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十年：回顾与展望
讲演人：靳玉乐
（2010年5月21日）
演讲人简介
靳玉乐，男，1966年3月生，教育学博士，中共党员。1996年晋升教授，1997年被批准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南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重庆市首批“两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重庆市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全国师德先进个人”重庆市“十佳教师”“重庆青年五四奖章”、重庆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重庆市“名师奖”等荣誉称号，国家重点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带头人、“课程与教学论”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与教学论》主持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实验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重庆市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重庆市政府督学，《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出版《现代课程论》《潜在课程论》《课程研究方法论》《探究教学论》《中国新时期教学论的进展》《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创新》《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多元文化课程的理论和实践》和《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与策略》等学术著作26部，主编《新课程教学方式变革研究》《当代课程与教学研究书系》和国家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等多套丛书，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主持人：陈晓端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了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西南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靳玉乐教授为我们大家做学术报告！（掌声）靳老师的学术头衔很多，比如，全国课程论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还有一些其他学会的、重庆市的学会的理事长，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另外，他的职业荣誉也非常多，刚刚获得了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课题研究项目，比如，国家级重大课题，发表了很多的论文，另外，出版了很多的著作，这里我也不一一介绍。总的来说，靳老师的学术荣誉多、学术成果多，还有一个最值得我介绍的是，他是我们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最早的、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他在1997年就成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博导，（掌声）刚才的掌声已经说明了问题。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报告是：课程改革十年：回顾与展望。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靳老师为我们大家做报告。（掌声）
靳玉乐：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陕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全国是非常有影响的，能够在陕西师范大学这个讲台上跟大家交流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很多教授，比如，陈教授、张教授，我们有很好的联系与合作。今天，我把自己的这个报告看作是向各位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也很感谢陈教授、张教授给我这个机会。
最近，教育部的《基础教育课程》杂志，连续发表对新课程改革的回顾与检讨，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通常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它持续的时间大概是十年，中国的新课程改革从2001年9月正式开始推动到今天，刚好是十年。今年，在全国少数几个省份，最后一批启动高中的新课程，如云南、贵州、重庆等。也就是说，到了今年的9月，新课程已经全面推行，包括高中阶段的，也就是刚好十年。对这十年间的改革，我们怎么看？从哪个角度来看？也许有人问，课程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我想，不能简单地讲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这样的问题也没法回答。因为课程改革、教育改革，像生活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好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十年前的生活相比已经有很多的改善。通过十年改革，我们的课程、教育，和十年前相比，肯定有了很多的改善，只是在改变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地调整，需要不断地完善。所以，我今天不对课程改革本身做出好与坏、成功与失败的评价，只是作为一个学者来探讨，怎么来理解和认识这十年的改革。
我们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是看一看中国课程改革的理论是一个什么取向，因为任何改革都是有理论指导的，中国历经十年的课程改革，它一定是有理论的，那么，它的取向大致是什么样的；第二个看课程改革的十年，改革的策略上有什么样的创新；第三个看十年的改革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第四个看看未来的课程改革向何处去。
