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愿意教书

我爱读书。

16岁正是渴望读书的时候，中外文明史上那黑暗的一页“无产阶级**”翻开了，“文革”既然开始，学校便也终结。我刚念完初三，一切升学的美梦均告破灭。

于是，跟同学们一起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去参加“文革”。运动了两年，愈加莫名其妙，正在不知将来以什么为职业的时候，“文革”浪潮又把我们推到了广阔天地，据说去“大有作为”了。我便从沈阳市三十二中学，下乡到辽宁的南大荒盘锦。

同学们付出的劳动时间不算短，常常日不出则已先作，日已落而尚不息，劳动所得却连饥肠都无法填饱，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更无从谈起。端起碗来喝白菜清水汤，放下筷子却绝没有人敢骂娘，原因是劳动归来还要抓各种各样的斗争会、批判会。大家绷紧了那样一根弦过日子。“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人们饿得要命，却能够搜肠刮肚，想出各种各样权势者爱听的话，来进行“大颂扬”。并且表决心，要进一步勒紧腰带，去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因为据说，他们正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苦日子，在水深火热中受着煎熬。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十个月，我便当上了民办教师，那一年，我19岁。

我读书的时候，并没想过能去教书。

刚听到让我去教书的时候，我并不愿去。我们全班55名同学下乡在一个青年点。有一位同学先我分配，到县城的公路工程队去做筑路工人，同学们都羡慕得厉害。对我去教书则感到惋惜，有的朋友劝我别去，以便等待当上领导阶级的机会。尽管不愿去，但我又不敢不“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便服从命令去教书了。

教书之后，才发现学生们心灵世界的广阔。农村孩子们真诚、质朴、勤劳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我教的第一届学生便是小学毕业班，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第二届的学生，年龄大的，才比我小四岁，这样我们共同语言便比较多。当时教材又比较浅，剩余时间，我便给学生读《红岩》《欧阳海之歌》，讲我看过的一些书，介绍城里的一些事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些在城里人那里听不到的农村的习俗、秘闻。生活在他们之中，我感受到精神的满足，灵魂的安宁。

那时，大人们为了适应形势而违心地斗争、批判、清队，整自己的同胞，我感到深深地悲哀而又无可奈何。于是我便决心在学生的心田里开辟一片绿地，播撒上真、善、美的种子。

我想，这世界上如果由于自己的存在而多了一颗真诚、善良、美好的心灵，那我便获得了生存的幸福，有了一份生存的价值。

我一直认为：人活在世上，能不能幸福，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有一颗好心。心肠好，那么穷点、富点、轻点、重点，寿命长点、短点，他都能坦然无愧、豁达大度地对待，从而活得心安，活得幸福。人活着对他人、对世界有没有益处，有没有贡献，最主要的也在于他有没有一颗好心。心肠好了，那么体力强点、弱点，才能大点、小点，他都能尽心竭力地为他人为世界做好事。反过来，心肠坏了，就不好办，他自己活得太累、太麻烦，别人也会由于他的存在而累、而麻烦。教师显然是最有利于培养真诚、善良、美好心灵的职业，于是我便迷恋上了教书。

为了教书，我放弃过招工进城的机会，在农村教了两年零四个月书。

1971年秋，辽宁省历史博物馆要招工作人员，从我们农场近4000名知青中选两名。农场领导确定了我，同志们也劝我去，我心灵的天平向去的一方倾倒了，办了回城手续，办了户口。正在整装待发的时候，事情又有了变化，这两个名额不给盘锦而给沈阳了。后来我被分配到当时盘锦最好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

我深深地想念着学校，想念着学生，想念着学校的老师们，到厂的第一天，便向领导提出不愿在工厂而要到学校的要求，但未获批准。我便继续申请着，即使在两年以后，确定我做厂级领导接班人时，我仍一遍又一遍地申请当教师。

“批林批孔”时，我因赞扬孔夫子是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并且不满“无命”运动而受到批判。某一位领导从我的日记、文稿中摘录出的我的“反动言论”竟达108条之多。有的时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由政工干部下放到车间做工人，头上顶着若干顶帽子，自然没有了申请做教师的资格。

好在只过了两年多，“四人帮”便折腾完事了。他们一朝覆灭，人们也就认为我不反革命，便又让我离开车间，负责所谓的“七·二一”大学工作。我想，我既没有罪了，何不要求去教书呢？领导同情我被批判时的遭遇，终于答应了我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六载夙愿，一朝得偿，喜悦之情，难以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