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1]

1864年12月，在伦敦出版、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的文章，该文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地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2]。然而，科举制在1905年最终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1300年的科举制，对中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为重大而复杂，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反映出科举时代的政治、教育、文学、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因此，“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独特视角，从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社会、科举文化等多学科视野观察科举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科举制在传统社会的中心地位和废科举的深远影响，并进一步认识 “科举学” 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科举政治

科举政治是指以考试选拔为官员主要录用方式的官僚政治。科举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考试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科举制的创立十分有利于官僚政治的发展。王亚南曾指出：“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3]从唐代以后，科举出身成为各个朝代首要的做官途径，中高层官员中大部分是进士出身。有的学者认为，到宋代，科举制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特征，科举制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4]

“牢笼英才，驱策志士” 是科举制的政治功用之一，即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政权向社会开放，使选才范围空前扩大，扩大了统治基础。能够将社会下层的能人志士网罗进政府中去，既能树立政府的开明形象，又可以消弭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当然，唐末、北宋、明末、太平天国时都有一些落第举子的反叛行为，但总体而言，科举时代多数士人都服膺于科举制度，所谓“国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5]，便反映了科举制的政治用意。同时，宋末、金末、元末出现众多死节进士，也说明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往往具有精忠报国的精神。史载宋太宗继位后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6]科举制的目的是选拔政治人才或从政人才，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科举制的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

科举与中国官场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考试选官可以澄清吏治与杜绝私人，防止在官场中植党营私；另一方面，因科举结成的座师与门生、同年关系又与朋党之争有关。有的论者认为，回顾古代中国的廉政状况，不难发现，在科举制度以前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元朝的贵族政治时期，世家大族利用其世袭的特权，贪赃枉法，腐败之风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最腐败的时期。而科举制度鼎盛的宋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全面推行的时代，也是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元朝，监察、回避、考核制度同样存在，而且元朝的监察制度从形式上和表面来看，还远比宋朝的健全。但由于没有科举制度的配套，它的吏治实在是糟糕得透顶。[7]所谓“非科举毋得与官”的规定，使官员的文化素质得到保证。19世纪末，丁韪良在谈到一些年前，会试主考官因为作弊授予两三个学位而被处死时说：“作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它的威胁却是不可估量的，它将动摇人民对这唯一获得荣誉和入仕的途径以及对政府的信心。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损害科举制而不带来风险，他可以按多数人的愿望而降低科举的要求，但他不能取消它而不引起剧烈的动**，因为科举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权利的特许状。”[8]

顾颉刚1936年在为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曾指出：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所举中原与边域之人才益均，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独立发展，蔚为盛典，盖吾国政制中之最可称颂者也”。明清时期科举实行区域定额取中制度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这虽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考试公平原则不一致，但对维护国家统一，缩小各地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却有积极的作用。曾有学者认为，科举制是古代中国式的代议制度，除了考试官吏之外，更重要的作用是代议（representation）。由于明代以后实行分区或分省定额录取进士，且许多科举出身者未做官而成为乡里或地方与官府打交道的代言人，而各地考上的官员参与“廷议”，这类似于西方的议会制度。实行现代选举制度、国会制度须花很多的钱，中国是个穷国家，只有用穷国家的办法，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一部不花公家多少钱而能多多少少达到代议目的之一部机器。[9]

当不再用考试为选官办法后，更显出科举制的政治功用。1905年废科举后出现官员选任的制度真空，导致政府用人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民国初建，孙中山便说：“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10] 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特性，认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做到公平取才。为此，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主张建立考试院，使考试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架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科举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现代中国重建公务员制度反过来要向西方借鉴，正应验了古话所说的 “礼失而求诸野”。

二、科举教育

科举教育是指以科举为重心的教育，即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的教育，也可以说是考试领导下的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应试教育”。不过，科举教育虽以应试为中心内容，却包含了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知识水平提高的内涵。科举与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作为一种古代的考试制度，科举制牵涉面很广，性质至为复杂。科举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但也具有教育考试性质。科举是一种考试取士制度，学校则以养士为目标。取士与养士两者互为依存，取士必有赖于养士，二者不可分割，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新唐书》立《选举志》以后，历代正史《选举志》皆包括了科举和学校两方面的内容。研究古代教育、学校，不能不言及科举，同样，论说科举也不能绕过古代学校教育。

如何处理好学校育才与科举选才的关系，是历代一直困扰着统治者的难题。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大体而言，隋唐以后各个朝代初期都重视学校教育，或至少是学校与科举并重，但久而久之学校日渐被轻视，教学往往流于形式，而科举的地位在社会上越来越显得突出崇高。这种由重学校转变为重科举而轻学校的演变过程，几乎成为历代学校与科举互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明清两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浑然一体，难分难解。在明清科举考试系统中，乡试以下的府州县试就是入学考试，岁试和科试则是学校教育进行过程中和结束阶段考核选拔人才的重要环节。在以入仕为士人实现人生抱负的唯一途径的传统的中国社会，科举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有效的指挥棒，因此，学校教育必然要受科举的制约和影响。从唐宋至明清学校与科举的关系的演变，体现出中国古代科举与学校的轻重消长关系，遵循着一种从离散到聚合的发展规律。