回顾十年的课程改革，大概从理论取向上来讲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技术观，所谓技术观，是把课程改革看作是一个技术的过程。也就是说，改革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只要把课程改革的方案设计好，把教科书编好，课程改革按照这个好的方案、好的教科书去推行，改革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就会取得好的效果！也就是说，把课程改革看作是一个技术的过程。其实，新中国的课程改革，现在是第八次，前面七次课程改革大家知道，改革的方式，例如，有“替代”的方式，即用新教科书代替旧教科书，这也是一种技术观。一谈到课程改革，就想到用新教科书代替旧教科书，就把它看作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课程改革的方案本身是一个教科书的问题，它和工艺过程、生产过程一样，这是一种改革的理论取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技术观视为非常重要的。那么，课程改革理论的第二种观点就是政治观。政治观的课程改革是斯坦豪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教育的改革，或者是课程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过程，不是一个生产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课程改革的成败是对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利益的博弈，它是一个政治、权力、利益交织的过程，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是各种利益、各种权力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协调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是一种政治观。第三种教育变革或者课程变革的观点，称之为文化观。因为课程的改革，或者说教育的改革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变革教育，变革课程，其实就是变革我们的文化，创新教育的文化，特别是课程改革，它是把民族的这种传统、民族的这种价值观、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它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它既不单纯是一个技术的过程，也不单纯是一个权力、利益的调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文化的再生产、创新的这样一个过程。大概课程改革、教育改革的理论就有这么三种观点，用这三种观点检讨一下十年的课程改革，我们会发现，中国十年的课程改革，其实已经逐步摆脱了单纯的技术观，开始关注它的政治和文化取向。
新课程改革和过去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课程改革一是有替代，用新教科书代替旧教科书这种改革方式；第二种是交替，比如说我们在现行的教科书当中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或者是在现行的课程结构当中增加一些新的课程类型，是一种交替的改革，是在中国发生的一种。无论是替代，还是交替，基本上是技术取向。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三种改革，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革命，被称之为紊乱的变革，而这种紊乱是一种破坏性的，不是一种建设性的。实际上政治成为改革的主导，政治主导了改革，所以说这是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第三种改革——紊乱的改革。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是第四改革，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重建性的变革。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80年代以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自愿掀起一场教改运动，很多学校都在搞教学改革实验。那时，课程改革也在同时进行，但课程改革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学改革。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校曾经提出了多达140种所谓新式教学法。如果说那个时期有课程改革，我把它定位于重建性的课程变革。也就是说，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既关注课程体系、课程结构的调整，同时也关注教学的改革，也就是说，把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看成是一体的，在改革课程的同时也在变革教学。这一种重建性的变革，在我看来，它仍然是技术取向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五种类型的改革，可以把它称之为价值变革。我认为，新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变革，这种价值变革关注的是政治的、文化的，特别是人的改革。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解决人的观念问题。所以说，可以把这种新课程改革定义为 “人”的改革。我们注意到，新课程改革以来，特别强调要培养教师，要培训教师，出现了大规模的教师培训，这是新课程改革以前的改革从来没有的。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对教师进行培训？就是要改变人，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的思想，我们的管理体制等都要发生改变。所以说，这是从技术观、政治观和文化观来衡量新中国五种类型、五种改革，我们可以把新课程改革定义为以关注社会政治和文化为取向的价值改革，它的核心是解决与课程有关的人的问题。
所以我想，从这三种取向来检讨我们的新课程改革，也许可以从理论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认识。这是我们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取向，从这三个方面：技术、政治和文化来检讨一下，来思考一下。其实新课程改革无论有什么争议，有一点我觉得是最关键的：由过去的关注“物”转向了开始关注“人”。过去的改革，我们一向想到的是教科书的改革，而今天课程改革想到的是改变人，改变教师，改变学生，改变教育官员，甚至要改变家长。解决人的问题，人的改变，我认为在十年当中是最重要的改变。其实我们经常在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去年在检讨三十年的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们有了电视、电脑、大楼，有高速列车、飞机，到处在盖大楼，其实我认为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人的变革，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改变，中国人的气质、尊严在发生改变。人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教育变革当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十年新课程改革中，对人的关注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回顾我们课程变革的理论发生的改变。这三种改革的观点，它们的特点是不同的。
