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收益

教育是一种具有双重属性的行为：它既是投资行为，也是消费行为。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就会涉及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在经济学中，如果投入大于产出，说明这种投资行为是不合算的。如果产出大于投入，则说明这种投资产生了收益。当把教育当作一种消费行为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都希望能够买到“物超所值”的物品，即我们所付出的成本要小于购买到的商品的价值。换句话说，当学生付出成本购买教育商品的时候，就是希望教育能够带来丰富的收益。

一、教育收益的含义

“教育收益”（Returns to Education）是指教育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好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是教育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与所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教育过程是从教育资源投入、利用到教育产品（毕业生）产出的过程，是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共同参与的双边的劳动过程。与其他劳动过程一样，教育过程也有一个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问题。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参加工作的起点工资比一个小学毕业生参加工作的起点工资高100元，那么我们可以说这100元就是因接受教育而增加的收入减去他因上学花费的成本如书本费、学费、交通费等，即教育带给他的收益。这一部分可以称为“教育的经济收益”。此外，教育对健康人格的形成也有巨大的影响。正面的、良好的教育可以使人更加成熟、睿智，而这种变化对人本身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即“教育的非经济收益”。从社会角度讲，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人才，促进了社会发展。人们因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了自己的素质间接地减少了社会犯罪现象的发生，政府机关因雇用高等教育人才而提高了办事效率，企业因接收了高技术人才而提高了生产效率等，都是教育为社会带来的好处。但是，教育还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负收益。对不爱学习的学生来说，上学成为一种痛苦的经历。现代社会出现的篡改电脑程序、伪造信用卡等智能犯罪正是教育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教育收益相近的一个概念是“教育效率”（Efficiency of Education），它指的是教育的直接产出（学生学习成绩、毕业率、巩固率等）与教育投入的对比关系，而教育收益指的是教育的间接产出（个人收入的增加、消费的获得、国民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的改善等）与教育投入的对比关系。

二、教育收益的分类

通常人们用个人税前收入和整个社会支付的教育成本的对比关系来表示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收益，而通过考察个人税后收入与其支付的教育成本来理解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益。教育的收益是多方面的，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收益的理解就会有所不同。

教育收益的基本分类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虑。首先，根据获得教育收益的主体不同，可以把教育收益分为私人收益和外部收益。“私人收益”（Private Benefits）指受教育者自身从教育中获得的收益；“外部收益”（External Benefits）或“社会收益”（Social Returns）指除受教育者以外，其他社会成员获得的收益。其次，根据教育收益是否能够用货币度量，可以把教育收益分为市场化收益和非市场化收益。“市场化收益”（Benefits of Marketization）指从教育投资行为中获得的可用货币度量的收益；相应地，“非市场化收益”（Returns of Non-marketization）指很难或无法用货币度量的教育收益。但是，从基本分类的角度来分析教育收益仍显过于宽泛，不容易把握。为此，在这两种维度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细分出四种类型的教育收益，如图6-1所示。

图6-1 教育收益的分类

1.教育的市场化私人收益

所谓教育的“市场化私人收益”（Private Benefits of Marketization），就是受教育者从教育中获得的、最终可用货币度量的收益（一般指个人收入的增加）。教育的市场化私人收益含教育质量的收益和教育数量的收益两种类型。前者指在受教育年限不变的情况下因教育质量的提高而获得的收益，后者指从增加的教育年限中得到的收益。

受教育数量与个人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在实证方面得到了广泛证明，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总是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经济分析中，这一关系可由年龄—收入曲线反映出来，受学校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在任何年龄段上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处于较高位置。“个人教育投资收益”（Benefit of Personal Education Investment）指的是因个人受教育数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市场化收益。传统观点认为，在接受相同教育年限的情况下，较高质量的教育能够更好地提高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从而在未来的工作中表现出更高的生产能力，获得更高的收入，这就是教育质量的收益。然而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教育质量（用学习成绩、能力测试成绩等指标衡量）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难以得到普遍的证实。美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卡诺伊（Carnoy，1999）认为，教育质量对未来收入的影响可能主要在于它能够改变一个人做出接受更多教育的决策，即那些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更有可能进一步接受高层次的教育，从而由增加的教育数量中获得经济回报。根据这种观点，教育质量对市场化私人收益的影响很可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