在科举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学而优是为了仕。除了很短暂的例外，1300年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学校的学生，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走上仕途，科举考试成了学校教育的强大指挥棒，指导和操纵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科举成了学校的目标，考试内容便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取士标准自然成为学校的培养标准。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官学如此，民间私学绝大多数也以应举为办学目标。即使是书院，也是因科举盛而产生，随科举废而消亡。清代一些大书院也分配有科举生员的名额，甚至有所谓“洞学科举”的名目。纵观千余年的中国书院史，书院与科举关系密切的是长期的、普遍的，而较不重视科举的书院是短暂的、少数的。总体而言，科举确已成为当时整个教育的重心。

到了清末，学校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官学往往形同虚设，科举的向心力大到严重地阻碍新式学堂的建立与推广，以至于不推翻科举就无法真正普及新教育，最后不得不废科举以兴学堂。穷原竟委，科举因学校而起，又因学校而废；书院因科举而兴，亦因科举废而导致脱胎换骨的转型。二者具有休戚相关、兴衰互动的特征。废科举促使中国教育走上近代化也即西化的道路，但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中国人养成了一种重视考试的“遗传性”。现代高考制度和自学考试制度的创立都与科举考试重视公平竞争的传统有关，而现代教育中的应试教育（所谓的“科举幽灵”）也与科举传统密切相关。

三、科举文学

科举文学是指因科举考试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和体裁及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它包含“科文”和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前者如试帖诗、策、论、科场律赋、表、判、诰、箴、铭、八股文等，后者如唐人行卷、内容涉及科举的唐诗、传奇小说、宋元戏曲话本、明清小说，还有现代的传统戏剧和电视连续剧等。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文学”是指科举制度下的文学应用，而试策研究又是科举文学研究的第一个课题。那些受考试制度间接影响以及与之产生各种各样联系的文学，也可以纳入“科举文学”予以考虑。比如，平时为应考所作的“习作”，举子间所进行的“私试”，以及反映个人或群体围绕科举所展开的社会人生及其相关思想感情的作品，等等，都是“科举文学”应该关注的对象。[11]

“科文”即“科举之文”的简称，是指在科场考试中产生的各类文体和文章。《元史》卷八一《选举志》载：元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下诏恢复科举，并规定：“乡试中选者，各给解据、录连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礼部，腹里宣慰司及各路关申礼部，拘该监察御史、廉访司，依上录连科文申台，转呈都省，以凭照勘。”这里所说的“科文”，便是指科举考试中的答卷文章。过去中国文学界受制于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往往脱离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和实际，以至于把某些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样式简单地排除在外，因而忽视科举文学尤其是“科文”的研究。近年来，对“科文”中影响最大的八股文出现一股研究热，不仅研究八股文本身的文学价值，而且分析它与律赋，与明清古文、戏曲、诗学的关系。科场试策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2]确实，科举考试策论与唐宋古文运动、古代散文都有密切的关系。韩国历史上的“科文”与中国类似，现代还有人研究韩国科文的出题倾向、科文的文学意义。[13]

唐宋和清中叶以后科场要考试帖诗，这与当时诗歌的繁荣有很大的关系。唐代科举考试诗赋对诗歌创作也起到某些好的促进作用，科举制度引发唐代文人对其科举生活的歌吟叙述，产生了与此有关的大量诗文，全面地展现了科举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读书习业、乡举里选、投文干谒（行卷风尚）、漫游邀名、场屋省试、及第落第、慈恩题名、曲江杏园游宴、送行赠别，等等。[14]正是因为唐代进士科要考五言八韵律诗，才促使人们努力钻研写诗技巧，平时注意收集素材和写作诗歌。省试诗的目的是考察举子的作诗技巧掌握程度，并不要求写出传世名篇。举子在考场按命题仓促作诗，一般也不可能写出上佳诗作，祖咏的《雪霁望终南诗》和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算是例外。而且，省试诗的文学价值虽不如平日推敲创作的诗歌高，但如果扣除了这一类诗作，《全唐诗》便要减去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而唐代被称为诗歌的朝代，这与诗作数量的繁多也是有关的。

