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一、主题要义和总体构架

20世纪的前30年，教育改革运动波及全世界，并各树一帜，如在美国称作“进步主义教育”，在德国称作“改革教育”，在中国称作“新教育”。这个国际性的改革运动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现代学校模式和先进的教育方略。各国改革家们尽管在教育理论或教学法上各具特色，然而却殊途同归：依据儿童心理，培养、开掘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革除陈旧、落后的灌输式学校教育。这不仅是那股教育改革浪潮特有的标志，也是两位分别来自中国和德国的教育家陶行知与莱希维恩改革探索的重要共同点，虽然两人一生都未曾谋面，但在许多方面上却似曾相识。

陶行知是许多积极参与了那场教育改革运动的中国教育家之一，他通过不断地分析、批判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传统教育，并吸收、改造西方教育理论，特别是他的老师杜威的教育学说，力求设计出一套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方略。他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独创的“生活教育”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占有举足重轻的地位。在政治上，他属于一批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不从属于国民党，也不依附于共产党，而是试图立足于两大政治巨头之间。他们在中国形成了“第三势力”，并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由于国民党打压而日益倾向于共产党，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又沦为“极左”政策的牺牲品。陶行知在政治上的这种定位或许恰是他本人及其著作无论是生前还是逝后总是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在中国读大学期间开始涉猎陶行知的生平和著作，而十分有趣的是，最初竟是通过我的德语老师艾哈德·内克曼（Erhard Neckermann）先生的引介。这位德国汉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伊始就在西柏林自由大学以陶行知作为主要对象，从事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的研究。此后又利用1978至1980年在华任教的机会，积极为撰写关于这位中国的改革教育家的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尽管完成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他的计划却由于职业等原因未能最终实现。1993年，我在德国马堡大学完成了传媒科学的硕士学业后不久得知，来自南京的同胞丁伟祥由于突患重病，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了已在科隆大学从事了数年的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论文和以此获取博士学位的愿望。两位先行者未竟的夙愿以及从陶行知非凡的生平业绩中获得的巨大震撼成为直接的动因，促使我决定为此再做一番新的尝试。

我初次了解莱希维恩这位极具魅力的德国历史人物是1994年参观在马堡举办的“莱希维恩展览会”，尽管此前我已在一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生公寓楼里住了近五年之久。他那动人的生平事迹、在诸多领域的卓越贡献、那种海纳世界的心胸和情怀，特别是他的政治和教育思想取向，与陶行知有惊人的相似性和可比性，这些不仅深深地打动了我，而且促使我决定以比较的方式构架研究论文。

本论文的意旨在于：

（1）结合中国和德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审视对比陶行知和莱希维恩的人生道路和富于创新的教育工作，揭示出两者在政治活动和教育改革举措上的异同。

（2）通过探究两者分别与对方国家的联系和了解，局部地考察该时代中德两国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历史发展情况。

（3）以陶行知为参照点，回顾自19世纪末以来在中国兴起的儒学文化传统与西方思想文化财富，尤其是民主思想和教育理念方面的碰撞和争论。

本论文力求用比较的方法，从中国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的视角，考察这两位出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具有多面性的教育家。论文中对两者政治和教育思想的解析主要是依据他们自己的论著；同时借助中外文原始资料和参考文献再现社会时代背景，以支持论证。

虽然西方已有少量介绍陶行知的西文出版物，但他的名字迄今在欧洲仍鲜为人知。因此，本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任务是使读者熟悉了解这位独特的中国教育家。这部分中：第一章概述陶行知的生平和事业；第二章回顾陶行知教育学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命运及其近期研究状况；第三章概览国际上研究介绍陶行知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对前三章内容的补充，在论文最后还附加了一份“陶行知研究文献要目”（附录一），其中包括各种语言的书目400余条。该“要目”还可为未来的陶行知生平与著作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资料基础。

本论文的重点是第二部分，即对陶行知与莱希维恩在政治和教育上的思考与作为进行比较。为了给这种比较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第四章旨在探寻陶氏本人与德国和莱氏本人与中国的关系，并且还包括这两位东西方文化的传介者之间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鉴于有关“莱希维恩塑造的中国形象”这一课题在德国已有若干侧重不同的论著，[2]所以本文不再赘述，而代之以通过对他本人和有关他的出版物的盘点，探明中国对莱氏及其著作接纳过程的历史线索，以此弥补对莱希维恩的广泛研究中至今尚存的空白。第五章在考察两人各自成长道路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比较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志同道合者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以及对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见解。第六章选取了几个重要的教育观念作为切入点，探讨两者改革教育的思想主张和具体举措，寻觅其共同的和不同的理论源泉。在论文的结论部分里，除了确认两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的教育家的历史作用外，还进一步指出了其政治和教育基本思想的现实性。为使人能更清晰地一览两人的人生轨迹，还汇集整理了一则“陶行知和莱希维恩生平对照年表”作为论文的附录之二。

二、中文专有名词和摘引及拼写说明

中文人名、地名和其他名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规定的汉语拼音拼写，引文中和一些德语中已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保留其拼写方式，诸如Peking，Nanking，Sun Yat-sen，Mao Tse-tung等。

陶行知本名陶文濬，先改名“陶知行”，后改为“陶行知”。为了避免混淆，本文统一使用“陶行知”。在引文当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音译人名未加改动，诸如Tao Hsing-dschi，Tao Heng-Chi，T′ao Hsing-chih等。

中文图书、文章、报纸、杂志的名称除少数例外采用缩写，均先在脚注中用汉语拼音和德语译文的方式注明，后在参考文献目录中用中德文两种文字呈现。

中文和日文文献的引文除注明译者姓名外均由本人翻译成德文。

《陶行知全集》现有两个版本，本文摘引均出自1991年四川成都出版的十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