第二个问题是，十年的课程改革有什么策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十年的改革，前面讲到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说，思想的变革就成为十年的课程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这十年的思想变革有哪些特点呢？比如说，这十年的课程改革关注的仍然是人的发展，仍然要解决人的综合素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十年改革的一个主题，就是始终贯彻着深化素质教育。怎样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教育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说关注人的完整性、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始终是我们教育变革要解决的关键的一个问题。关于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点是国际意识的培养，这一点在十年的改革中是很重要的。我们新课程改革强调小学三年级要开始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外语。外语对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英文，英语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在世界上有优势，世界上讲汉语的人也许有四分之一，但是它主要集中在中国这个大地上，集中在东南亚，而英语的优势是我们没法替代的。为什么讲中国的大学要国际化，你可以到美国大学、英国大学的课堂上，你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课堂上听课，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民族的人，中国就是北大和清华，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为什么？是语言。所以说制约中国大学国际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首先是语言；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大学的水平，人家在学什么，人家在交流什么，比如说到西南大学去，他在学什么，到我们陕西师大来学什么，所以说第二个是大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大学的质量和水平；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学的特色，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是特色不鲜明的，差不多的。所以说像教育学的著作一样，教育学的很多书看上一本就差不多了，我们哲学的书有很多，看上一本就差不多了，大学也是这样，比如，我们教育专业，基本上很难有特色。所以我想，加强国际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课程改革当中，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科学与人文的整合。过去课程基本上是科学主义的，那么，对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而言是重视不够的，比如，中文、哲学等很多人文学科很强的课程，都把它变成理智的训练，而对人文素质的陶冶，我们的课程是重视不够的。这一次十年的改革是要实现科学和人文的整合，在课程设计中，要很好地把科学和人文整合到课程内容当中，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的素质，同时也要陶冶他们人文的修养。课程要有人文的味道，要有人道的味道，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智的训练。这是十年的课程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英文，我们过去就是背单词、背语法，全是字词句的训练。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背词典的，口袋装一个小词典，天天背字典，背单词，外文的文学的一面完全被忽略，变成一种理智的训练。这是我们过去课程中很大的不足，也是十年的改革要解决的问题。老师在上面讲英文怎么写、这篇记叙文怎么写、这首诗歌怎么写，它完全变成一种技巧的训练。我一直在想，老师在讲各种各样的作文怎么写的时候，如果你写一篇试试呢？做个示范呢？所以说，这十年的课程改革要把知识和人的理性、人的人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学生通过课程的培训、课程的学习既提升科学素质，又很好地陶冶人文修养，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健全的人，因为你有科学素质意味着你有理性的力量，你有人文的修养意味着你的行为合乎人性，有人道的力量，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思想变革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生活，课程与生活的联系，现在说回归生活有一个误解，课程回归到生活当中去了。其实课程回归生活是强调我们的课程和生活发生联系，也就是说学校课程不再是与生活无关的事，不再是和人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生态主义的课程观，把人、自然、社会和谐的、内在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一种生态的课程观。也就是说自然就是课程，生活就是课程，自我、人也是一种课程。把课程内容、自然、人、生活联系起来，使它更加生动起来，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而不是和生活没有关系。
我想现实的课程改革也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即课程整合的问题。基本上我们的课程改革长期以分科为主，我们开始强调整合的思想。例如，我们的高中课程也是分科的，但是，它划分成若干领域，先有领域，再有学科。过去没有整合的概念，只是分科，现在是要有整合的、整体的思想。这和课程改革的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过去我们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