语言学方面，科举考试与古代音韵学、韵图也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对科举制与汉语史作过系列的研究，他认为中晚唐时期严格要求在科场中遵守有关声韵的规则，应试士人就需要参考实用的诗律指南，这种需求给韵学、诗学著作带来了一些变化，如迫使《切韵》改变韵序、出现了分韵编排的类书、诗格赋格流行等。[15]有的学者根据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三部书，统计出述及清代可以确定生卒年份的小学家81人，其中进士、举人57人，举孝廉、鸿博9人，诸生、贡生17人，于是可知他们中的大多数（87%）参加过科举而且获得了生员以上头衔。[16]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科举术语和大量的科举成语也表明科举与中国语言的深刻联系。

“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17]科举取士的本意不是为了选拔文学家，而是为了拔取政治人才。但因为以文取士，结果实际上培养和造就了大量的文学家。古代文学家中科举出身者占多数。隋唐以后绝大多数文学家即使未中过进士或举人，至少也参加过科举考试，冯梦龙、凌蒙初、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等人之所以会在小说中经常描写有关科举的情节，就是因为他们都有或长或短的应举经历。中国古代文人具有浓得化不开的科第情结，几乎每位文学家的文集中都可以找到有关科举的内容。另外，唐宋科场中长期存在着考试内容方面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科举制与古代文选学，与唐宋传奇小说、宋元戏曲话本等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考科举中状元成为古典戏曲中长盛不衰的题材。明清小说与科举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考举子与青楼文学，“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模式，也都说明科举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在当代的传统戏剧和电视连续剧的科考情节中，我们都还可以经常看到科举文学的现代版本。

四、科举社会

科举社会是指科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科举的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在中国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18]的确，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区域流动方面，还是从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方面来看，科举的影响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多数学者认为，宋朝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科举社会，朝廷、士大夫及学术文化经由科举而紧密结合。钱穆曾说：“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19]本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门第社会，自从隋唐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以后，到宋代逐渐演变为一种科第社会，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高低不再以血统和出身来划分，而代之以是否考中科名并以科第的高低为依据。

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已成为“科举学”五大热点和公案之一。不管科举造成的社会阶层流动到底有多大，有一部分社会下层的人通过科举考试跻身社会上层总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社会所谓“茅屋出公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格言，不仅是统治者对读书人的利诱和鞭策，也是当时科举造成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的真实写照。科举时代的社会阶层流动能使社会保持一定的活力，使官僚结构不断得到更新。同时士阶层的扩大不一定意味着寄生阶层的扩大或游手好闲者的增加，只是从事知识生产和学习的人增加，或者说只是扩大了精神文明领域中的活动者而相对减少了物质文明领域中的活动者。

由于实行科举，还促进了相当范围的社会区域流动。区域流动（或区位流动）与阶层流动相关，区域流动可以说是社会阶层和职业流动的必要条件，也可以说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居住地区的改变往往是一个人生活和事业进程中的组成部分。[20]科举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选拔，会试是各省举人在京城的大聚会，乡试是全省各地秀才在省城的大聚会，府州县试则汇聚了各地前来赶考的童生。每次科考都是一次知识阶层的区域大流动，而考上后所有人都是异地为官，有力地促进了各地人才的交流。因科举考试兴起的会馆、试馆既是区域流动的有形体现，也与籍贯观念的保持和延续有密切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科举考试演化为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已接近于一种宗教行为。它将考试演化为程序、规则、禁忌，以及庆典仪式，使其彰显为民众生活的中心，也淡化了一切与其无关的活动选择”[21]。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与跑报、游行等科举习俗，宋代的榜下择婿风尚，清代广东盛行的“闱姓”赌榜风气，大量的科举俗谚，都说明科举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程度。因科举而兴起的考试迷信与文昌信仰在全国各地都曾长期存在。1866年，有位西方人士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其中第13章中谈到当时士人祈求保佑中举的习俗：“文曲星通常被举子们看成一种可以祛除坏运，或防止那些阻碍他们在获取各种文科学位的定期考试中的影响的特定星座。有时做一个偶像或用纸写明其身份，进行崇拜时还烧香和点蜡烛。”[22]这种考试迷信的遗存至今在大陆高考和台湾大学联考前都还经常可以看到。

1816年，一位名叫汤姆斯（Thoms）的外国人编辑出版了一部英汉对照《英译汉语对话与句子》，其中列举恭贺新年最常用的话有5句，第一句对士人为“恭喜老爷今年高登金榜”，第二句对农民为“恭喜你今年五谷丰登”，第三句对商人为“恭喜你今年发财”，第四句对老人为“恭喜你今年身壮力健”，第五句对学童为“恭喜你今年读书聪明乖觉”。[23]恭喜科举考试高中的例句放在新年见面贺词的首条，可见当时科举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之一斑。正是由于科举制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整合作用，所以当1905年废科举时，不啻发生一场“社会大地震”，导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社会整合的弱化，同时也使城乡之间的流动减弱。[24]中国过去是一个科举社会，由于考试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实际上中国又逐渐朝一个考试社会方向在发展。

