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亲子沟通与儿童学业的关系
亲子沟通指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Galvin，Bylund，& Brommel，2004）。这一概念在具体研究中有三种操作定义，相应地也就有三种侧重点不同的亲子沟通研究。第一种侧重从外部客观特征界定亲子沟通的研究主要关注亲子沟通对象特征、内容、频率、风格、满意度等方面；第二种将亲子沟通视为特殊教养风格，集中研究亲子沟通的一般的、稳定的模式，也称为亲子沟通模式；第三种将亲子沟通看作个体之间的互动行为的研究则将视角聚焦在具体的亲子沟通行为上。三种研究在主题选择、研究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但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偏重考察亲子沟通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如焦虑、攻击行为、人际交往行为等的影响，较少涉及与儿童认知能力和学业成就等变量的关系。
下面首先综述三种亲子沟通研究的现状及进展，而后专门介绍那些关注亲子沟通与儿童认知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及有价值的结果。
（一）亲子沟通特征研究
亲子沟通特征的研究并未将沟通过程作为研究主体，而是重点考察沟通过程的基本特征，如沟通频率、沟通内容、沟通满意度、沟通困难等。这类研究多采用量表法和访谈法进行。例如，Noller和Callan（1990）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青春期之前，儿童与父母的沟通较多、较频繁；而进入青春期以后，青少年与父母沟通的频率较低。亲子沟通的内容主要涉及学校里的情况、闲暇时间安排、交友状况等，而很少谈及“性”“饮酒”和“吸毒”等敏感话题。
对亲子沟通满意度的研究（Barnes & Olson，1985）发现青少年对亲子沟通的满意度与父母对亲子沟通的满意度存在差异。青少年对亲子沟通的满意度较低，认为沟通缺乏开放性，出现的问题和障碍较多；而他们的父母认为与子女有较为开放的沟通，且沟通困难少。有研究者专门探讨了亲子沟通中存在的困难。Vangelisti在1992年的研究中运用开放式问卷，要求青少年描述与父母沟通时出现困难的情境，并写下当时与父亲（或母亲）之间的对话，然后对青少年的回答进行编码，结果发现，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困难主要表现在沟通方式方面，如分歧、误解、行为约束、盘问、批评和缺乏沟通等；容易出现沟通困难的话题主要有：课外活动、异**往、职业与教育、花钱、行为问题等；在所有的沟通困难当中，父母对青少年过多的行为约束是出现亲子沟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沟通话题方面，出现问题最多的是课外活动（约占48%）和异**往（约占14%）。国内学者对中学生亲子沟通的实证研究（方晓义，戴丽琼，房超等，2006）也发现，青少年认为父母的过多行为约束、对自己的误解和否定是亲子沟通中导致障碍的主要方面；相对而言，在缺乏耐心、分享和信任这三个方面被认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最少。
此外，亲子沟通特征研究还比较了父子和母子两种沟通在沟通频率、内容、满意度和角色上的差异。首先，在亲子沟通频率上，有研究采用访谈法发现儿童与母亲之间的沟通多于与父亲之间的沟通（房超，方晓义，2003）。在沟通内容研究上，Noller等人（Noller & Callan，1990）研究发现儿童与母亲的沟通话题多于与父亲的沟通话题；只有在政治问题上，儿童与父亲的讨论多于与母亲的讨论。其次，也有研究发现在对社会规范的态度、一般性问题、对未来的打算等方面，儿童对父亲谈的比对母亲谈的更多。再次，父子沟通与母子沟通的满意度上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通常由两个指标测量，一个是儿童和父母对沟通满意度的认知评价；另一个是沟通中所伴随的积极情感的差异。以前一测量指标为因变量的研究得到的结果不很一致，有研究发现儿童及母亲都报告母子沟通更令人满意，但也有研究发现两种沟通的差异不显著（Noller & Callan，1990）。而以沟通伴随情感为测量指标的研究则发现与母亲的沟通比与父亲的沟通过程中更多体验到积极情感（房超，方晓义，2003）。最后，在亲子沟通的角色（如沟通发起者、开放接纳者）上父亲与母亲也存在差异。通常母亲更多是交谈的发起者，母亲比父亲更能接受孩子的观点（Noller & Callan，1990）。儿童认为母亲对孩子的日常问题更感兴趣、更开放、更能理解和接受孩子，也更能与子女达成一致意见。相反，父亲更喜欢下断语，不愿意倾听，更倾向于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而不试图去理解孩子，也不愿意与子女谈论情感和个人问题（Lambert & Cashwell，2004）。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父亲和母亲在亲子沟通中所担当的角色不同，相对父亲而言，母亲在实际的亲子沟通中所起作用更大。
