费赴美留学，成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曾担任美国太空总署能源部主任、旅美华人科学家协会主席、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国际著名航天专家。
余瑞楚教授1980年受邀回国，受到方毅副总理亲切接见。1993年江泽民访美会见交大校友时，受到接见并与江泽民合照。
我最渴望给他们多一点鼓励
阳春四月，一夜春雨过后的培英校园，显得格外明媚，仿佛为培英的贵宾——1937届义社校友余瑞教授归宁准备着。
余教授本次回国，最重要的一站是鹤洞培英，离上次归宁不觉又8年，母校的发展时刻牵挂着他的心。从台山一路风雨兼程，18日上午10点半抵达鹤洞，他便被眼前崭新的校园校貌所吸引。拍照，录像，握手，问候……多年的思念都倾注在这一刻。
不觉来到校史墙，他端详着图案，像是要找到昔日读书的场所。他动情地跟我们讲述起1937年离开母校远赴求学时的情景。他说，自校祖开创基业而来，培英虽历经颠沛流离辗转办学，但在先贤们的精神感召下，培英儿女艰苦奋斗，发展至今成为全国示范性高中。“成绩来之不易，只要我能走，能说话，我愿意为母校奔波。”他感慨地说。余教授指着校史墙，思想仿佛跨过重洋，从母校飞到了大洋彼岸。
在德光楼办公楼前，余教授指着现在作为办公室的301室兴奋地说：“以前这里是男生宿舍，我在这里住过两年，当年是李圣华老师任班主任的。来来来，你们跟我照一张相片”。余教授招呼着我们，仿佛闪光灯一闪，就能跨越时空，把他拉回70年前那段青葱岁月。
在下午进行的座谈会，面对座无虚席的国熙楼，他循循告诫同学们：学无止境，要敢为人先；要主动学习，博学广闻；要永不言败，相信自己。他说，挫折、失败最能磨炼人，人生难有一帆风顺。他举了很多亲身经历与体会，鼓励同学们要在痛苦中学会生存，永不言败，相信前程是光明的，年轻就是本钱。
余教授深情的演讲感动了在场每一位学生，激发起他们向余教授提问的兴趣。对同学们的问题，余教授都一一给予耐心的解答。余教授敏捷的思维、惊人的记忆力和灵活的反应赢得师生们阵阵掌声。说到动情处，或激昂，或沉思；或捶胸顿足，或面露惭愧之色；言语与动作并用，声情并茂，情深处，全是一颗爱国心、拳拳母校情。当有同学问他培英白绿精神对他有什么影响时，余教授流露出对培英依恋与感激之情。“在培英接受教育的两年，奠定了我将来学习的基础与素质，”他说，“我很高兴重回母校见到你们，很乐意帮助你们，我没什么功绩，我这‘科学家’的称呼，在世界上‘very small（微不足道）’我今天的演讲也许就是‘waste your time（浪费大家时间）’。只是希望能给大家一点鼓励，这就足够了。”
作为世界级的科学权威，余教授言语如此朴素平和，态度如此谦虚诚恳，着实让在座众人意料不到又钦佩不已。
其后，余教授欣然为母校题词：白绿儿女，勇攀科学高峰。88岁高龄，下笔遒劲有力，挥洒自如，挥毫间全场鸦雀无声，继而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最让人动情的是：在座谈结束离开校门，余教授用了一个小时。刚才演讲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的余教授面对蜂拥而至的要求签名题词、合影留念的学生来者不拒，一一满足……
在返程的车上，望着窗外渐趋朦胧的夜色，余教授思绪万千，眼含深情。他对笔者不断重复着那句话：“我回美国得想想办法……对，想想办法……他们学得很好，不容易……给他们多一点鼓励，这是我最渴望做到的，也是我应该做的。”
（《培英中学1937届校友余瑞楚教授归宁母校侧记》培英协社戴庆忠）
3.中国体育界泰斗、中国羽毛球运动元勋林启武教授
林启武教授，祖籍广东惠阳，1907年出生于泰国的一个华侨家庭。1923年入读培英中学，曾任燕京大学教授，全国体总委员，全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羽毛球协会主席，国家体育总会北京市分会副主席，羽毛球、田径、跳水国家级裁判。他是中国体育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最早在中国开设羽毛球课程的教师，第一个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参加国际比赛的教练，第一个编写羽毛球教材的学者。
林启武在泰国读初中时，一位来自中国的教师改变了林启武的生命轨迹。那位教师十分赏识林启武的才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都对他鼓励有加。更重要的是，这位教师拳拳的爱国心深深地影响了林启武。1923年，16岁的他独自做了决定——跟随那位教师回到心思已久却从未谋面的祖国。