课程实施有忠实取向的课程实施、相互适应的课程实施和创生的课程实施。我们的课程实施，过去讲照本宣科，我想这样的“照本宣科”恐怕是没有的。任何教师都对他要教的课本或教参进行了再慎思，他的备课过程就是建构课程的过程，是我们老师更大限度地解放思想，把教科书变成自己建构知识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照着教科书教书，教科书只是教学的工具和手段，教师是按照自己建构的教科书来教学的。同样的教材，不同教师的教学水平是不同的，例如，有记忆水平的教学、有理解水平的教学、有创造水平的教学。再比如说，一些好的教师，他甚至不要教科书，这种要求老师是很难达到的。我读博士三年，我的导师张教授，三年里我每天去他的书房里谈话。他开设了《课程论》这门课，他从来没有提出你要看哪一本参考书，因为他把知识完全内化了，比如，我们讲的课程，什么是课程呢？由于导师的父亲是私塾的老师，每天都在背书。他说课程就是四书五经，后来到了贵阳师范学校学习了英文、数学等，课程变得丰富了，不完全是四书五经了，后来他以贵阳师范第一名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创办了清华第一所平民夜校，他把清华周围的贫苦市民的孩子召集起来创办了平民夜校。由于没钱买书，怎么教学生啊？他很苦恼，有一天在散步时，突然想到：“我就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啊！把我学的教给他们，把我理解的教给他们，不就是教学吗？我就是教科书啊！教师就是教科书啊！我的很多同学就是教科书啊！课程不完全是一个死的教科书，可以改变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日本学者讲授东方文化。他在讲东方文化的时候，尤其是讲到日本文化的时候讲到了很多好的方面、好的例子，但是在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就讲了很多不好的例子，例如，缠脚啊、吸食鸦片啊！他不评论说日本文化好，中国文化不好。这是为什么呢？课程是一个政治文本，它有目的，有政治目的，不只是简单地教客观知识，而是一个价值问题。所以，课程就是一个政治文本和价值文本。1936年他回到中国，在四川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教授，后来，再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接受了苏联凯洛夫教育的改造，让他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即课程是意识形态的文本。所以，他讲的课程概念是动态的、是活的，完全没有讲死。又比如，博士论文的选题，怎么选题啊？有什么要求啊？他说：“选题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885年以前美国旧金山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因为他发现当时美国有几篇博士论文主张把美国的华裔儿童从美国的公立学校隔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华裔学校，那几篇博士论文是支持和赞成这种做法的，而他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这其实是对华裔的一种歧视，是一种文化偏见，因为把华裔儿童从白人学校中隔离出来，那么这些儿童永远也不会融入主流文化，是把他们从主流文化中隔离出去，这是一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他就是要批驳这几篇博士论文的观点。他用了大概三年多的时间，从议员言论、总统讲话、美国宪法等方面收集资料，最后得出二十三点结论，证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必须被纠正，在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13位教授一致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因为这篇论文的观点是最权威的。他告诉你怎么做博士论文，博士论文不是无病呻吟的，去找问题，一定要针对问题，经过思考，不是拍拍脑袋想出的问题，这就叫研究，他把博士论文的选题讲得太生动了，我想如果我们大批的老师都是这样，中国的教育不得了。中国的大学课堂也是这样，真正的学术大师，有水平的学术大师，他哪里还用什么课本讲。吴宓教授在西南师范学院讲《红楼梦》，什么也不用拿，就一杯茶、一杯水，讲得学生鸦雀无声，就是把自己对学术的理解讲给学生，把自己的思想讲给学生。我还是认为，高水平的教授就是用智慧去启迪智慧，用人格去陶冶人格，这才是最好的教学。当课本知识转化为教师个人智慧的时候，他才是最好的教师。十年的课程改革，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课程实施是创造性的，老师是有智慧、有思想的，而不是课本的忠实传道者。课本知识转化为教师的智慧，教师再去启迪学生，这是十年课程改革最深层次的核心理念，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发展性课程评价强调的是对综合素质的评价，我们的评价发生了一些转变。其实，现在是分数至上。在中国，分数就是一种宗教，控制着学生的行为，也控制着教师的行为和家长的行为。其实，我也和我的爱人在争论孩子的成绩问题。分数不好的时候，他们很紧张，分数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还是提倡以综合素质提高为导向的评价、发展性评价，但这讲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但是，我觉得十年的课程改革是有变化的。我的孩子在选学校的时候选了南开中学，我说为什么选南开中学？她说南开中学有大学的氛围，她说：“我们的班干部是竞争上岗的，我喜欢这样。”我说：“那好，你就去南开中学吧！”她学习挺差的，距离录取分数线差五十分，但是，现在，她在全年级三百多名学生中考到了前八十名。我从来不用管她，我始终贯彻一个信念，就是一切靠自己！她高一第一学期的时候去竞选班干部，上台演讲，她第一个成功的事情是竞选生活委员。班级的事情她很当一回事，每天值日管教室卫生，她非常负责任的，每天检查完教室最后一个走，每天早上第一个去。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非学术的，而恰恰是在非学术方面的训练改变了她，所以我想，有一个称之为综合素质的改进，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的改革至少要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我希望这种综合素质的评价应该建立一种制度，我在《中国教育学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上就讲将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制度化。如果不把它变成一种制度而仅仅是一种思想是不行的。必须把综合素质的评价变成一种制度来推行，它才会有效。
课程管理的民主取向也是课程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思想的变革问题。变革的第二个策略就是变革知识。这十年中，知识的变革方面有三件事情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知识变革的形式，它涉及课程标准的建立、教科书编写及课程资源的开发三个方面。第二件事情是知识类型的变革。知识类型的变革涉及个体知识和公共知识、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等。过去，我们的课程关注的是公共的知识和显性的知识。今天，十年课程改革要解决的是把个体的经验、个体的感受、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怎么很好地衔接起来。所以我们强调研究性学习、综合实践就是这样的课程。再比如说，显性的知识和缄默的知识、隐性的知识。过去我们只告诉孩子知识，而忽视了告诉孩子知识的丰富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问题。或者说那些显性知识背后非学术的东西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韦政通在《中国的智慧》这本书上讲教育的效果是什么呢？