最近，有关亲子沟通特征研究的新趋势是，关注父母和子女在某一特定主题上的沟通状况，如Winkelman （2006）对亲子之间有关工作的沟通研究，O’Malley等人（2007）有关战争的亲子沟通研究，Eisenberg等人（Eisenberg et al.，2006）、Wyckoff 等人（Wyckoff et al.，2008）关于性及生育控制话题的亲子沟通的研究，Gordon等人（Gordon，Biglan & Smolkowski，2008）关于吸烟问题的亲子沟通研究，Brown等人和Gomulak—Cavicchio等人（Brown et al.，2007; Gomulak-Cavicchio et al.，2006）对亲子之间就婚姻冲突问题的解释与沟通也做了专门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了亲子在特定主题上的沟通特点：父亲和母亲对不同主题的沟通参与程度不同（Wyckoff et al.，2008; O’Malley et al.，2007）；不同主题的沟通过程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例如，有关战争、工作等话题的沟通中情感表达成分较少，事实陈述、信息和观点交流较多，而有关婚姻冲突、性、吸烟等话题的沟通则伴随较多积极或消极情感。可见，父母与儿童在特定主题上的沟通特征不仅能够反映父母在儿童成长某方面的不同作用，还有助于我们发现亲子在某些领域或主题上沟通的特异性。这些研究提示我们亲子沟通特点会因沟通主题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不可能完全使用一般性的沟通特征做出解释。
这类在实证研究中以沟通频率、满意度等特征作为亲子沟通测量指标的研究很少以这些沟通特点为主体做专门探讨，多数情况下亲子沟通变量都被作为众多家庭因素中的一个考察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例如，在方晓义（2005）的研究中，将家庭沟通同另外22个家庭因素共同作为初中生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雷雳等 （雷雳，王争艳，刘红云等，2002）的研究将亲子沟通看作家庭环境系统的一个变量，考察其与初中生社会适应的关系；Winkelman （2006）考察亲子沟通对儿童教育和职业期望的影响；父母对现实婚姻冲突的解释内容和方式影响儿童心理适应（Brown et al.，2007; Gomulak-Cavicchio et al.，2006）。
综上所述，亲子沟通特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基本信息，如随儿童年龄增长，亲子沟通频率降低；父母与子女对沟通的感知和评价存在差异；父亲和母亲在亲子沟通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都不相同；特定主题的亲子沟通特征。但亲子沟通特征在实证研究中的地位提示我们结合某一具体主题，探讨父母与儿童的相应沟通特征是深化沟通特征研究的有效途径和发展方向。
（二）亲子沟通模式研究
亲子沟通模式主要关注亲子沟通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抽象的沟通行为特征，是亲子沟通研究领域中最受关注的研究内容（池丽萍，俞国良，2010）。早期的亲子沟通模式研究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仅仅作为传播学中一般的沟通研究主题在父母和子女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应用，因此，缺乏对亲子沟通概念的专门界定，而通常采用行为科学中对人类沟通的一般定义，认为沟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之间传递信息的过程，是以传递感受、态度、实事、信念和想法为特征的社会互动过程的载体。这类研究大都采用问卷或量表收集数据，所以其研究内容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理论框架及测量工具的发展。下面将以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主要测量工具及相应理论框架的发展为主线来综述亲子沟通模式研究的状况。
早期亲子沟通研究缺乏独立的概念体系导致这一时期研究工具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而且所谓理论，大多只是作为测量工具编制基础的简单理论构念而已。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测量内容界定不准确，影响测量效度。例如，1969年由Bienvenu（1969）编制的家庭沟通调查，其项目主要来源于以往亲子关系研究涉及的变量及作者有关家庭心理咨询的实践经验。调查大致包括如下五个部分：（1）父母的批评、挖苦和缺乏信任；（2）信息的倾诉与分享；（3）感受的表达、倾听和语调；（4）父母的尊重、表扬和肯定；（5）父母的期望和理解。虽然该量表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完整测量工具，但对其项目进行内容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问卷的31个有效项目中，近一半实际测量的是教养行为与期望。可见，最初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框架建构和测量工具发展两方面都不够完善。