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开家。他离开泰国的父母，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在那位教师的支持下，爱好体育的林启武慕名来到广州培英中学念书。在那个动**的年代，体育运动在中国赖以生存的土壤寥寥无几，而培英中学等教会学校成了现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最初据点和途径。那时候，年少的林启武虽然个子矮小，已经打得一手好泰拳。除此之外，撑竿跳、跨栏、游泳也是林启武的拿手好戏，课余时间他的主要活动就是体育运动。
1927年，20岁的林启武从培英中学毕业，考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50年，作为第一任名誉主编，林启武参与创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专业体育杂志——《新体育》。但意外的是，当时年逾不惑的林启武患上了直肠癌，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腹部改道手术。手术后最初的恢复阶段是十分痛苦和尴尬的，但长期的体育工作让林启武具备了积极乐观、不畏困难的品质，这让病床边的每一位健康的人敬佩。可怕的病魔不但没有影响林启武对体育事业的热忱，反而坚定了他为中国体育事业奋斗的信心。1956年林启武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参加了在苏联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是我国羽毛球队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与此同时，林启武还翻译出版了多部羽毛球规则、羽毛球裁判培训及羽毛球练习方法的图书。一路走来，林启武填补的都是空白，创造的都是历史。
1986年，当时的国际羽毛球联合会授予林启武“发展世界羽毛球运动重大贡献奖”；1987年，中国羽毛球协会在首都体育馆为林启武先生八十寿辰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他“体育运动一级奖章”。在民间，人们更喜欢亲切地称他为中国体育界泰斗、中国羽毛球运动元勋。
邝瞻善老师，原是培英中学一位普通的英语教师。命运的安排，使他从一名文弱书生，变身为“中国排球之父”。
1919年，关恩佐校长挑选邝瞻善老师担任培英男子排球队领队、教练工作。关校长看中的不是邝老师的排球水平和运动能力，看中的是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当时，邝瞻善老师体弱多病，且无任何体育运动基础，但他对排球训练工作充满热爱，认真负责，善于观察，善于总结。邝瞻善老师性情和蔼，循循善诱，很快与队员们打成一片，关系融洽。渐渐地，邝瞻善老师竟然精通了排球的“波经”，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先后训练出了一批优秀排坛名将，被誉为“中国排球之父”。
邝瞻善老师不仅擅长排球之术，然而理论也有粗诣，训练严谨不稍苟，常亲自早起划场地布置项目，尤谙指挥，使白绿健儿屡建奇功。他被誉为排坛伯乐，独具慧眼。经他挑选并训练的曹廷赞、丘广燮等后来都成长为中国排坛的杰出运动员。
5.排坛元老、国家女排首任主教练刘权达
刘权达，1904年出生于广州，祖籍广东新会。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迷上了体育运动，尤其酷爱排球，由于当时家境比较富裕，家庭也十分支持他，十岁时，他进入广州培英读初小。他在培英初等小学读了3年，高等小学读了3年，在中学读了4年（都依旧学制），到1924年夏季中学毕业为止，刘权达在培英学习了足足10年。
10年培英求学生涯，给了刘权达一身过硬的排球技术。他的生活与排球结下了不解之缘：1922年，刘权达被选入校队；1923年，作为培英学生的刘权达被选为中华排球队队员，参加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1925年，担任岭南大学排球队长，同年5月，参加第七届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1926年，到上海担任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排球教练，开始了教练生涯；同年，应广东体育界邀请回广州，担任广州甲商学校、广州市第二中学、广东女子职业学校、广东大学附中、广东工业专门学校等院校体育主任兼教员工作；1927年，刘权达成为中华女子排球队教练员，率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1930年，与赵善欣同任男女排球队教练，率队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