把所学到的东西全部忘掉，剩下在你大脑中的、沉淀在你心中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效果。也就是说，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课程改革的第三个变革是知识组织的变革。过去，我们非常强调演绎的知识组织。现在，我们需要把归纳和演绎两种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有的是通过讲现象让学生去归纳，有的是通过讲理论让主题演绎。把知识组织的两个方面有效地解决好！所以，我想课程改革的第二个方面是改革知识。第三个方面，十年的课程改革始终在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变人，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包括校长的问题，校长的改变的核心问题是专业领导能力的改变，由管理转变成领导。领导和管理是有差别的，尤其是专业领导。过去校长对课程和学校事务的关注是不够的，一般管理的是行政事务。现在，一般的管理是不够的，需要专业领导，成为课程和教学方面的专业领导者。领导和管理是不同的，领导者是做正确事情的领导，管理者是正确做事情的人。有什么不同呢？领导更注意远景的规划，更多关注一个学校的远景、哲学、办学思想的方面，要有很好的规划；而管理者，学校的副校长、中层管理者可以执行这种好的远景规划，把它变成现实。我想，一个好的学校应该是领导和管理的有效结合。一个学校的校长要有所为要有所不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智者有所不为，庸者有所为。今天的校长，面对这种改革要真正发挥角色的转变，要变成一种专业的领导者。这是一个改变。十年课程改变的第二个方面是改变教师。我们注意到，教师培训是贯彻始终的。十年课程改革，教师培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过。现在，各个省的教育厅师范处，各个地方的教育师范科，有大量的培训经费。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过去，我们的老师可能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出去培训过，现在基本上是全员培训。我想对教师的改变主要有四个方面改变：一个是价值层面的改变，是大脑、心理的改变；第二个是行为的改变，这是十年课程改革要求教师改变的价值、心理和行为。关于价值观念研究，我本人认为是从这几个方面做改变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念研究。我们有专门的中小学教师的课程取向研究。看看十年课程改革教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第二个是心理的变化。这十年课程改革我们教师的心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研究是我的一个硕士尹红飚在做，他在香港读博士时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教师心理的改变。他通过对广东省教师的研究发现新的改变可以把教师划分为四种新的类型：领头羊、适应者、小卒子和演员。他按课程改革和教师心理的改变将教师划分为上述四种心理类型。关于教师行为的改变，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课程改革对师生教学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现在正在制作问卷，大概有上千份问卷。通过问卷想看一看十年课程改革对师生教学方式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十年课程改革，我本人主要对教师问题做了些研究。关于校长的改变，我们的一项研究主要是关于小学校长的课程领导。我们的一篇博士论文很快就会发表，是关于研究小学校长在课程改革中如何发挥领导作用的。第三，十年课程改革也在改变学生，希望学生成为一个学习者、探究者。现实一点讲，我虽然不是中小学老师，但是，自从十年课程改革开始后我也在做一项工作，是一个实践，就是我的小孩，通过和她的交流，就是想把她从一个知识的接受者转变成一个知识的探究者，还有一点成效。小孩子的感觉和认识的确是与成人不同的。她有自己的选择。这里我不是说自己的小孩有多么的好，只是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从自己的小孩身上在琢磨、在体会怎么改变角色扮演。就是怎么鼓励她的自主、她的选择，她对知识的兴趣。一开始，我爱人一直担心她的分数不高，但我一直坚信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的小孩一直没有对知识丧失兴趣，她对知识很有兴趣。她看报纸、看散文，《中学生作文》《青年文摘》杂志全是她自己订阅的。自己找老师画画，包括今天她补课的老师全是她自己找的。因为在网上有很多补习学校，她就在网上看一看、比较比较然后选择一个老师，基本上都是自己选择的。如果十年课程改革过去了，我们的学生仍然是一个接受者，她的主动性、创造性没有得到发挥，我认为这是很可悲的；课程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组织的创新，包括第一就是制度改革，比如，我们的三级课程管理制度、教师的评价制度、学生的评价制度等都在改变；第二个是文化的更新。一个组织的改变，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我经常给学校的校长讲，十年的课程改革，你的学校文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就意味着你的学校十年没有发生变革了。十年的课程改革，你的学校文化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那就很可悲，你的十年浪费了、荒废了。没有抓住通过十年课程改革学校课程文化的机会，你丧失了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归根结底，还是通过课程改革来改善我们的学校文化，进而改善我们的教育文化，只有当变革变成一种文化的时候，它才是可持续的，才能够成为一种遗传的因子被传承下去。但改革的行为措施没有转变成一种文化的时候，这种改革就会很快地被遗忘掉，被抛弃了。十年的课程改革也在解决制度问题和文化问题。
回过头想想，十年的课程改革其实有四大策略，即思想的变革、知识的变革、个人的变革和组织的变革。希望通过四方面的改革来推进我们的新课程改革。这十年的课程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是历经风风雨雨，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困难，我想，这些挑战概括一下有以下几方面：
（1）地理环境的挑战。中国幅员辽阔，地理范围广大，尤其是政府的改革到达不同地方后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东西并不是政府希望改革的，改革方案和改革理念一旦到不同地方后就发生了巨大改变。有的地方施行得更好，有的地方施行得很差。欧洲很多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有24万多平方公里，不过6千多万人口，德国不过8千多万人口，加拿大2千多万人口，相对于中国他们不算大国，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改革如何调控是很难的。就是在西安，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也是很大的。