亲子沟通早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测量工具是由传播学者McLeod和Chaffee（1972）编制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FCP）。虽然这一量表及后来的修订版量表都冠以家庭沟通的名称，但实际上，量表编制者和众多使用者都以家庭中的代际沟通，即亲子沟通为研究对象，因此，其家庭沟通概念、相应理论观点的提出及测量工具编制都是围绕亲子沟通展开的。McLeod和Chaffee（1972）认为，亲子沟通模式对儿童信息加工方式有重要影响并决定儿童对传播信息的加工方式。他们提出家庭中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可以由概念定向（concept-orientation）和社会定向（socio-orientation）两个维度描述。其中，概念定向指在亲子沟通中沟通者强调对概念和观点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判断行为合理性的依据；而社会定向指沟通中信息或观点提出者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儿童的关系在信息加工中起较大作用，可能影响后续的行为。与此观点相对应，其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也以这两个维度描述亲子沟通。概念定向得分较高表明在沟通中儿童更重视对概念和观点的加工；社会定向得分高意味着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对儿童信息加工影响较大。这一工具被广泛应用到传播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如Blandon和Volling（2008）考察了亲子沟通倾向与儿童服从行为的关系。
1990年，Ritchie和Fitzpatrick提出，由于学科兴趣的限制，McLeod等人的量表不能从整体上描述亲子沟通模式，因此他们对这一工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RFCP）仍由两个维度构成，只不过维度名称稍有改变，分别称为对话定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和服从定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其中对话定向的沟通指父母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容忍亲子之间的观点分歧；而服从定向的沟通则强调儿童对父母的服从。可见，Ritchie和Fitzpatrick所做的修订仅仅是针对量表项目表述和维度名称的调整，其修订工作并没有突破原来McLeod和Chaffee所设定的两大维度的理论框架，也没能超越亲子之间服从与被服从关系的基本理论假设。
尽管如此，这一量表仍被国内外致力于亲子沟通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广泛采用。根据对话定向和服从定向两个维度的得分高低还可将家庭沟通划分为四种类型：高对话—低服从型、高对话—高服从型、低对话—高服从型和低对话—低服从型。这种清晰的“两维度四类型”的分析模式也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睐，让这一工具广泛传播。而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两种定向的沟通模式能有效区分和预测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认知复杂性（Koesten & Anderson，2004）；同时，四种亲子沟通类型的儿童在亲子冲突解决策略（Shearman & Dumlao，2008）和压力应对策略的选择上（Vashchenko，Lambidoni，& Brody，2007）存在显著差异。
除了以上两个理论观点明确、测量工具结构较清晰的亲子沟通量表之外，还有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所需编制了其他一些测量工具。例如，Lucchetti和他的同事（Lucchetti，Powers，& Love，2002）编制了亲子沟通理解量表（Child-Parent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C-PCA），侧重考察亲子关系在沟通中的表现；McCarty和Doyle（2001）编制了亲子沟通量表（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Scale）在亲子沟通总体状况之外专门加入测量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但是，这些工具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工具的编制和使用大都就事论事，缺乏深刻的理论思考，未能提出专门的理论观点或找到相应的理论基础。例如，McCarty和Doyle（2001）仅提供了量表的测量常模资料，还未针对量表背后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框架建设进行介绍和说明。这可能导致工具所使用概念（如“交流开放性”“交流技巧”“情感表达”）和测量维度都因缺乏专门界定和说明而被误解、误用，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这些测量工具的传播和推广。
此外，Olson以其家庭功能理论为基础先后编制了两个亲子沟通研究工具。Olson在其家庭功能理论中强调了沟通在实现良好家庭功能过程中的工具作用，认为“家庭是在沟通过程中被建立、定义和管理的系统。家庭成员通过镶嵌于特定文化背景中相互依赖的网络系统内模式化的、有意义的信息交流来调节亲密度和适应性，从而发展出一个集体同一性”（Galvin，Bylund & Brommel，2004，p.49）。即，家庭是由一系列个体和关系组成的复杂系统，家庭成员交流信息的方式影响了他们关系的形式和内容，促使家庭在亲密度和适应性维度上移动，从而形成特定的家庭功能。可见，在Olson的理论中，家庭沟通是家庭形成和改变的主要途径和动力，它能够调节家庭成员角色关系和家庭规则，进而改变整体的家庭功能。
