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教改

1978年2月，我到盘山县三中教语文课，当班主任。不到半年，便不再让我教课带班，而让我当教导处副主任，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

听到这一消息，我连夜写辞职报告，因为我费尽唇舌，历尽辛苦，谋求的就是能带班教课，如果愿意当干部，我早就可以当比教导主任大得多的官。于是，我苦苦要求让我继续带班教课。半年以后，领导答应了，但条件是以学校工作为主，兼班主任教语文课。

当时学校1500多名学生，26个教学班，两名主任，一位主抓教育，我负责学生思想教育。那时学生纪律又特别不好，我每天忙于学校事务，自己班级学生自觉性也不强，双方常常无法兼顾。于是便开始尝试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教改实验。

当时是1979年3月。

那时我觉得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首先碰到的是学什么的问题。我同学生谈心，相当多的学生苦于不知语文究竟学些什么。他们感觉练习册到处是，花样翻新的试题如海浪般涌来，思维之舟掉在里面，不辨方向，不着边际。于是我便和学生商量、讨论，画出了“语文知识树”。15年前我们画的语文知识树下有十一个分枝：拼音、生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文学常识、文言文、阅读和写作。分枝以下还有小枝和杈，自学语文就先要扎扎实实地学习这些最基本的知识。

学生按照语文知识树去学语文，就像司机按照交通路线图驾驶汽车到没有去过的地方一样，做到了心中有数，少走许多冤枉路。

明确了学什么，紧接着就要解决怎样学的问题。自学能力既是一种优良的心理品质，又是一种个性特征。任何心理品质和个性特征都要经历知、情、行、恒的心理过程才能形成和发展，我便按照这个规律去培养学生。

首先提高学生对培养自学能力的认识。其次使学生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学的幸福和欢乐。再次，教给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如：怎样读总体语文书，怎样读一本语文书；怎样读一类文章，怎样读一篇文章；怎样提高学习效率，怎样制定语文学习计划等。最后，引导学生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学计划。

1979年，我没批改过一本作业，没批改过一本作文，除统考外，我没搞过测验、考试。但我教会了学生怎样留作业，怎样批改作业，怎样批改作文，怎样出考试卷。一学期的教材我只用30多节课就讲完了。我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全校学生的管理工作。但这届学生的语文成绩在县内遥遥领先，参加县内中学语文能力测验我们获第一名，参加全县30所中学听、读、写竞赛获第一名，学生升学考试成绩比重点中学平均高7.8分（当时我校是一般中学，学苗是经重点中学选拔过的）。

1979年年末，我便在营口地区语文教研会上宣读自己作文教学改革的论文，在会上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支持者热情鼓励，反对者也慷慨激昂。

1981年暑期，第一届实验班学生毕业，我写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一文，在省中语会宣读，得到多方面支持，同年送全国“中语会”二届年会交流。《中国教育学会会刊》全文刊载了我这篇文章。广西《中学文科教学》杂志为我开辟了一个专栏，王世堪院长亲自为我写短评，专栏还登了我的两名学生的文章。那时我的中学教龄还不到四年，学历只是初中。得到这么多老师、领导的鼓励、支持，既有感激，又有惭愧，还有不安。默默地把感激、惭愧、不安在心灵深处转化为上进的动力，继续朝着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处探索。

曾经有人认为，我的语文教学不像语文教学的样子，而是思想教育、是班主任的工作。我越往语文教学的深处探索越感觉到：人脑这部机器应该分为两部分，动力部分和工作部分，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学习的动力不能代替学习的实践，反过来，学习的实践也不能代替学习的动力。回忆自己走过的语文教改之路，我感觉最满意的一点就是始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我教语文极为轻松，根本原因也在于育人，在于引导学生成了语文学习的主人。

语文是工具学科，既然是工具，就必然要为某种目的服务。不同的人利用这一工具做着不同的事，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是学习的工具，有人用阅读能力读伟人传记、技术资料、先进理论；有人则读黄色书刊、反动观点。同是工作的工具，有人讲话劝人具备真、善、美的品质，写文章宣传周总理、雷锋的精神，传播先进的科技知识，激励别人为人民、为祖国作出贡献；有人说话怂恿人作恶，写文章言传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引诱别人为了个人私欲不顾别人死活。

显然只教会学生语文知识不行，只教会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也不行。姚文元如果不具备较高的写作能力，便不能用笔“杀”那么多的人，他个人也许不会有篡党夺权的野心，也许不会有牢狱之灾。没文化很可怕，有了文化心术不正，有人认为更可怕，我觉得至少是同没文化一样可怕。

我深深感到，一位教师，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教书的同时始终注意育人，是我个人心理上的需要，是学生切身利益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党的利益的需要，是语文学科性质的需要，是提高语文成绩本身的需要。育人是语文教师分内的事，只有坚持育人，才可能进入语文教学的自由王国。我的这一观念和教书育人的具体做法，1983年在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年会介绍时，受到与会者赞同，许多同志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更坚定了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

1984年暑期，全国中语会在大连开会，重点推广我教书育人的经验。德高望重的吕叔湘先生亲临会议，从头到尾听了我的汇报发言，吕先生在大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了我多方面的鼓励。吕老的鞭策，使我获得了极大的动力，增长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坚定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注。

1984年8月12日，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联合做出《关于开展向魏书生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同时省政府授予我“特级教师”的称号，那年我34岁，中学教龄才六年。同许多教师相比，我是幸运的，我得到的关怀、支持、鼓励要比别人多。唯其如此，我才更应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加倍努力工作和学习，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