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明瑟（Jacob Mincer）描述了一张代价效益分析图[3]，如图6-2所示。明瑟认为，决定一个人就业后是否继续参加培训的问题，要考虑到教育程度的提高与经济收益提高的相互关系。若某人就业后不参加培训，那么他的收入曲线为Wδ，参加培训后则他的收入曲线由低升高斜率加大而变为曲线W，比较直观地突出了培训期所放弃的收入（αδ）与受训后全部可能增加的收入之间的关系，即α一般趋向大于αδ。此方法既可加总计算全部收益，又可具体计算某年收益。从方法上讲，它既可用代数、几何求解，又可用微积分处理。鉴此，此图后来为教育经济学者普遍地改编使用，教育成果的效益分析就从在职培训延续到了正规教育，并扩大到了全部教育。

图6-2 明瑟的教育代价效益图示

2.教育的非市场化私人收益

接受教育不但能给个人带来货币化收益，还能增加其一生中的非货币化利益。第一，教育具有消费收益。如个人在受教育期间从求知活动中获得乐趣，一生中从阅读、艺术欣赏及其他娱乐活动中享受到快乐等。第二，教育产生消费者选择效益。即在相同的预算约束下（或相同收入水平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能够选择效率更高的商品组合和服务组合，产生更大程度的效用满足。第三，教育改变储蓄行为。实证研究表明，人们接受的教育越多，通过储蓄行为防范风险的意识越强，因而教育水平与储蓄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第四，教育提高家庭内部生产力。特别是由于妇女参与家庭事务处理的效率，而这些活动发生在市场之外，其效率的提高很难用货币来衡量。第五，教育改善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表现为延长预期寿命、减少患病可能、增进配偶健康等。第六，教育促进婚姻选择效率。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年轻人容易找到在家庭地位、收入能力和性格品质等方面与自己相符的配偶。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高的人离婚率和再婚率都比较高，对个人来讲，这是有能力对自己的婚姻状况进行及时调整的表现。第七，教育影响生育行为，进而影响私人非市场化收益。在宏观层面上，一个国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婴儿出生率越低；在微观层面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生育的孩子越少。

3.教育的市场化外部收益

教育的市场化外部收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教育能促进经济增长。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便一直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丹尼森和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等。有关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西方经济学家运用的方法有增长核算法、教育收益率法和跨国比较法，苏联学者采用的方法是劳动简化法。结果都证明教育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贡献。其次，教育影响收入分配。教育对收入分配作用的研究始于美国经济学家明瑟，后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扩展和教育机会的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关于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而足。有的研究发现教育扩展会减少收入不平等；有的研究发现教育可能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的研究则支持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在教育扩展初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而到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会缩小。至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关系，也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在某一时期，教育不平等的降低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在另一时期则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总体来看，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远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且在改变收入不平等的过程中，与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如个人的能力、受教育程度等）的作用相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方（如宏观经济波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变迁、工资歧视等）的作用可能更具有决定意义。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还表明，为了使教育更有效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必须使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性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相结合，并在政策上更平等地分配土地和股本，鼓励竞争以及提供开放性的竞争市场。

4.教育的非市场化外部收益

教育还能给全社会带来各种很难或无法用货币度量的非市场化外部收益，包括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保持社会的公平性和流动性、增进技术的变革和普及、稳定社会秩序和减少犯罪、增进公民的法制意识、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等等。

5.教育的代际收益

教育的“代际收益”（Generation Benefit），即教育不仅对当代人产生收益，也会影响受教育者子女的行为和福利。这些收益包括：提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的智商和学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子女的职业和收入、改善子女的健康状况和改变子女的生育行为等。由于教育产生了如此广泛的代际收益，以至有人提出应该通过发行国债为教育筹资，从而让未来的受益人分担当代人的一部分教育成本。

