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的教育视角[1]

科举制虽然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达1300年之久，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古代的考试制度，科举制牵涉面很广，性质至为复杂。科举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但又有教育考试性质，而且越到后来教育考试性质越明显。科举对教育的影响，既有促进民间私学发展和书院的兴起、调动士子的读书积极性的作用，也有压抑求异思维、导致书院官学化、学校科举化等问题。本文拟总结科举教育的传统，介述从教育角度研究科举学的动态。

一、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革

科举时代的教育可以称之为科举教育，科举教育是指以科举为重心的教育，即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的教育，也可以说是重视考试的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试领导下的教育或“应试教育”。科举教育长期实行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对今天的教育和考试还有不少影响，客观公正地总结、评价科举考试的传统，有助于我们去芜取精、扬长避短。具体来说，科举教育的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教无类，及第争先

考试取士的竞争机制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也促进了教育机会的扩大和下移，并造成相当范围内的社会阶层流动。从考生来源和报考条件来看，科举制在理论上将参政权向大多数人开放。中国古代教育最初是“学在官府”，实行的是贵族教育。汉代太学较具平民色彩，但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各级官学等级森严，尤其是国子学和太学，限制要三品和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才能入学。盛唐以后，科举取士从重生徒改变为重乡贡，而乡贡一途是全然没有父祖官阶限制的。科举制的勃兴导致官学的衰弱，但却客观上促使教育机会下移。因此，对科举痛加批判的黄炎培也认为，由贵族教育移到平民教育是靠科举作为“过渡的舟子”。[2]唐后期太学已允许八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到南宋时，太学成为中央官学的重心，入学已无多少身份品级的限制，以至出现了“读书人人有分”[3] 的观念。明清时期，考为府、州、县学生员没有身份地位的要求，贡入国子监学习也没有父祖官阶的限制，教育范围更加扩大，从制度上形成了有教无类的传统。

考试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科举时代的启蒙读物鼓励人们少小立志、及第争先，《神童诗》中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既是劝诱人们积极进取、报效朝廷的利诱和鞭策，也是科举制下屡见不鲜的茅屋出公卿的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科举造成较大的社会流动究竟是事实还是错误印象，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中外学术界曾作过大量的研究，已成为科举学的五大热点和公案之一。[4]笔者也较赞成潘光旦和费孝通、柯睿格、何炳棣、李弘祺等一派学者的观点，即科举制造成了相当范围的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地说，科举制度在下层官员中引进了比较多的贫寒人士。[5]尽管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竞争十分激烈，但科举制至少给了一般寒士做梦的权力和实现梦想的机会。由于家庭经济基础和受教育的条件存在差异，不同背景的举子往往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但至今为止人类社会在哪个国度哪个时代存在过完全平等的竞争呢？“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而科举时代一般人所谓的少壮努力以求出人头地，指的就是读书应举。现代中国人具有较强的进取心，与科举制下形成的勇于进取、及第争先的传统不无关系。

（二）努力向学，重视教育

子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6]企求功名富贵是多数士子学习的根本动机。以才学为录取依据的科举制利诱士子刻苦学习，形成了中国社会努力向学、重视教育的传统。龙门登科，“鱼”可以化为“龙”，科举及第具有使人化为另一“族类”的升迁功能，这种中举效应的强烈示范，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以至出现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7]的社会风气，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发展。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乡村之间，几乎每家都藏有一本启蒙通俗读物《兔园册府》。[8] 据罗斯基（E.Rawski）的研究，1880年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自1895年以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的识字率一直在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9] 受科举重学传统的影响，中国的种田和工商人家向来看读书人家都十分羡慕，只要有一线成才的希望，自己家可以培植出一两个读书子弟，父母往往愿意含辛茹苦，送子就读。当今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之一，应该说于科举时代形成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科举时代教育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读书人作秀才时便以日后当宰臣相期许。尽管大多数人无法实现入仕的愿望，但许多人小小年纪，便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这就像现代竞技体育是为了培养选拔金牌选手，但更深层的目的在于通过示范，促进全民健身，部分程度上还可以使广大青少年远离犯罪。科举时代只有1%左右的读书人能够功成名就，而在科举考试的利诱之下，却促使其他99%的读书人的文化素养大为提高。本来一般古代社会是不会有那么多读书人的，而科举以考促学，造就了许多“业儒”的读书人。科举制是为选拔少数精英而设计的选才办法，这会造成大量落第者的才智的浪费。科举剥夺了许多读书人的欢乐，却至少在程序公平方面给每一个读书人同样的报考和入仕的机会。