在刘权达的教练生涯中，除了组建和训练省、市排球队参加全国性的比赛和训练国家排球队参加国际比赛以外，更多是担任体育课和排球训练的工作，为体坛培育新苗和推广排球运动做出了贡献。1937年的暑假，刘权达因患当时尚未有特效药的肺结核病，不得不退出体育界，从而结束了教练生涯，这是刘权达一生的一大憾事。但是到了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前夕，广州市体育总会和广州市老体工联谊会，于5月25日在广州市文明路市一宫联合举行了“迎亚运广州市老体工座谈会”。会上，86岁高龄的我国排球元老刘权达，为表达他热爱祖国、热爱体育事业的一颗红心，还把他多年积蓄下来的人民币10000元，捐给亚运会。半年后他因旧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91年1月23日病逝，终年87岁。
吴赴京，1958年生，广东南海人。1972年入读广州培英中学，1975年高中毕业。在培英时，入选学校田径队队员，并参加广州市业余体校击剑训练。1976年入选广东省击剑队，曾获三届全国击剑锦标赛男子花剑冠军，多次全国花剑团体赛冠军，获运动健将称号。后入选国家击剑队，代表中国参加世界青年赛、世界锦标赛、亚洲运动会、亚洲锦标赛等重大国际比赛，战绩彪炳，是亚运会金牌获得者。
在国家击剑队10年期间，吴赴京兼任国家花剑队教练，广东击剑队教练。1987年以主教练兼运动员身份率中国击剑队参加法国国际击剑锦标赛，获团体冠军，享誉国内外。现任广东击剑队主教练。1991年就聘任香港击剑队主教练。
7.中国足球边锋典范古广明
古广明，广东省韶关人，1974年入读培英中学。他8岁开始踢球，16岁就入选了国家足球青年队，19岁成了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曾代表中国国家足球队参加过1982年西班牙与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1985年因右腿胫骨骨折退出国家队；1987年到1993年效力于德国达姆施塔特队。古广明在效力德乙的第一个赛季的首场比赛便打进一球，他在第83分钟进球锁定了全场比分；1993年回国在国家队任助教；1995年任广州松日足球俱乐部总经理；1998年至今任古广明足球学校校长；2006年12月至2007年12月古广明出任广州医药队领队兼总教练。
古广明曾经是中国足球边锋的典范，他以灵巧的身体和出众的技术，一度享有“泥鳅”的美誉。面前的对手无论是多强壮、凶狠，古广明都能够一一轻盈化解，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足球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有鲜明特点的出色边锋了，也因为他身材不高，故此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古仔”。
8.羽毛球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杨维
杨维，女，羽毛球运动员，中国国家队队员，广州选手。1998年入读培英中学初中至2004年高中毕业。
她从小热爱打羽毛球，她的特点是右手执拍，技术全面、进攻凶狠、防守稳健，场上速度较快，与张洁雯配合女双成为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曾高居世界排名第一。
1998年6月，杨维开始和黄楠雁合作双打，仅仅10个月的配合，两人的世界排名便急窜至首位，此后，这对新人在国际赛场上屡屡摘金夺银，显示出强大的冲击力和不可限量的前途。比赛中，黄楠雁一般在前场负责组织调度，而身材高大的杨维则主要在后场担任攻击手。亚运会后杨维与黄楠雁拆开，后者退役，杨维转而与张洁雯配对双打。和张洁雯配对后多次排名世界第一，2004年夺得奥运会女双金牌。
9.花剑高手吴汉雄
[1] 引文出自《史坚如狱中致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