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的世纪回顾[1]

世纪晚钟已经悠然敲响，在百年回眸之际，总结一下20世纪科举研究的演变历程令人饶有兴趣，也颇具学术意义。曾经在一千多年间与中国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在20世纪初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与科举无关的现代人却难以完全摆脱科举文化的影响。对待科举，人们从世纪初的唾弃与冷淡、世纪中的清理与批判，到世纪末的重视与反思，从一般的科举研究到“科举学”的理论构建，经历了一场几同隔世的沧桑巨变。

一、20世纪科举研究的演进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因为自从科举制产生一段时间以后便有人开始进行研究，其研究历史长达千余年，是为古老；而将科举作为一门专学或者说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则为时尚短，是为年轻。虽然从唐宋至明清研究科举者代不乏人，但真正用科学的眼光对科举进行研究的，还是走出科举时代的20世纪的现代人。

1905年将科举这一封建政治文化制度的基石动摇撬翻之后，整个君主制度的大厦不久也随之崩塌倾覆，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动乱不安的时期。与许多学科学问一样，20世纪最初20年谈不上什么研究，尤其是在清末将科举说得一无是处，人们还沉浸在科举革废前夕的激愤情绪的余波之中，更是不屑于去拨弄这一“历史垃圾”。20世纪的科举研究始于20年代，至20世纪世纪末，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至1949年。最初人们对科举的评价多为片断的回忆和零星的评论，从孙中山到陈独秀，很少有名人完全未议论过科举。学术研究方面，1921年曾在《平民教育》发表《新法考试》的心理学家张耀祥，又于1926年在《心理》杂志发表《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以他直接从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录亲自抄录的24451名进士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人才的地理分布。他还在《晨报副刊》第1493号（1926年12月16日）刊出《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当时“科举二字不符时俗耳目”，言科举者“足大来丑诋”，[2]一般人皆以考试来代指科举。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按孙中山考试权独立的构想成立考试院，促进了考试（科举）史的研究。1929年邓定人将其在上海《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上发表的连载论文编著成《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由民智书局出版。此书的主要内容为科举考试史，实际上是第一部研究科举的专书。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 1937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黄金时期，科举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成果，仅专著就有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1年出版）、方瑜《唐代的科举制度》（中山大学1933年印行）、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大公报社1933年出版）、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国民政府考试院1936年印行）、卢前《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还有不少论文发表（约80篇），主要为制度史研究和考订，较具理论研究性质的有王亚南于1947年在《时与文》第2卷第14期发表的《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杠——科举制》，以及潘光旦、费孝通1947年在清华《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上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此时期国外科举研究专著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第一阶段的科举研究论著多各自进行，很少产生争论[3]，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阶段，1950年至1979年。如果说第一阶段为中国科举研究的奠基期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则为研究中心外移期。此阶段中国大陆科举研究受到冷落，而海外却形成研究热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仅出版过3本科举研究专书，即195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商衍鎏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以及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晋藩、邱远猷所撰普及性读物《科举制度史话》。此阶段大陆学者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也屈指可数，主要有吾师韩国磐先生的《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文史哲版1954年第1期）、《略述科举制度》（《历史教学》1960年第4期）、《科举制和衣冠户》（《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65年第2期），唐长孺的《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吴晗的《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翦伯赞的《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等寥寥几篇。而同一时期，科举研究却成为海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仅中国台湾地区就出版了19部专著，其中较有分量者有科举过来人齐如山《中国的科名》（新闻出版公司1956年出版），此书虽非专门的学术性著作，而是凭记忆和传闻撰述的掌故类图书，但作者博闻强记，有不少是一般史书未载的逸闻逸事，充分反映了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民间的影响。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出版的沈兼士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书名虽与邓嗣禹书相同，却有不少论述颇具独到见解。侯绍文的《唐宋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则为专题性著作，对一些科举专题的研究相当深入。至于刘兆、王宾的《清代科举》一书于1977年由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后，虽然曾出现台湾史学界少见的“轰动情形”，书中所列多幅图和照片被认为“不但为最珍贵的文献，同时更有最大的参考价值”，[4]但实际上这些图片系从商衍鎏书中搬用过来，书中有不少内容（如有关八股文和试帖诗释义部分）也完全抄自商著，且不加注明。而其他一些著作，如山西文献社1977年出版的郭荣生的《清朝山西进士》、1954年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的章群的《唐代考选制度考》、1969年广益印书局出版的杨建华的《〈摭言〉及其作者考述》、1968年正中书局出版的杨吉仁的《三国两晋学校教育与选士制度》等书也各有侧重。此外，中国香港地区、日本、欧美等国家与地区也有不少科举研究论著出版，代表性的著作可举出日本荒木敏一所的厚实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京都大学东洋史学会1969年出版）、美国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关于社会流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此时期海外科举研究论文数以百计，研究中心已不在中国大陆。