五、科举文化

广义的科举文化是指因科举制的长久实施所形成和衍生的文化，包括注重考试竞争、读书做官的价值观，重视教育、学优则仕的传统，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儒家经学、史学、文学、教育乃至社会习俗，甚至物质形态的科举文物等，实际上涵盖了本文所述的所有内容。由于本文已将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社会单独出来加以论述，这里所说的乃狭义的科举文化，即与科举相关的经学、史学、艺术和文化遗存等，还有科举与科技的关系，以及学优则仕的价值观和追求公平的传统等。曾有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度为中国文化很显著的特点，且形成一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社会制度。……无论从哪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的进化，都不能不注意科举制度。”[25]

从隋唐至明清，科场成为人文活动的首要场域，科举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经学向来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与广义的科举（汉代的制诏举人和分科举人）是同时出现的。唐代进士科以文学为重，明经科以经学为重。北宋学者或主张取士当先经术而后词采，或主张以诗赋为首要考试内容，争论平衡的结果，是将进士科一分为二，并立“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但从元代以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中占统治地位。明清时期流传极广的《神童诗》中便有“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之类的说法。“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和主体，主要是因为具有科举制的制度化支撑。

科举与史学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所谓“六经皆史”，便是指许多儒家经典本身就是先秦的历史记载。科举中试“论”的体裁往往以史论为重，因而科举在以经术和文学取士的同时，实际上还以史学取士。尤其是“五经”中的《春秋》是分量较大的考试教材，历来被视为“大经”，而《春秋》实则为史书，可见经书中纯史学的分量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另外，唐宋时期有三传科目，便是以《春秋》的《公羊》《穀粱》《左传》专门设立考试科目。而一史、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科则更是以史设科。重视以史取士的直接后果便是保证了入仕的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知晓历代兴衰成败得失，有助于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书法的繁荣也与科举以书取士相关。唐代科举中有专考文字和书法的明书科，而且投考明经、进士科的举子也须擅于书法，加上铨选考试“身、言、书、判”，其中“书”要求“楷法遒美”，促进了一代书风的形成。北宋中叶以后科举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度，书法相对不受重视。而清代殿试及朝考后试卷不再誊录，评卷重书法，也形成了朝野重视书法的社会风尚。清代状元陆润庠、刘春霖等人都是小楷名家，凡是进士出身者多写得一手优美的小楷，甚至许多应考的文童也会写“馆阁体”，说明科举考试对推动练习书法具有巨大的作用。

另外，唐宋科举中设有明法科，历代科举三场考试中第三场都要考判文，促进了中国古代法律知识的普及；古代印刷业的兴盛也与科举推动文化的普及有关；科举与中国古代“至公”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读书至上、学优则仕的价值观也都息息相关；而科举文物及科举文献更是科举文化的现代遗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总之，无论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重大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科举文化这种存在照样在起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科举文化，在今天还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以上从多学科的视野进行观察，只是提纲挈领地勾勒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社会、科举文化五个方面，但已可以看出科举制是一个具有多方面重大影响的制度，“科举学”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其研究内容极其广博。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随着科举制百年祭成为一个越来越近的话题，学术界日益重视反思科举制的功过和废科举的影响。而如何对待科举制百年祭，确实值得我们未雨绸缪认真筹划。

[1] 本文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 “Chinese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All Year Round.Vol.XII，Dec. 17，1864，pp.445-453.

[3] 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时与文》第2卷第14期，1947年12月。

[4] 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4、160页。

[5] 徐珂：《清稗类钞》第2册“考试类”《以科名奔走天下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84页。

[6]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

[7] 屈超立：《科举制的廉政效应》，《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

[8] W.A.P.Martin，The Lore of Cathay 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1901，p.326.

[9] 何永佶：《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观察》1948年第4卷第11期。

[10]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4页。

[11]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5页。

[12] 吴承学：《策问与对策——对一种考试文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参见《新国学》第1卷，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92～111页。

[13] 李炳赫：《韩国科文研究》，（韩国）《东洋学》1986年第16辑。

[14] 吴在庆：《科举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15] 平田昌司：《〈切韵〉与唐代功令——科举制度与汉语史第三》，参见潘悟云：《东方语言与文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327～359页。

[16] 姚小平：《也谈康乾盛世——文字狱、学者的待遇及其他》，《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8日。

[17] 王溥：《唐会要》卷六九《县令》。

[18] E.A.Kracke，“Religion，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In John K.Fairbank （eds.），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252-268.

[19]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6页。

[20] 周荣德：《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21] 吴刚：《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中国教育知识史的比较社会学分析》，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

[22] 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London，1886，p.317.

[23] P.P.Thoms，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Macao，1816，pp.261-262.

[24]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25] Paul F. Cressey：《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雷震译，《师大史学月刊》1931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