在其理论的指导下，Olson先后编制了两个家庭沟通测量工具，分别测量家庭中的亲子沟通状况和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第一个工具是父母—青少年沟通量表（the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Scale，PACS，1982），主要测量亲子沟通特征。量表包括20个项目，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开放的父母沟通（open mother/father communication），描述了积极的亲子互动，例如“母亲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父亲努力理解我的观点”；第二个维度是有问题的父母沟通（problem mother/father communication），测量消极和冲突的互动，包括“母亲生气的时候伤害了我”“父亲的话让我感觉很糟糕”等项目。这一工具专门考察家庭中的跨代沟通，较为全面地描述了父母在沟通中表现出的能力和倾向。但Olson的这一工具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量表以沟通性质（积极和消极）的简单二分法作为维度划分依据，使两个维度之间较高的负相关关系为两个维度计分和分数解释带来困难，这也导致了该工具在后来的应用中普遍存在的计分方式不统一的问题。在应用这一工具的实证研究中通常流行的两种计分方式分别为：两维度分别计分，或者一个维度反向计分后两维度得分相加合成一个沟通总分。还有少数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只选择量表的一个维度作为亲子沟通测量指标以避免两维度计分方式上的矛盾。虽然，这一量表在实际应用中经常被作为衡量亲子沟通模式和质量的工具，但对其具体项目的分析表明，该工具实际测量的是父母在与儿童沟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和倾向。
Olson的理论中特别强调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他认为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决定了家庭关系和功能的好坏。他后来又编制了新的家庭沟通量表（2003），这一量表从倾听技巧、说话技巧、自我表白（开放地交流信息和感受）、说话的清晰性、话题集中程度和对他人的尊重六个方面测量和评价了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
综上所述，亲子沟通模式研究一般采用问卷和量表法作为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表现出其独特的优势，例如，通过被试自评方式能够屏蔽掉各种不同行为和表现形式的干扰，迅速地把握亲子沟通中抽象的、稳定的关系模式；同时有关沟通模式的研究和以往个体沟通能力的研究从不同层面描述了亲子沟通特征，丰富了我们对亲子沟通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但是，目前的亲子沟通模式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沟通模式单一、测量层次混乱等，尤其问卷和量表法带来的沟通的去主题和去背景的还原论倾向，可能导致某些行为意义的丧失。鉴于此，许多研究者开始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探索，即深入到真实的亲子沟通的情景中，考察具体的沟通行为，希望能从中抽取出并概括出更丰富的、更有代表性的沟通模式。
（三）亲子沟通行为研究
有关亲子沟通行为的研究多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通过对父母与儿童的真实沟通行为的观察与分析，抽取出有意义的研究构念，比较并概括出对儿童发展的某一方面影响较大的互动行为特征。亲子沟通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两个领域。
一些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希望了解某些心理病理学问题，如焦虑、抑郁、攻击行为，在某些家庭内的集结以及它们在代际之间的传递现象，就开始深入到亲子沟通的实际情境中探究特殊被试的家庭互动与正常家庭的差别（如DiBartolo & Helt，2007; Wood et al.，2003）。例如，Dumas等人（1995）考察了2.5~6.5岁幼儿与母亲在一个三维图形中寻找通向商店最近路径的认知游戏中的沟通行为。任务要求母亲为孩子提供所需帮助，但不能替孩子完成任务。研究者观察并比较了有能力的、攻击性的和焦虑的三类儿童亲子沟通行为的差异。结果发现，与有能力和攻击性儿童母亲相比，焦虑儿童的母亲在沟通中表现出更多的控制和更少的积极情感。对父亲与焦虑儿童的沟通行为观察也发现类似差异（Greco & Morris，2002）。此后，研究者们考察了不同年龄段焦虑儿童在不同任务情境中与父母的沟通过程发现，与正常儿童的父母相比，焦虑儿童的父母的身体控制（Greco & Morris，2002）、打扰性卷入较多（Hudson & Rapee，2001），言语沟通较少（Hummel & Gross，2001）。