第三阶段，1980年至1999年。近20年科举研究进入兴盛期，在海外科举研究长盛不衰的同时，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复兴繁荣，研究中心已回归本土。经历过“**”期间的研究空白之后，最早出版的科举研究专著为程千帆少而精的小册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科举研究论著迅速增加，每年皆有专著出版，其中许树安的《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王道成的《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黄留珠的《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较有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共有11部科举研究著作面世。而进入90年代以来，科举研究空前繁盛，仅专门著作便有70余部，较为深入细致的如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萧源锦的《状元史话》（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刘虹的《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奇秀的《抡才大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张希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何冠环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谢青与汤德用的《中国考试制度史》（黄山书社1995年出版）等，不胜列举。

而且，此时期科举研究还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并于1992年提出了“科举学”的概念，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5]不少论著不仅对科举制度作考释和叙述，而且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科举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做出较具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1992年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宋元强的《清朝的状元》一书，以清代114名状元作为专题研究，从新的角度对清代科举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应用中观史学的方法，撷取科举制度中一段时期、一组有关人物进行研究，得出不少有价值、具有说服力的结论[6]，认为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为不拘门第、平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此书持论公允、不囿成见，且论证有力、见解精辟，是一本“科举学”研究的佳作。[7]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海峰的《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则重视科举考试的“元研究”，体现了作者致力于将科举考试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的旨趣，标志着科举考试的研究已迈进“科举学”的新阶段。[8]1998年年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何怀宏的《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试图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和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细探这种考试选举千百年来反复锻打所形成的社会结构”。[9]该书封底所载季羡林先生的评价说：该书对构成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中心环节的试卷——八股文的研究，通过对历朝经义范文的剖析，揭示科举考试的形式、内容、性质、功能及其社会意义与影响，有助于补正长期以来我们认识上简单片面贬斥的偏颇。

综观20世纪中国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总的看来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走向理论的探讨，从**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从幼稚走向成熟。

二、科举研究的热点和公案

作为一个内容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科举学”的研究空间非常广阔，但并非没有学术交锋。因研究人员众多、历史悠久、成果丰硕，科举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百家争鸣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科举学”的争论问题不胜枚举，大至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小至某一著名历史人物的登科年份都有不少争鸣商榷。以下仅概括一下几个影响较大、讨论较为集中的重要问题。