（2）文化的挑战。首先，几千年的文化沉积和包袱。其次，还有地域的文化差异，重庆和成都两地文化差距就很大，中国的文化具有多样性。还有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文化的挑战很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中央课程改革到了重庆、成都、西安面临的境遇都是不同的。有一次，有人问：为什么重庆8年都没有出过中科院院士了？6年没有出过工程院院士了？我开玩笑地讲：估计10年也出不了，重庆的大街小巷，麻将声声。中国文化的差异是多样性的，不仅仅是民族的问题，区域文化差别也很大。
（3）制度的挑战。中国的很多事情很奇怪，越想往好的地方改就越改不好。我们很多制度需要做进一步的变革，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杰出人才？”这其实是制度导致的功利、浮躁和形式主义，等等。高校也是如此，不停地评这项目那项目，很难静下心来思考和探索，很浮躁。所以，制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4）专业的挑战。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专业能力面临很大的挑战。除了刚才讲的七个方面的思想变革之外，中小学老师在专业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教育质量为什么不那么高，和我们老师的专业能力有很大关系。有时候我想：现在我也是二级岗位教授了，得到了很多荣誉，发表那么多文章，出那么多书，有时觉得这些文章和书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少的。一个单位里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专业能力、杰出人才太少。中小学真正优秀的老师也太少。不得不承认，课程改革对我们的专业能力有很大挑战。
（5）资源的挑战。中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都很贫乏。我们要农村的中学达标，农村还有很多无法达到基本标准的学校。
关于课程改革的未来，我坚信，课程改革应该始终坚定地联系贴近素质教育，这两者是不可剥离的，不能说这是改革那是搞素质教育，课程改革就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要把素质教育这样一个思想与课程改革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说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的核心，要培养杰出人才、创新人才，课堂教学是关键。我们要通过课程改革来推动教育公平，是一个很核心、很重要的问题。西方有研究表明：课程是造成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因为人们在选择课程的时候就选择了未来，选择了你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要通过课程改革来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怎样通过课程改革来推动教育公平是我们未来应该关注的问题。
高中文理分科问题也是未来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看来，高中文理分科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课程改革来解决。他们发现：分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高中课程的特点决定的。高中课程有三个典型特点：第一，通识性；第二，基础性；第三，选择性。这三个特点决定了高中课程要分科，至于什么时候分，分什么科，世界各国做法不同。有宣称不分科的，比如，英国、美国、德国和芬兰等，但是仔细研究他们还是分科的。比如，美国有些州将中学课程分为三个科，即学术科、职业科、普通科，让学生自己选择课程内容；比如，英国把课程分为核心学习、普通学习和兴趣学习；德国把高中课程分成：语言、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数学自然、宗教体育等。他们号称不分科的，但是事实上他们给了学生选择的权利。学生根据兴趣来选择，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分科了。它的分科是由学生决定的，而不是由老师或学校决定的。这些号称不分科的国家通过学生的选择实现分科。另外一些国家是分科的：日本、法国、俄罗斯、韩国、印度、中国香港等。比如，印度把课程分为科学、商业、人文三个科目，韩国把课程分为文科、理科和职业科，中国香港从高一开始就分为文科、理科和商科。分科问题其实是课程问题，未来我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分科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撇开课程谈分科是不可行的。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
（掌声）
陈晓端：刚才靳老师从课程改革的理论取向到课程改革的策略创新，还有课程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课程改革的未来走向四个方面，系统、深刻、幽默、风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理解和检视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我个人有很多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同样都是搞课程与教学论的，我们也一直关注着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我反思了一下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做出像靳老师提出的这四个方面的系统检视呢？当然，这应该也正是我们把靳老师请来的理由。
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关于靳老师谈到的好教师，一个好的老师，他是在用人格陶冶学生，用人格影响学生，用智慧启迪学生。最近，我刚好也在评靳老师的一个博士生的论文，论文写得很好。他在后记里面，正是给了这样一种评价，说明靳老师的人格魅力，靳老师的智慧，给学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要做一个好的老师，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能做到用人格来影响你的学生，用智慧启迪学生的智慧。靳老师刚才讲的原话，我记忆中是：用人格陶冶人格，用智慧启迪智慧，我觉得这对老师来讲，的确是非常重要。我们大家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未来的教师，有一些已经是教师，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后从事教学专业而为之努力或者说为之奋斗的目标，要做到用自己的人格去陶冶学生的人格，用自己的智慧去启迪学生的智慧，这一点我今天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有启发。