从教育的视角细加考察，可以看出科举既有高等教育考试性质和学位考试性质，又有自学考试和智力测验性质。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现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实行以考促学是中国的古老传统。科举具备了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这三个要素，从其考试和教育的层面来看，科举属于古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植根于传统文化且继承科举考试丰富经验并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自学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考试传统在现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创新。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科举是其创立之前数千年各朝探索人才选拔机制的结果，这一结果对当代自学考试制度的创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科举在千余年的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则为自考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借鉴。科举与自考同为古代和当代的大规模社会考试，无论在考试外部各因素的关系抑或考试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比较、去挖掘的经验教训。[10]

（三）公平竞争，公正录取

科举时代，人们在长期的考试实践中形成了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观念（当然是指相对的平等），这是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难能可贵的一个闪光的方面。作为“量才尺”，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一种“至公”的制度。不管科举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实际上，世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举考试从制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在主持制科考试的复试时便说自己“唯秉至公，以为取舍”。[11]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复试进士敕文也声称“有司考试，只在至公”。[12]科举考试“至公”观念到宋代以后有所发展，特别是普遍采用弥封和誊录法之后，其公平客观性进一步得到保障，以至欧阳修认为科举取士“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13]明清时期，各省贡院中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将“至公”理念具体化，也是考试公平性的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至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14]因此，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注重以考试来进行公平竞争的社会，考试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公平取士与选拔真才有时难以兼顾，一般社会大众明知考试选才具有局限性，但还是宁愿选择艰苦刻板的考试，而不愿接受全面考核却可能舞弊不公的选才方式。这便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会形成科举社会，现今还在走向考试社会的原因之一。

由于科举制是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各个地区的应试者必须接受同样的测试标准，其中脱颖而出者总体而言当然要比名落孙山者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因此，科名的盛衰和科举中式人数的多寡是唐宋以后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达水平的最重要、最客观的指针，科名既是个人和家族的奋斗目标，也成为地方集团或区域群体的追求对象。中国科举史上曾出现过激烈的南北地域之争，其结果是实行分区定额取中举人和进士的制度，这一规定带有优待照顾边疆和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用意，从自由竞争的角度来看是与考试的公平原则有某些矛盾之处，但从调动落后地区士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当地人文教育水平提升以及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的角度来看，则有其合理之处，具有一定的公正性。所以，中国科举史上关于凭才取人与分区取人的办法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越分越细，这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发展趋势和规律。[15]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以来中国的高等学校区域布局和高考分省定额画线录取制度的实行。

（四）片面应试，学优则仕

从隋唐到明清，科举既成了教育的手段，也成为教育的目的。作为整个教育的重心，科举的影响无所不在，为求中举及第的科举教育就是一种应试教育。科举考什么士人就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学什么，功令所在，一切都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而转动。这种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士人都自动地限制到一条狭窄的成材之路上。为了通过激烈的科举竞争，许多人奉行举业至上主义，与举业无关的学问暂时乃至长期弃之不顾。科举很难考查德行，举子也就不必太重修身。文科举不考体能，许多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谈何体育锻炼。即使是考智力方面的经术文章，也是只集中于考试的文体和内容。科举重八股制义、楷法试帖，士人便追求八股清通、楷法圆美。至于其他学问，统统可以弃之不顾。一千多年的科举社会使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应考的遗传性”，与片面的应举教育一脉相承的当代应试教育，便是科举教育传统的典型体现。

另一方面，科举教育长期实行，养成了中国人读书至上、学优则仕的观念，使升学主义和读书做官的风气盛行。晚唐五代以后，望族高门的延续一般需要科第锁链的维系，达官贵人的子弟也须通过科举才能保住其家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草泽寒士为求闻达，改变命运，也千方百计地修“举子业”，希望从社会下层跻身主流社会。这种社会阶层流动在相当程度上更新了官僚结构，有利于澄清吏治。然而，“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客观现实，自然而然使人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信条，读书的所有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使无数知识分子认定举业至上，争相成为“治人”的劳心者而不愿成为“治于人”的劳力者，养成了对做官的向往和迷恋心态。科举教育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付诸实践，形成制度。这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在近现代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深层心理结构。在现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人们选择专业和职业时，还可以看到科举文化的深刻遗存。[16]

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也有其内在必然性与合理性。科举虽已停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废止。西方借鉴科举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在形式上皆与科举有一定的渊源，并且继承了科举考试竞争、择优录用的平等原则。因此，了解古代科举制的教育性质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吸取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认识和改革统一高考制度很有意义。科举教育或者传统中国重视考试的教育，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在21世纪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对之进行创造性的变革与转化。而要真正深入地认识科举教育及其传统，就应该从教育的角度研究“科举学”。