6.教育的负收益

教育产生的某些负面的影响称为“教育的负收益”（Negative Return of Education），有两种可能：一是对那些学习成绩不好或不爱学习的学生来说，上学可能不是一种享受，而是痛苦的经历。二是过度教育产生的低效率。实证研究表明，当工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工作要求时，可能会导致工人较低的工作努力程度，因而降低劳动生产率，反过来会影响其工资收入。

三、教育收益的计量

进行教育收益计量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测定投资预期结果的方法，以作为社会或个人有限资源合理分配的准则。

1.教育收益计量的难点

从教育的非市场化收益（无论是私人还是社会）包含的内容来看，对教育的非市场化收益的计量是十分困难、十分复杂的事情。因此，我们讨论的重点将是教育市场化收益的计量。

然而，对教育的市场化收益的计量也绝非一件易事，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教育成本的计量不容易精确。撇开至今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教育成本计量公式不谈，就教育成本的表现形式而言，对其进行准确测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教育成本不能简单地理解成社会和个人对教育活动的投入，应理解成在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和投资中对社会和个人的教育活动发挥作用的那一部分。然而，从总的教育投入中准确区别出对社会和个人的教育活动发挥作用的那一部分并进行精确计量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教育成果的表现形式具有非独立性、迟效性、长效性和间接性等特征。教育成果“非独立性”（Non-independence）是指教育投资只能产生教育成果，即培养熟练劳动力和复杂劳动力以及发展科学，不能直接产生经济财富，它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有当劳动者和教育成果与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会产生可测量的经济效益，再加上人的劳动能力是与人的年龄、工龄、性别以及思想和身体状况紧紧相关联的，因此很难准确计算教育的经济功能。所谓“教育成果的迟效性”（Delaying Effect of Education）是指教育成果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教育作用的显现一般要在教育活动完成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发生。教育成果的“长效性”指教育成果一般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产生效益。而“间接性”表现在：教育投入不直接作用于物质产品，而是作用于人，因而物质产品交换不能通过直接与教育投入价值比较来计算，而是通过教育成果来计算经济效益，教育成果的计量本身就十分复杂，很难准确确定一级教育水平比另一级教育水平会增加多少经济效益。另外，教育具有“双重职能”，既有促进生产发展、增加经济收入的职能，又有提高人的精神生活的作用，二者很难截然分开。

因此，对教育收益的计量只限于教育的市场化收益，而且是近似性的、概算性的。尽管如此，通过一定的计量模型，还是能够近似地计算出某一时期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或个人收入增加的贡献。

2.教育市场化收益的计量前提

由于存在教育收益计量的难点，加之教育收益计量模型的缺陷，我们不可能无条件地把教育的各种市场化收益计算出来。因此，在进行教育的市场化收益计量之前，应首先明确如下四个前提假设：其一，接受同一级教育后的教育产品质量是无差异的，即某级教育的毕业生在质量（学习能力、工作能力等方面）上没有差别；其二，在劳动力市场上，每一名毕业生都能尽快找到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学有所用，人尽其才，忽略工作搜寻成本，这样才能集中体现他们接受教育的价值；其三，教育的市场化收益发生的时间段内，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没有重大变化；其四，教育的市场化收益的发生是连续的、稳定的、均匀的。

3.教育市场化收益的计量方法

长期以来，学界试图用精确的模型函数来计量教育的市场化收益，取得了一些成果，以下简要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计量模型。

（1）教育市场化外部收益计量。在宏观层面上，教育的市场化外部收益是通过社会人力资本总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实现的，可应用生产函数方法、丹尼森系数法、舒尔茨余数分析法、复杂劳动简化法等计算（详见第三章），此处不再赘述。