第三个就是关于他讲到他对孩子的教育，我有同感。（笑声）我为了孩子的教育，跟孩子的妈妈也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做法，曾经，孩子不允许我们去参加家长会，（笑声）原因非常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甚至包括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说法和我们的想法有时会和班主任不合拍。当然，如果我要向靳老师提问题，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您希望您的孩子将来能上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笑声）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就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但是我发现她对她妈妈认为的所谓闲书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凤凰周刊》《中国周刊》《国家地理》，还有各种人物的传记，包括历史。她妈妈认为孩子不务正业，成天看闲书，而且是我偷偷地给钱资助，因为这些书都比较贵，为此孩子妈妈经常对我有一些不满。但是今天听了靳老师的报告以后，我找到了一个知音。（笑声、掌声）谢谢大家。我想我回去呢，可以给孩子的妈妈说，其实我们搞教育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笑声）我们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健全的人格。这应该说是我感受很深的地方。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是靳老师在做报告，我说多了。好吧，第二个环节，还是给我们的学生，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靳老师。
提问互动：
问1：您好，靳老师，我是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生，我叫魏蕾。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课程的时候，您对课程的理解是一个动态的，从价值文本到政治文本到意识形态，我想课程创生取向主要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在创生取向中基础教育阶段中老师对课程是怎么样一个理解，您可能经常去中学，我想问一下，他们是怎么理解课程的？另外在创生取向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和地位是怎样的？
靳玉乐：我们也是经常到学校去，我自己感觉，今天我们的老师和过去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对课程的理解。我想，创生取向的课程实施还是取决于教师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因为教师的专业能力很强，综合素质很高，他就很容易驾驭教科书的内容，很容易把教科书的内容转化成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一些东西。你把外在的教科书转化成了内在的教科书，如果说老师的综合能力弱一些的话，他的这种驾驭和转化能力就弱一些。对于教育、教学，教师是很重要的，教师的水平、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名师出高徒不是绝对的，但是名师出高徒的机会相对要多一点，因为老师的智慧、思考等，恐怕有点与众不同才能称之为名师。创生取向取决于教师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其实我们现在有些老师也是很优秀的，我有一次到南开中学参加家长会，班主任讲话我从头做笔记大概做了七八页纸。当时我就感觉到他对教育的理解，他对如何教育孩子讲得非常好。班主任就讲，靳老师，今天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家长，你记笔记记得最多。（笑声）我回去把笔记整理成《班主任工作的艺术》，以这个老师的名义在《基础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这个老师很高兴，说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把它变成文字发表。这个老师确实非常有水平。所以我想，创生型的老师在当下更多的是对我们的老师更高的一种要求，绝大多数的老师是很难达到的。
陈晓端：谢谢靳老师，请下一位同学。
问2：靳老师，您好，我是咱们学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博士生王洪霞，尊敬的靳老师，新课程改革以来，您在对教师做培训的时候，面对教师的现状，您最大的感想是什么？有没有困惑？困惑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孩子的教育，您是怎么激发孩子对生活或者知识的兴趣？
靳玉乐：我给中小学老师搞培训的时候也总是让我给他们讲，面对他们的时候，其实我对他们没有困惑，我对自己有困惑。（笑声）为什么呢？我在想，我讲得让他们愿意听，觉得靳老师讲得还不错，这一点很难的。所以说，就是同一个报告，给校长讲，给老师讲的时候讲得一定要不同。如果相同之后呢，恐怕效果就不行。所以说我对他们没有困惑，我对自己有困惑。我能不能讲好，该怎么讲，该怎么入手来讲。比如说校长培训，给高中校长培训，我怎么选择一个角度能够把教育主旨和新课程改革联系起来，而且确实如果联系起来以后，确实通过靳老师讲之后，在教育中应该了解哪些内容？在工作当中该怎么做？这说明什么意思呢，老师也是一样，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想这个学生他是不同的。我们做报告也是一样，一定要想到根据对象从哪个地方入手。我们对博士生也是一样，博士生背景不同的时候，指导也是不一样的。我讲一个我感到比较自豪的例子，有一个乡村医生，后来当了护士，自考专科，自考本科，后来又考了心理学的硕士生，又来读我的博士。当时我就问了她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要读我的博士？你理由是什么？她说我的理由是我好学，很多人由乡村医生到一个正规医院当个护士理想就实现了，不错了，接下来又读了个硕士就更了不起了。她说不，这是我的一种进取心。我说很好，我说你的专业呢，她说我当过医生，我还学过心理学，我再来学您的课程，现在心理健康很火，心理健康要通过课程来推进才能有效，泛泛地谈心理健康是不行的，我能够把医学知识、心理学知识和课程教学知识结合起来搞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方面的研究。我说非常好，你成功了。她现在已经是教授了，一个乡村医生今天能够当大学教授，我还是觉得教师面对学生的时候，用心是很重要的，你能够发现学生的长处，因材施教，讲着容易，但要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要么是老师不用心，要么是学生不能够认识自我，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长处，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这样的学生也是不好办的。老师不用心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觉得教学这项工作呢，确确实实是需要用心去做的一件事情。