二、从教育视角看科举学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是类似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的一门专学。但科举学的广博性超过敦煌学、红学等20世纪的显学。现有许多专学往往集中于一个人物、一本名著、一个地区，一般多涉及中国文化史的局部，而“科举学”却是与隋唐以后中国大多数名人、大多数书籍、大多数地区密切相关，即与传统文化整体相关的一门专学。[17]现代人从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角度研究科举学，但教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的科举学研究略有不同，即后者较侧重学术性的研究，前者则较注重古为今用的现实应用研究，因为被称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作为科举的“替身”还在演变发展。

教育学方面的科举研究许多是从科举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尤其注重探讨科举制的经验教训对现代教育考试的参考价值，从科举史中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以丰富考试理论。对科举史料尤其是中国近代科举史料的整理最用力的也是教育学界，20世纪90年代系统组织编纂科举考试史资料者往往是教育学者或教育考试管理者。当代中国发展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考试是教育考试，现实需要促使教育学界去探寻历史上有关科举利弊存废的现象和考试发展规律。教育视角的科举研究论著很多，有关现代教育考试的科举研究论著，主要从科举对现代教育与教育价值观的影响、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科举与高考的比较和借鉴、科举与自学考试的比较和借鉴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这方面，笔者曾在《“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一文中介绍过。[18]

与早先往往带有批判色彩的科举研究不同，新世纪以来的科举研究较为冷静、全面和客观，而且也注重评价科举制的积极方面。近年来，科举学的教育视角研究成果较集中探讨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关系、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关系、高考和科举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这里仅择要略加介述。

科举学与教育史研究的关系，近年来受到教育史学界的关注。张亚群认为，科举学与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交叉，研究方法相通互补，研究成果相得益彰。科举史作为中国教育史、考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成为教育史学科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地方教育史成为区域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科举整体研究是认识教育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东亚科举史则是教育史学的海外延伸。[19]科举学的兴起，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内容，更新了对科举制性质的认识，促进了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科举学研究对于客观、全面地评价科举制的地位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与科举制紧密相连的科举教育，尽管存在不少历史缺陷，但它在普及民众教育、传承中华文化、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不应被抹杀，不应将其简化为“应试教育”而全盘否定。从科举学的视角考察和分析教育史，可以纠偏补失，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保存和重构完整的中国教育史；可以更好地理解教育史，探寻古今教育的发展规律，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20]

越来越多的论著将古代科举与现代高考联系在一起进行比照研究。例如，郑若玲指出，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化大国，若欲从富庶厚重的传统文化寻找承传至今、历久弥新的制度遗产，考试无疑是最为人所熟识的一种。考试作为一种甄别人才的活动，几乎与人类社会及教育活动同时出现。一方面，漫长的考试历史形成了国人血脉中的“考试基因”，使倚重考试成为一种截斩不断的传统。另一方面，悠远的考试历史又成了现代考试必须背负的沉重包袱。作者将科举与高考这两种古今重要的选拔性考试联系起来，对考试与社会之关系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与精当的实证调查。特别是对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所作的大样本调查与分析，是对“科举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21]她认为，现代高考作为一种与古代科举有着基本相同的精神实质的大规模竞争性考试，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遭遇的许多困惑与难题与科举有着惊人的相似，它甚至被比喻为“现代科举”。许多学者论及高考时，都不可避免要提及科举，更有一些成果直接对二者进行观照研究，而高考存废问题乃重中之重，并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议。这些争论既有激越之“攻”与冷静之“守”的巨大反差，也有唇枪舌剑、笔锋墨利的“你来我往”。高考重大的社会影响也不会在短期内弱化，存废之争必将继续，这将使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22]笔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古代科举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兼顾区域公平的历史传统，影响了近代以来的高校区域布局和目前高考分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在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借鉴科举考试的某些防弊措施与考试管理方法，加强考试立法。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科举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23]

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书院与科举同甘共苦，有的学者称之为“姐妹花”，我认为到后来它们变成了一对难兄难弟。书院虽在科举之后出现，但从宏观上看，两者都在隋唐时期诞生，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一同在20世纪初被彻底废去。总体而言，在它们共存的上千年时间内，两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越到后来关系越密切。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近年来教育视角研究科举学的一个热点。延续20世纪末中国学界提出的书院并无反科举的特点、书院与科举并非疏离的关系的看法，有更多的学者发表了类似观点的论著。这方面李兵发表了系列论著，其专著《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对书院与科举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探讨，注重实证研究，列有大量的关于书院的统计图表，书中最后一章对书院与科举关系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各历史时期的书院数量与科举考试的重要指标——进士数、举人数成正相关。[24]胡青认为，科举与书院共生、共存、共兴、共衰，科举制是书院发展的重要原因，科举取士满足了大多数士子的心理需求，刺激了士子求学的积极性，从而刺激了书院的发展。科举考试的政治性、权威性、统一性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而官学化又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而且，书院科举化还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25]

