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们生命中“平庸的恶”

在网络上浏览到这样一则报道，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

2005年13日晚9时30分许，北京同仁医院急诊走廊，来京找工作的37岁齐齐哈尔人王建民因无钱治病，在离急救室10米外的厕所旁嚷着“疼、救命”声死去。事前，120救护车曾两次送王到该院。同仁医院急诊主任称，之前为王检查没有生命危险情况下，医院不便给患者垫钱而拒绝治疗。后病情加剧王再次被送到了同仁医院。经过检查后，医生对民警说没有生命危险，钱送来了才能治疗。随后，王建民独自躺在担架上。13日凌晨王在一楼走廊里不停喊疼和救命，“病人都没法休息，也没医生管他。”知情人称，当晚7时30分，王躺在厕所门口的担架车上不停地喊“疼、救命”，大口大口吐黑血，走廊墙壁上都是血点。后来医院保洁工把血迹擦干净。晚8时30分许，一楼一名护士怀疑不再喊疼的王已死亡，通知了一名保安。保安立即通知了有关医生，随后两名医生检查确认王建民死亡，立即报警。东城东交民巷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

表面上看来，这个事件中相关的每一个人都在按部就班地做着各自该做的事情：120急救车一次次送病人来、医生照例检查、民警也不时到场，还有旁人不时关切性的围观。好像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在尽各自的责任，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真正把他当成一个人，一个有着生命危险的垂死的病人，因为他的生命与其周遭的每个人都没有实质性联系，大家都只是履行公事，尽各自的职守。一个活生生的人终于在离急救室10米外的地方，在所有人的尽职尽责的关注中眼睁睁地死去。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以“救死扶伤”、呵护人的生命为天职的神圣的地方，发生在以文明、人道自居的当代所谓现代或者后现代社会，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件事情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社会弱势者在生存边缘的无奈与无助，即我们的社会远没有建立起一种弱势者基本生存权利的机制，或者可以说我们的现行体制对于弱势者而言就是不道德的体制。医院作为立足于市场经济之中的主体，以追求自身正当利益为目标，在社会没有给医院提供必要的保障机制的过程中，要求医院来承担救死扶伤的义务似乎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在这件事情中，医院只是作为这种体制的忠实实践者，可以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不作为提供道德的辩护。正因为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的改良。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行的并不道德的机制毕竟是由一个一个的人来承担，是一个一个的人在面临着一个生命垂危的同胞，体制的遮羞布无法掩盖个人德性中的冷漠与缺失，体制的缺陷并不足以勾销个人道德上的过错，我们每个人毕竟是作为能动的个体而存在，而且体制本身的完善有赖于个人德性的努力。也许，这是一种无过错或者说可以推卸过错的过错，但正是这种可以推卸过错的过错，构成一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的恶”。

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的系列文章，她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希曼这种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比如顺从和不负责任。艾希曼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从1937年起，一直被认为是犹太人问题“专家”。这个双手沾满了犹太人鲜血的“杀人魔王”，他本人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反犹主义者”，尽管他1932年就加入党卫军。在法庭上他诉说不是自己决定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而是“被吸收”进去的，他甚至连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没有读过。他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很少和别人谈论流行话题，包括种族歧视的话题，严谨、勤奋、努力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的特点是精明强干，从不失手，为了完成一个目标，他会以最大意志、尽最大努力排除一切困难。从1938年到1941年，他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去死亡集中营。1944年3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希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1944年3月15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1万人送到指定地点。此后四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乃至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期，火车车皮不够用了，艾希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此时匈牙利的犹太人组织已经多次和纳粹当局秘密交易，讨价还价，用金钱和财产换取犹太人的性命，但是艾希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交易。他认为那样做“违背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说，他的“良心”要求他每天将成千上万的人类成员送到指定的死亡之地。

据说，艾希曼也曾经有过不适应。一次他的上级要求他提供死亡报告，他因为不愿意去现场目睹惨不忍睹的场景，而提出辞职报告（在审判法庭上他说自己会“恶心”），他的上司缪勒回答：“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性。”因此，他仍然坚守岗位。实际上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办公室进行，他直接打交道的是各种文件、电报、电话以及红色铅笔，他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他具体的工作目标是效率和提高效率，衡量他工作成败与否的直接标准是他的运输“能力”。他听不见遇害者惨烈的叫喊，像发明“毒气浴室”，也是为了让任何人听不见。借助于先进的现代技术，在纳粹德国统治下，杀人变成了一个工业流水线，被分解成若干个互相分离的单元，在这个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只是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不去过问下一个环节将要发生什么，他们所要完成的像是一个庞大的技术工程。难怪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他不思索，不思索人际，不思索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这种恶决不仅仅是发生在纳粹集中营，发生在畸形的年代，比如“**”中大量出现的各种“不得已”的告密、检举、揭发等，它同样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手可及的恶。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真实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技术化、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回归生活主题的不断提出，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关注个体人生的幸福成为中国教育界的基本主题与强势话语。教育关注个人幸福，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正在慢慢地接近人生的真谛，成为为人的教育，尤其对于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忽视个人幸福的教育与文化土壤而言，名正言顺地提出教育应该关注儿童幸福，为个体幸福人生奠基，其意义自不可言喻。但一旦关注个体人生幸福成为强势话语，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就会不可避免地庸俗化，这必然使得我们的教育在关注个人幸福的同时，由于过多地迎合个人的现实与当下的需要，从而导致教育自身的平庸与肤浅，表面的繁华热闹之中孕育的却是个体人格的萎缩与平庸化。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心灵脆弱、沉迷网络游戏、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等已经屡见不鲜。当然，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确实跟我们当下教育的平庸化追求有着重要的关系，至少我们目前的教育改革实践与先前的教育实践相比，并没有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积极健全的个体人格的发育生成。

教育必须关照个体人生的幸福，唯其如此教育才是属人的、人性的，但教育决不能限于个体当下世俗生活的幸福，否则我们又可能陷于柏拉图所言的“猪的城邦”的教育迷雾之中。教育必须开启人的理智之光，不断敞开人的视界，在关注个人幸福的同时也关注他人和社会的公共福祉，把个人引向与他人和社会的共在；教育必须立足个人，又能超越个人的原子式生存，在不断启迪人的理性精神的同时，把个人引向对社会正义与个体德性的双重关注，从而使得个人可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追求人性的卓越。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不断超越那正在我们身边蔓延的平庸的恶。

在此意义上，教育对人生的幸福的关注绝不是软绵绵的日常生活幸福的轻言允诺与当下的简单兑现，而是如何引导个人在现实的国度、现实的世界里，在此生此世，担当起自我人生的责任与使命！前者更多地涉及个人与他人和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后者则涉及个人与世界、无限、心灵自我的关系，一是社会世界的积极参与，一是心灵世界的自我安顿。而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教育品格低下、教育灵魂缺失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时下的教育改革远未触及，或者想触及却在一片花哨与热闹之中被遗忘、被冷落的基本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