我经常对自己有困惑，我现在包括教育硕士都不敢带，为什么呢？带教育硕士我觉得很枯燥很困惑，因为我总是用学术的眼光来看他那个论文，总觉得他不行，我没有从实践的立场来看他的论文。我总在检讨我自己，我觉得我们经常对自己有困惑的时候呢，才能够多思考，才有进步。至于对自己小孩的教育，我没有特别的方法，因为我的小孩的成绩也不算优秀，也不算成功，只是我对她从来都是什么事情自己决定，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但是我不会主动问她我给你做什么。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家长都很贱，就是拼命地去讨好小孩子，一天到晚关心得不得了，她还烦你。（笑声）所以我想，我不能去作践自己，让她来求我，你来找我，我才帮你办，否则我不帮你办。就是让他们独立，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有些家长租房子，一个人一间，我是反对的，他们宿舍是六个人一间房，她妈妈说是不是租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房子让她住，我说她一定要住集体宿舍，她要学会与人相处，六个人的相处就是一个教育过程。一个人住一间房条件是好了，但是她不能学会与人交往了，是不是？能够过好集体生活，这一点对今天的儿童是尤其重要的，今天的独生子女，很多的时候很自私，不知道和别人怎么相处。我认为，必须住学生宿舍，而且我们孩子以前上学都是车接车送，后来我讲，不行，必须是自己赶车，学校离我们学校大概有40公里，我说其他人都可以赶车，你为什么不能赶车啊，我说你从学校回家都回不来，你还活着有什么用啊，开个玩笑啊。（笑声）从学校到家里你都走不回来，你还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这种自立，这种独立性是很重要的。
陈晓端：谢谢靳老师。我占用几分钟吧，刚才听了靳老师讲的面对中小学老师培训的困惑，其实我自己也有。这几年，有些单位也让我去参加一些培训，给老师们讲一讲，我尽量不去。我跟靳老师一样有同样的困惑，我怕我讲不好，怕我讲得没有针对性，怕我讲的他们不喜欢。因为不喜欢，没有针对性，人家认为不好，你最好还是别去。不过，部队院校有时候请我去，我还比较积极，为什么去呢？因为部队院校都是给那些准备当大学老师的，那些硕士、博士毕业生，或者说年轻教师进行培训，我讲起来呢，我就感觉到还有点内容讲的。就像靳老师刚才说的，我讲不了别人，我还讲不了我自己吗？比如，我第一次是如何走上讲台的。我跟你们一样啊，三十多年前我是怎么样上我第一节课的，你们不是下学期就开始上第一节课了吗，我可以介绍我的，你们可以借鉴。但是，面对中小学老师，你给人家怎么讲呢，因为你讲不好具体如何上好一节数学课的。所以很困惑。那么面对我们的挑战，也就是怎么样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我有时候和我们的学科教学法老师在一起，我就说我自愧不如，他们有学科的背景，而且有到学校进行针对性的实践这样一种机会，所以说，他们也很有积极性，而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很欠缺，这是一个感想，感想的同时呢，也算是在这做一个自我的检讨。好了，下一位，最后那位男同学。已经有两位女同学了，给这个男同学机会吧。
问3：靳老师，您好，我是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我有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新农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一种理念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的完整性，另一个是生活的完整性。在您的报告中，第二部分提到了一个课程改革的策略创新，个人变革中您提到了三个方面：一个是校长变革；一个是教师变革；一个是学生变革，我想问您是怎么看待在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个人变革，怎么看待家长的变革，因为学生的生活可以分为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谢谢。
靳玉乐：不要去管家长，为什么呢？你也管不了，孩子送到幼儿园之后，我想的是怎么把他教育好。家长，你改变不了，我不知道，没经验。（笑声）同时我觉得呢，这也不是我们操心的事情。因为家长把小孩子送到你学校了，送到幼儿园来了，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人家家长，我把孩子送给你，你来改造我？送给你，你就想办法把我的孩子教育好。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改变家长，为什么我在想，题外话一点，小孩子的独立性很重要，为什么呢？我在伊力诺伊大学的时候，有位美国教授说，美国人最值得自豪的精神是什么？是独立性，独立性是美国人骨子里的一种精神。我印象太深刻了，独立性很重要。所以说，这个对我印象很深，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学生，一定要鼓励他这种独立性。后来想想，他讲的算什么啊，我们毛主席早都讲过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笑声）是不是啊，自力更生，我们毛主席早都讲过的，我们还加了个艰苦奋斗，其实独立性对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美国人说美国精神是什么？独立精神。
问4：靳教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在20世纪30年代，您的导师张敷荣先生就已经认识到课程是一种价值文本也是一种政治文本。我个人感受啊，目前在我国呢，在某种程度上，制度绑架了课程，如何通过课程来促进我们制度的改革和教育的公正呢？因为你像现在在北京，他的高考通过线低，被重点大学录取的人就比其他省市多，还有许多其他直辖市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比其他省市都要优先，分数都有照顾，怎么样通过课程改革来促进这种公平呢？谢谢。
靳玉乐：我们的课程有两大类，一类是制度课程；另一类是非制度课程。学校课程主要还是制度课程，那么这个制度课程实际上怎么来改变？我们最倡导的是自由选择，制度课程是安排好的课程，你学什么是没有选择权的，我给你设定好，安排好的课程，即所谓制度课程。那么怎么样来实现公正呢？这个制度安排的课程，恐怕就是增加选择性，就是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儿童有选择的权利，恐怕这是我们走向公正的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想还是增强课程的选择性，通过这种选择性来改善我们的制度课程。
陈晓端：好，谢谢靳老师。我还是特别习惯于称老师。靳老师从重庆过来，因为飞机晚点，一点多才到了学术活动中心，吃了一个简单的午餐，几乎没有休息，就来到了报告会场，为我们大家做了关于课程改革十年回顾与展望这样一个深刻、系统和精彩的学术报告，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和收获。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靳老师所做的精彩报告！今天下午四点半还有一场关于教育学学术研究的报告，现在咱们休息10分钟，四点半请大家准时参加第二场报告。
（参加本文整理的有博士生：马亚玲 硕士生：赵珍、赵诗乐、吴文玲、王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