（一）科举起源之争

科举究竟始于何时是科举研究首先要碰到的一个问题，而这恰恰又是争论十分激烈、观点相当歧异的一个问题。至今探讨科举制度起源的专门论文已不下20篇，还有许多科举研究著作和中国通史、教育史、文化史、制度史著作在有关章节讨论这一问题，各种观点林林总总。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科举始于汉代说，此说以徐连达、楼劲为代表，认为汉代在整套科目体系中有不排除布衣入仕的常科、组织过程具有全国性和统一步调、有取舍留放意义的考试环节三大要素上，汉代察举与唐代科举基本一致。[10]有科举始于唐代说，此说以何忠礼为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邓嗣禹、俞大纲、张孟劬等人讨论科举起源的基础上，主张科举制应具备士子应举允许“投牒自进”、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三个特点，因此科举制的起源和进士科的创立时间都在唐代。[11]有始于隋代说，多数论者持此观点。但具体而言，隋代说中又可分为两派，一派为始于隋文帝时，宫崎市定认为始于开皇七年，此观点在国际上影响甚大；韩国磐先生从房玄龄卒年推算其进士及第年份，认为科举制创置不迟于开皇十五年或十六年。[12]一派认为始于隋炀帝时，其中又有大业元年、大业二年、大业三年、大业四年、大业七年、笼统而言始于“大业中”等不同说法。此外，还有兼顾始于隋和始于唐的“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的说法[13]，以及科举制实际开始于梁朝的说法。[14]刘海峰则认为，科举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任官的制度，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15]由于科举起源问题事关重大，因此争论特别激烈，这不仅是史实的考证问题，而且牵涉对“科举”的定义问题，只有明确“科举”一词的内涵，才能取得对科举起始时间的共识。

（二）科举革废的影响

与科举起始问题不同，科举制的终结年代十分清楚，人们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科举改革与废除的影响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16]现在中国学者也意识到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科举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科举制的改废并非仅仅是个政治变革，它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相当深远的社会影响。[17]对科举革废的利弊影响之评价，以往学者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新的近代教育制度正式确立。科举制的废除加速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促进了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18]科举的废除，使封建体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力都有所削弱，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并开了十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先河。[19]近年来一些论者则谈到了当时取消科举这一“休克疗法”的消极后果，认为科举制的急忙废止引发了急剧的社会震**，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一次最重大的文化断裂。[20]废科举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倡科学扫清道路，这在当时有其必然性，不过，在今天看来，其时废科举多少有些匆忙和欠慎，留下的后遗症不小。[21]有的论者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的诸形态。[22]还有学者认为，科举制不是废于一旦，而是迁延十年之久，最终又以一种貌废而实存的形式延续下去，这就使得名为学校而实同科举的教育制度越过辛亥革命而贻害民国，“读书做官论”始终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连革命也无奈何于由考试而弋取利禄的这团乱麻。[23]另外，还有不少专文探讨废科举与兴学堂关系的问题。由于科举革废影响重大深远，人们的评价争论还会不断持续下去。

（三）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科举造成较大的社会流动究竟是事实还是错误印象，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中外学术界曾作过大量的研究，形成了“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和公案。海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尤为热心。研究表明，唐代能借科举作社会流动的量并不大，但流动的幅度和速度却很大。[24]按美国学者柯睿格根据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同年小录》的统计，在可考家庭背景的279名进士中，父祖二代中全无做官的有157人，占56.3%；根据宝祐四年（1256年）《登科录》的统计，家庭背景可考的572名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331人，占57.9%。[25]萧启庆指出，即使在重视士人家庭“脚跟”的元代，进士出身者中也有不少平民家庭成分者，元统元年（1333年）100名进士中，有35%的进士来自全无官宦传统的家庭。[26]何炳棣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明代，则有46.7%的进士出身于寒微人家，至清末（1822年至1904年），前三代无功名或仅为生员者的进士也有35.5%。[27]这种大量的社会阶层流动使中国社会逐渐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转变为科第社会。张仲礼的统计是，19世纪35%的绅士为出身普通家庭的“新进者”，科举制度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是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有财有势者却更为有利，所以科举制度实际上并未向所有的人都提供平等的机会。[28]魏特夫研究了唐代和辽朝的科举后认为，科举确实使一些够格的平民进入官场，但其比例和影响并不大。[29]当代中国学者多数倾向于科举的确促成了较大社会流动这一派的观点。比如，认为清代状元中出身于平民等级的占49%，这个事实充分表现了科举制度的公平竞争的基本特征。[30]从唐朝至清朝，科举一直促使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促使社会结构变化，其绝对流动比值为10%～60%，平均值30%左右。在长久停止科举后的进士考试恢复期或宽松取士期或改朝换代之际，往往社会流动性能达到最高极限近60%，而一旦科举固定为制度有比例录取进士，社会流动性将渐趋弱势。[31]中国学者现也相当重视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关系，但量化分析方面尚未突破何炳棣等海外学者的研究范围和深度。

