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范仲淹的“忧乐”情结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传诵千秋的历史名篇，它不仅使岳阳楼名扬天下，甚至就是一座城市——湖南岳阳——存在的标志。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令人读之难以忘怀的佳句，不仅如此，它还是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穿越历史的时空，成为我们今人享用的珍贵的精神资源。在我们身边，朗朗上口的《岳阳楼记》能全文背诵的大有人在，即使背诵不出，这句“忧乐关情”的名句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要稍微读了几年书的人。

我也一直沉浸于对这种忧乐情结的叹服中，没有一丝别的想法。后来读到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他在其中谈到中国先秦儒家没有一个不是以道德独断论口气说话，这使我开始反思传统知识人的说话姿态和身份意识。确实，我们的传统知识人从“立德、立功、立言”三境界开始，到《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所张扬的正是一种士人以道德者或者说贤者、仁者身份的存在姿态，即一种从骨子里认为自身优越于普通百姓的生存姿态，这打孔子看不起稼穑之人就早已露出端倪。那么，范仲淹是不是延续了这种贤人身份意识呢？回答是肯定的。正是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之前还有一句：“吾尝求古仁人之心”，他一脉相求的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知识人（先知先觉者）的贤人情结。在其忧乐情结背后，他正是延续了中国历代优秀的知识人心忧天下、关爱他人与社会的普世情怀，但同时也洋溢着传统士大夫的贤人情结，即其中若隐若现地把自我设定为道德高位者，设定为与平民大众不同的人，“我”是作为“贤人”“仁人”去担当天下的忧乐，或者说“我”通过对天下之人的忧乐的担当来显现“我”之作为知识人存在的贤明。

由此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继承、发扬范仲淹的忧乐精神，甚至包括诸多中国传统美德，乃至历代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否其中也存在着反思和超越的必要？我们要发扬这种心忧天下的普世情怀，但同时我们也同样需要反思我们自身存在的姿态和身份意识，即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怎样的身份来关爱他人与社会，承担社会责任？是因为我们道德上的高远，比别人优越，还是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之下，我们的命运休戚与共？或者说，我们是作为一个一个的人，与别的一个一个的人，我们之间有着生命的内在关联，关爱他人与世界，同样是在关爱我们自身的生命，因为他人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命世界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的社会在一步步走向公民社会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教化理念，要求我们必须先行设定的基本理念就是人格上的平等。尽管我们承认每个人的道德境界是有差异的，但每个人在道德人格、在生命存在的价值与尊严上是平等的，没有君子与小人、上品与下品的等级差别。我们倡导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爱，这不是因为我们人格优越，足以“垂范”去充当他人的导师，而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中，作为社会的成员，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责。我们需要走出君子与小人的先行设定，走出“垂范”“人格导师”的教化者身份意识，这个社会需要每个人相互之间真诚地倾听、平等地对话，从而敞开社会的智识视野。知识人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以知识和理性说话，以不断地问知来为社会提供不断开放的智识视野。

这实际上涉及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知识人存在姿态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是充当社会的先知，自视为社会的良心，从而以某种优越的姿态居于众人之上，还是作为普通的社会成员，以知识者的姿态来履行作为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跟社会其他行业的职业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我”也心忧天下，但立足于独立、平等、自由之上的忧乐意识，所显明的“我”并不是作为一个超越于大众之上的圣人、贤人，去心忧天下，“我”是作为普通社会的成员，作为公民的身份去表达“我”对社会的关切。

我们今天当然也需要，甚至更加需要个人对社会的积极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之上——需要继承发扬范仲淹对社会和他人的“忧乐”意识，就像我们需要继承发扬雷锋精神一样，因为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与民族美德的一部分。但我们务必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忧乐担当，乃是基于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来表达他对与其相关的整个生命世界的关注，或者是基于我们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承担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如传统的贤人情结借以显明自身在道德人格上优越的社会身份。这是一种理性的担当，是我们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性参与，而不是基于对国家社会的盲目的热情与冲动。

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曾这么评价范仲淹的“忧乐”情结：“凡人之情，己处其乐，不知人之忧，己处其忧，不知人之乐。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种忧乐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我们以一种对他人和天下的理性的认同来超越个人的一己私情，范仲淹的忧乐情结可嘉可勉。但我心中依然疑惑，范仲淹的忧乐情结固然体现了一种“理性之公”，但这种理性的忧乐是否真的超越了他的时代，超越了传统士人情结？抑或，是我误读范仲淹？要么，就是身处逆境之中的张中晓把自身的理性情怀寄托在范仲淹的忧乐情结之上，“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曾读到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那种对人与人之间在生存意义的关切的体认，锥心刺骨，让人过目难忘。这其中是不是隐含了另一种样式的忧乐情怀？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世上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1]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58-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2] 牟澎：《想起刘胡兰》，载《中国邮政报》，2002年7月5日。

[3] 谭学纯：《人与人的对话》，第15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