众多研究结果似乎表明焦虑儿童的父母总会在亲子沟通过程中表现出某种不适宜的行为模式，但Dumas和LaFreniere（1993）用巧妙的研究设计展示出父母行为与儿童行为的相互依赖性。在他们的研究中，母亲被要求分别与自己焦虑的孩子和另一个陌生孩子共同完成寻找最近路径的任务。结果表明，母亲在与自己焦虑的孩子沟通中表现出较少的积极性、更多厌恶性和高水平的命令；但有趣的是，当这些母亲与不熟悉儿童配对完成任务时表现出的积极行为和情感却高于正常儿童和有能力儿童的母亲。这说明父母的沟通行为会因沟通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其行为表现因对方的反应而有所变化，突出体现了沟通行为的互倚性。
与此同时，教育心理学研究者们也希望通过观察亲子沟通中互动双方的具体行为来研究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科学概念的获得和科学现象的解释过程。Portes等人（1998）观察了母亲在三个难度依次增大的科学任务中的指导行为，发现母亲的合作性问题解决行为能够预测儿童在科学任务上的表现以及其学业成绩。Tenenbaum和Leaper（2003）也在其研究中观察了父亲、母亲与孩子共同完成有关生物、物理和电子技术等任务中的言语和行为反应，发现父母的指导深度能够预测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和能力。
从上述研究的综述中可以看出，研究者们通常设置一些任务情境，考察儿童与父母在任务背景中的沟通行为。研究者们经常采用的实验任务大致可分为三类：认知任务、社会任务和亲子自由沟通。下面将分别综述这三种实验任务背景中的亲子沟通研究。
1.认知任务中的亲子沟通
采用认知任务作为亲子沟通背景的研究通常会选择对某个年龄段儿童而言较为复杂的任务，或者是在规定时间内儿童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即任务难度水平位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内。这种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亲子沟通提供条件和机会。例如，Greco和Morris（2002）采用了让幼儿完成复杂的折纸任务；Hudson和Rapee （2001）要求7~15岁儿童在5分钟内完成复杂的七巧板拼图任务，以及用6个字母拼出尽可能多的单词；Dumas和LaFreniere（1993）要求儿童完成找去商店的近路的任务；Portes等人（1998）为小学生设置的科学实验任务，如物体飘浮、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性状、物质酸碱度判断等；以及专门为中学生设计的生物、物理和电子技术任务（Tenenbaum & Leaper，2003）。这些对儿童认知能力构成挑战的任务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父母的指导和控制行为，从而在实验中最大限度地展示日常生活中父母作为有能力的成人、“教师”和知识权威与认知水平上处于弱势的儿童、“学生”的沟通过程。当然，临床心理学家的研究目的并不在此，但其研究设计和结果却向我们展示了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教学”过程。
认知任务背景中的亲子沟通过程呈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根据各自的理论构思和研究目的进行分析。临床心理学家关注焦虑（Barrett et al.，2005）、抑郁（Donenberg & Weisz，1997）、退缩（Stevensen-Hinde & Glover，1996）和攻击儿童（Root & Jenkins，2005）的父母在互动过程中在情感、行为控制等方面的表现。因此，他们分析的重点是父母沟通行为的模式，而不关心沟通内容及任务的完成情况，在临床心理学家的研究中，任务只是亲子沟通模式的载体，而不是研究内容和主题。例如，研究者重点分析了父母的身体控制、拒绝水平（Greco & Morris，2002）、消极行为、打扰性卷入（Hudson & Rapee，2001）、言语沟通数量、沟通的消极或积极程度（Hummel & Gross，2001）、控制水平（Barrett et al.，2005）、积极情感、厌恶性、厌恶情感强度、命令、服从等行为（Dumas & LaFreniere，1993）。
与此不同，教育心理学家更关心亲子沟通过程中父母的指导行为对任务完成情况的影响，以及指导与儿童学业成就的相关程度，因此，其分析更加侧重与任务内容相关的言语行为及任务结果。例如，Portes等人（1998）详细观察并记录了母亲与儿童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行为序列（包括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及儿童在任务中的认知表现评价各种行为的有效性，总结出最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合作性问题解决行为模式。Tenenbaum和Leaper（2003）的研究也是通过分析父母在不同领域的科学任务中对儿童的指导行为，尤其是所使用的言语指导水平来预测儿童对科学课程的兴趣、效能感和能力。可见，在教育心理学家的研究中认知任务就是研究者的分析对象，与任务有关的沟通行为、言语内容都是研究者分析的重点，其对父母行为的分析不会脱离任务。这类研究中的任务、父母的指导行为、儿童的反应及在任务中的认知表现等都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在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及后来学者们所提出的“脚手架”“认知学徒”等概念体系指导下的独特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