（四）八股文的评价问题

在清末被深恶痛绝而扫进文字垃圾堆中的八股文，现今又被重新挖掘出来当作“文化宝贝”加以研究。作家刘绍棠曾说：“在我的印象里，八股文是和缠足、辫子、鸦片烟枪归于一类的，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但是，若问我八股文究竟何物，却不甚了然。”[32]卢前的《八股文小史》写作的初衷，便是认为八股文有五百余年之历史，在文学史上自应占有相当之地位，治文学史者固不能以一时之好恶而竟抹杀之。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附录中曾赞扬八股文是“中国文学的结晶”。但在多数人眼中，八股文仍是毫无用处的丑类。现代对八股文作全面客观评价者，较早的有侯绍文的《八股制艺源流考》，发表于台湾《人事行政》第21期、第22期（1966年至1967年），其中引述了一些论者对八股文正反两方面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八股文的功用评价较为公允起来。有的论者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应试文体，它有着远较唐人的诗赋和宋人的经义之文更能为考卷的评审提供客观衡量标准的作用，因而宋人的经义之文发展为八股文乃是我国科举制发展史上的一个进展，有其积极意义。[33]以八股文取士除了可以控制人们的思想以外，还可以划定备考范围，不致漫无边际地学习；从形式上看，八股文可以防止作弊，使评卷标准化、客观化，并减省评卷工作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测验出考生的文字基本功，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有其特定的功用。[34]有的论者认为八股文是汉民族文化的积淀，无论精华与糟粕都积存沉淀在那里面。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滇池”，它的底层有非常深厚的污泥浊水。[35]还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八股文与律赋的关系、八股文与宋元时文的关系、八股文与明清古文及戏曲的关系等。八股文曾是中国历史上产出最多的一种文字，然而科举废后因时代需求于20世纪前几十年间烟消云散，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一类的文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消失殆尽。[36]为了让现代人了解八股文，海南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田启霖编著的一大厚本《八股文观止》。而王凯符的《八股文概说》，启功的《说八股》以及启功与张中行、金克木合著的另一种《说八股》，邓云乡的《清代八股文》，张中行的《闲话八股文》等书，都较为客观地介绍了八股文的体式、来龙去脉以及对文学和选拔人才的影响等，使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八股热”。

（五）科举制的功过得失

科举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人们评价差异最大的一种制度。批判者认为，“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压制了思想，使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37]一些论者还常引用明清时人的说法，认为科举不仅不能选拔和造就人才，而且败坏人才，其危害比焚书坑儒还大，甚至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割地赔款都是八股科举的罪过。肯定者则认为，科举是中国各种制度中受人抨击最多最厉害也是最不公正的一个，科举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38]他们甚至认为科举制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对西方、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其重要性可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火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相媲美，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现在多数研究者较为全面客观，认识到科举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都相当重大，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观察，很可能见仁见智，得出不同的结论，科举既有维护统一与普及文化的作用，又有压抑个性与阻碍科技的后果，既有澄清吏治与鼓励向学的一面，也有做官第一与片面应试的一面。[39]科举制的千秋功罪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很难断言其功大于罪或失大于得，也很难准确地说是否功过参半，这是一个不易用四六开或对半开来量化分析的大问题。不过，近年来的研究论著较多趋向于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认为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40]科举制的总体评价是科举研究中的最大问题，观点歧异的状态还会永远存在。

以上所举仅是“科举学”中5个较为突出的争论问题，其他如唐代秀才科的存废时间、糊名考试的起始年代、进士科崛起的原因、科举在唐代官僚政治中的地位、科举与唐代文学繁荣的关系、科举与宋代冗官问题、王安石科举改革的得失、元代科举的地位、科举是否真正西传、太平天国是否开过女科举及有否女状元、历代科举人数，乃至某个人的是否及第等许多问题都存在直接的争论，使“科举学”呈现出一片热闹景观。