（2）教育市场化私人收益计量。教育的“市场化私人收益”（Private Benefits of Marketization），是指受教育者从教育中获得的可用货币度量的收益（一般指个人收入的增加）。衡量个人收益的依据是人们相信教育能够增加未来的收入，这种未来收益的增加一般表现为受教育后劳动者的终生工资报酬的增加。要对投资发生一段时间后所取得的收益进行计算，就需要对连续分布于未来一段时期中的收益进行累进折算。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在将来得到的收益价值要低于现时所获得的同等数量收益的价值：一是如果人们计划消费自己的收益，那么他们一般愿意尽早地付诸消费，这是由于现在享受这种消费的确定性相对来说要大一些，生活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对于在未来能否享受这种消费变得没有把握。二是如果人们计划将他们的货币收益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那么他们可以获得投资的利息，从而增加他们在未来所能够获得的资金数量。因此，无论人们准备如何使用他们的收益，他们都将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才能获得的收入进行贴现。所谓“贴现”（Discount），就是把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在的价值，其理论基础就是货币具有时间价值，即今天的1元钱与明天的1元钱是不等价的，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PV 是“现值”（Present Value）符号；Et表示的是第t年的收入值；r是年利息率；t表示时间。PV 表示在t年收入Et的现在价值。由于一项投资的成本和收益都是在一定年限内发生的，我们可以将贴现公式（6-21）进行如下扩展：

式中，E代表收入流，E0是立即得到的新增加收入，E1是下一年的新增收入，E2是第二年得到的新增收入，依此类推；t是收入流的年限或者说是个人的预期工作生命周期；r是利息率。值得注意的是，新增收入（或成本）E0立即发生不需要贴现，但是下一年或一年后得到的新增收入E1必须贴现一年。式（6-22）中的第三项的分母是平方，第四项的分母是立方，这是因为E2和E3的值必须贴现2年和3年，以确定它们的现值，依此类推。E2（第二年后得到的新增收入）除以（1+r）贴现为第一年后的收入，但还必须再除以（1+r）得出现值，因为在第一年和第二年期间其价值继续降低。

要考核一项投资的效益，重要的就是看其投资收益的现值是否大于投资支出的现值，而不是看总收入是否大于总支出。传统的不考虑现值的计算方法，一方面夸大了未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缩小了开支的成本。在现值的计算中，利息率r的大小对于现值大小的影响很大，二者成反比。对教育的市场化私人收益一般用净现值法进行计量。一般而言，个人的收入水平与他所受的教育年限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其知识面越广，研发能力越强，一般情况下其收入也越高。当然，这只是一个预期收益，事实上可以通过统计方法计算出这部分收益，通常将未来收益中上学超出不上学（就业）的可能收益的那部分加以贴现、汇总，作为教育的投资收益。以高等教育为例，如果用n表示工作年限，Y1t表示大学毕业后个人未来第t年的货币收入，Y0t表示没有上大学的个人同期的收入水平，假定影响收入的其他条件相同，那么大学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为：

举例来说，假如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正面临是继续进入大学接受教育还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选择，下面就用前面介绍的现值法来分析其决策，如图6-3所示。

图6-3 教育投资决策分析模型

在图6-3中，假设劳动者工作至65岁退休，并且暂不考虑65岁以后的各种福利待遇情况。曲线AA ′代表18岁高中毕业后立即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终生收入曲线。曲线BB ′代表高中毕业后先去上四年大学，22岁毕业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成本—收入曲线。图中横轴下的封闭区域Ⅰ表示上大学期间支出的直接成本，横轴上的封闭区域Ⅱ表示上大学期间所放弃的收入（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区域Ⅰ与区域Ⅱ面积之和，为上大学的个人总成本或总投资。封闭区域Ⅲ表示大学毕业后可获得的净收入增量，它应等于上完大学再就业所能赚得的终生收入与不上大学直接就业所能赚得的终生收入之差。教育投资的收益和投资成本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从图6-3中还可以看出，大学成本支出发生在22岁以前，而收益却是发生在22岁之后，并持续了若干年。因此，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投资主体需要将未来的收益流折算成现值，即计算出基点处的收益总和，并与折现成基点处的成本总和进行比较，确定投资净现值，以此决定教育投资是否合理可行。假如以22岁为基点，那么个人大学教育投资净现值的计算公式是：

式中，En-18为高中生从22岁到64岁因上大学而可能获得的年收入；Cn为该高中生从18岁到22岁上大学的各种成本；i为假定给定的年利息率。如果经过调查、分析预测，能够得出所期望的成本与收益，就可以得到投资净现值（NPV）。如果NPV0，那么教育投资在经济上就是合理可行的；如果NPV=0，那么接受大学教育就没有什么必要；如果N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