关于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关系，众学者也发表了不少论文。李兵认为，科举学理论是把握书院发展内在规律的重要前提。科举制度不仅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往往是限制书院发展的主要手段，科举学研究能为书院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书院学研究能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因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为科举服务的书院数量众多，它们不仅是书院学研究的主体，也是科举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26]李兵还探讨了科举场域、科举资本、科举惯习的研究领域与“书院学”研究的关系，认为科举场域是科举制度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自身的发展逻辑，科举场域是“书院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科举资本研究能拓宽“书院学”研究的视野，将“书院学”研究推向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科举惯习能为“书院学”研究提供大的历史背景，是“书院学”研究的理论支撑。“科举学”研究能使“书院学”研究迈上新的台阶。“书院学”研究也能促进“科举学”研究的发展，但书院只是科举场域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其产生、发展和演变都受制于科举。因此，将“科举学”视为基础理论学科，是“书院学”转换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从而走向深入发展、取得更加丰硕成果的一个重要条件。[27] 笔者认为，在东亚传统文化领域中，科举学与书院学是两门新兴的专学。由于科举与书院关系密切，都具有存在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等特点，且在近代均遭遇类似的命运，因而两门专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具有同质共生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从时间跨度、空间分布、研究文献、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等方面来看，科举学的范围比书院学更大更多，也相对更成熟一些。从建筑文物的现代遗存、单个地方研究群体的积极性、拨乱反正的评价变迁等方面来看，书院学能给科举学不少有益的启示。两门专学的发展可以互相丰富对方的学科体系，比肩走向繁荣，并屹立于东亚传统学术之林。研究书院的专家可称之为“书院学家”，研究科举学的专家可称之为“科举学家”。[28]

新世纪以来，部分学者对科举教育仍持颇为否定的看法。比如，李纯蛟的《科举时代的应试教育》一书认为，“科举时代教育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只有应试教育而没有素质教育”，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不断清除科举时代应试教育的流毒和破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理念”[29]，但更多的学者对科举与教育的关系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批判做法，而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全面的评价。特别是在2005年科举百年祭前后，学界发表了有关废科举兴学堂的大量论著，此方面较为深入的是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亚群的专著《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另外，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田建荣的《中国考试思想史》一书，主要是从教育学的视角来考察科举思想的发展变迁。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兴德的《二十世纪科举观之变迁》一书，也是侧重从教育的视角考察20世纪的科举观考试制度兴衰、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限于篇幅，不再详细介述。

总之，近年来教育视角的科举学研究，是整个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对其他学科视角的科举学研究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而且，许多论著联系当代的教育考试改革，探寻科举历史中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教训，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传统和时代的产物，从教育角度研究科举学是为了研究中国的“教育国情”，明了传统与变革的意义，从而为教育改革尤其是教育考试改革与发展寻找有益的借鉴。科举虽然去今日远，然而考察现代中国的教育，还可以随处看到科举的影子，中国教育明显带有科举文化的“遗传基因”。因此，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和教育考试制度，研究科举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1] 本文发表于《理论月刊》2009年第5期。

[2] 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6页。

[3] 施彦执：《北窗灸輠录》卷上。

[4] 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5] 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xxii页。

[6] 《论语·卫灵公》，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页。

[7] 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典》。

[8]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九《诙谐所累》。

[9] 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5～157页。

[10] 郑若玲：《科举与自考：历史与现实的观照》，《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白居易集》卷58《论制科人状》。

[12]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

[13] 《欧阳修全集》卷一一八《论逐路取人札子》。

[14]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3《选举·科场》。

[15] 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16]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8～289页。

[17] 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8] 刘海峰：《“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9] 张亚群：《科举史：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增长点》，《教育评论》2005年第2期。

[20] 张亚群：《科举学研究的当代价值》，《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1] 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2] 郑若玲：《高考改革的科举史观照——考试存废的视角》，参见《科举学论丛》第2辑，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26～31页。

[23] 刘海峰：《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24]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8～304页。

[25] 胡青：《科举制是古代书院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参见刘海峰：《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0～285页。

[26] 李兵：《科举学与书院学》，《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7] 李兵：《“科举学”：“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8] 刘海峰：《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9] 李纯蛟：《科举时代的应试教育》，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4、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