三、世纪之交“科举学”的发展趋势

21世纪的曙光已露端倪，20世纪正将成为历史向我们告别而去。在这世纪之交，挟近年来迅速发展之声势，“科举学”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具体而言，世纪之交“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继续变热，更为学术界所关注；二是进一步走向理论化与综合化，真正形成一门专学；三是评价更为全面和正面，且研究注重为现实考试服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科举研究出现一种动向，即研究不再局限于各个学者独立进行，而是开始集合在一起加以研讨。1996年，颇有影响的双月刊《战略与管理》编辑部举办了一次“科举制与中国社会文化”研讨会，尝试不仅在中国传统中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寻求思想资源，而且通过研讨科举来寻求制度资源。该刊1996年第4期以“科举制与中国社会文化”栏目开卷，编辑部在该期卷首“编辑手记”中指出：废除科举作为清王朝自发进行的一次变法，距今已经90余年；90余年间的国运兴衰与社会变迁越来越揭示出这次变法的意义，到今天我们甚至认为它是唐宋以后、民国以前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制度革命。废科举最直接的影响对象似乎是两件事：一是知识分子命运的起伏，二是文化传统即所谓道统的断续。而这两件事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封建王朝能否承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至要环节。我国学术界对科举制的废除有着较多层次的理解，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为：科举制的废除使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由单一变为多样，由必然变为偶然。这种变化堪称一种解放，它使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成为新的法律制度保障下的自由职业者，使他们的心灵、经验和知识得到了丰富与扩展，人格得到了健全；这也是近现代文化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一种认识认为，这种变化也使知识分子由中心退居边缘，丧失了对社会进程的直接作用力，丧失了由“学而优则仕”的惯例引发的“学以致用”的良性循环；这既导致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某种功能减退，同时也致使选官和从政失去了作为我们民族文明或道统工具的保守性意义。加上西方文化挟带着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强大进入，加上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下，知识分子既失去了从政的可能又失去了从学的条件，而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这本身亦是科举废除的间接后果），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衰弱就成为一个严峻的事实。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衰弱损害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和凝聚力，从而也损害了我们在这个丛林世界的生存能力，损害了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伟大强国的精神基础；即使从文化建设本身来看，这种衰弱由于动摇了我们的本土文化立场从而也妨碍了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有效接受和创化。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在清末科举制废除后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近代中国一直未能重建起一个公开、刚性和程序化的选官制度，这就给人才吸纳、阶层流动和社会和解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也影响了公正与公平原则的进一步推广。总之，废科举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既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也索取了很高的代价。该刊随后连续几期开辟“科举制与中国社会文化”专栏，发表了各学科学者多篇颇具分量的科举研究论文。

更大规模的一次讨论是199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考试史专题研讨会”，会议由原国家教育委员会考试中心主办，与会代表55人，提交论文45篇，讨论的主题实际上基本集中于科举考试，共有以下6个议题：科举考试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科举考试与中国古代教育的关系、科举考试与当代经济及社会的关系、八股文的起源与评价、科举考试对国外的影响、科举考试的历史对现代教育考试的启示。来自历史学界、教育学界、文学界和考试管理部门的许多专家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科举研究见解。作为会议的筹划者之一，笔者也提交了大会主题报告论文《“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这次研讨会论文集于199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后还附有中国考试史部分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我们知道，科举虽然影响重大，但在以往将科举视为落后反动的封建取士制度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专门召开以科举为专题的研讨会。

此外，1998年《高教自学考试》月刊开辟了“科举学”丛谈系列论文栏目，连载了笔者“科举学”丛谈论文12篇。《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也设立“科举学”笔谈专栏，发表了6篇笔谈论文。这些研讨会的召开和笔谈栏目的开设，或是感到科举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或是认为科举考试对当今的考试改革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皆预示着科举研究将突破以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分散局面，走向综合化和学科交叉，促使“科举学”走向兴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从考试内容上说深含古代精神，具有某些过时的封建糟粕，然而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上说，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种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征。科举虽已废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停罢，仍适用于现代社会，而1300年间科举考试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对当今的各种考试改革皆有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未来科举研究还会引起更多的兴趣和关注。“科举学”的产生和发展源自学术研究的内在需要和考试改革需寻求制度资源的外在环境。作为一门专学，“科举学”具有远大的前程。

与20世纪其他几门专学相比较，“科举学”不像甲骨学、敦煌学，没有以一个出土、重见天日的重大考古发现为契机，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旧事物或老古董。但由于科举研究的内涵和价值极为丰厚，人们逐渐发现了科举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属于新发现和大发现，因而也具备了成为未来显学的条件，只是与甲骨学、敦煌学相比，“科举学”更为通俗和普及，这一点倒与“《红楼梦》学”较为相似，即专门与普及研究相结合，既可以作精深的纯学术研究，也可以结合自身祖先或当地先贤的科第历史作一些探讨。另一方面，从研究者众多且学科牵涉面之广来说，“科举学”又与敦煌学较为相似，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综合和进行全方位的协同研究。

回顾20世纪科举研究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科举学”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科举学”虽是一门年轻的专学，但却有古老的历史渊源、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深厚的内在底蕴，有现实改革的借鉴需求和众多学者的推动，因而必将日益繁盛，迎来21世纪的崭新发展阶段。

[1] 本文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2] 瞿宣颖：《科举议》，《甲寅》周刊1925年第1卷第2号。

[3] 唯一一次直接的争论是何永佶于《观察》第4卷第11期（1948年5月）发表的《中国式的代议制度》一文，主张科举为古代中国式的代议制度，随后林志纯于《观察》第4卷第13期发表《科举、选举与中国式的民主》、吴晗于《观察》第4卷第14期发表《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流金于《文讯》第9卷第2期发表《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加以反驳和讨论。

[4] 谢浩：《〈清代科举〉平议——兼论齐著〈中国的科名〉》，参见谢浩《科举论丛》，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217、257页。

[5] 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本文可视为笔者“科举学”系列论文《“科举学”三论》。

[6] 宋元强：《中观史学与科举制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1期。

[7] 刘海峰：《“科举学”研究的佳作——宋元强〈清朝的状元〉评介》，《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8] 谢作栩：《“科举学”的新开拓——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评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9]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8页。

[10] 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1] 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12] 韩国磐：《关于科举制起源的两点小考》，参见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13] 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史学年报》1934年第2卷第1期。

[14]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35页。

[15]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24页。

[16]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5、635页。

[17] 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8] 沈其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评述》，《广州研究》1987年第11期。

[19] 郑焱：《1905年废科举论》，《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20]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21] 刘振天：《“科举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高教自学考试》1998年第4期。

[22] 蒋德海：《科举制在中国近代的遭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23] 周振鹤：《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24] 黄富三：《科举制度与唐代的社会流动》，台湾《东方杂志》复刊1968年第2卷第2期。

[25] E.A.Kracke，“Family Vs.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0，1947，pp.115-116.

[26] 萧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台湾《汉学研究》1987年第5卷第1期。

[27] Ping-ti Ho，“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28] 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Seattle，1955，pp.182-188，210-230.

[29] Karl A.Wittfogel，“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1，1947，pp.13-40.

[30] 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31] 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32] 王凯符：《八股文概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

[33] 文元珏：《明王朝科举制度中的文化专制主义初探》，《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34] 刘海峰：《八股文为什么沿用了五百余年？——略谈八股文在当时的功用》，《文史知识》1989年第2期。

[35] 秦旭卿：《试论八股文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6期。

[36] 刘祥光：《时文稿：科举时代的考生必读》，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6年第22期。

[37] 吴晗：《明代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参见吴晗：《灯下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94页。

[38] 威尔·杜兰（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第1卷（4）《中国与远东》，中译本，台北：幼师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39] Liu Haifeng，“The Double-edged Sword：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a，”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8，pp.354-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