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创新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关键

现代意义大学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西欧的中世纪，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即使最悠久的大学也不乏落伍者，如中世纪大学的鼻祖意大利的萨隆纳大学、波罗尼亚大学等，也不乏不老的常青树，如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但更有一大批后起之秀，如囊括了哈佛、耶鲁等世界知名大学的美国东部常春藤联盟。研读一部世界大学发展史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一：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把握变革的机遇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是大学的一笔宝贵财富。然而，如果只是拥有而不能与时俱进，这种财富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它会窒息大学的发展活力和生机。但是，无视历史甚至摒弃传统，完全随环境的变迁而随波逐流，这也未必可取。一所明智的大学，在环境的变迁面前，与其固守传统，等待外部力量的强力推动，进而彻底打破原有的内在逻辑，不如去自觉地寻求与环境之间新的耦合点，从而在继承传统并丰富传统内涵的同时，为大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同大多数世界知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传统资源算不上丰厚，更不要说它在当今世界上的声名和影响力。然而，它却面临着自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在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并已全面融入到全球经济循环之中的中国，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从未像今天这样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所重视，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被提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政府的重点扶持和社会需求的强力推动下，部分已经具有一定学术积累和办学传统的大学，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与此同时，与世界各国频繁的交流也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一个世界级的平台正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去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立足传统的同时又能超越传统，去打造世界水平的中国名牌大学。能否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反思本土和本校传统的基础上，切准时代脉搏，富有想象力地实现办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创新。显然，就此意义而言，这一历史机遇本身又包含着一种挑战。这就是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智慧和战略性的眼光去开拓和探索，形成中国高水平大学强大的竞争力。

这种竞争力的内涵就是：中国的大学是否能够拥有众多领先于世界的一流学科？是否能够成为世界最优秀人才施展其才华的场所？是否能在广泛地吸纳和高效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的同时，以高质量的人才和研究成果输出，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是否能在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上尽显风流，成为令整个世界瞩目的学术堡垒？毫无疑问，要形成上述竞争力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文化品格，创建一流大学的制度环境与办学条件。

启示之二：提高中国高水平大学竞争力，观念创新是先导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大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新理念和新思维，即所谓的观念创新。任何观念的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对传统进行价值反思和对现实审时度势基础上的灵活调整和应对，同时，又是在发扬传统和立足现实基础上的思想革命。近代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宗教权威跌落、政教分离已成定局的时代背景下，因为守住了大学自治的传统，并适时地把办学目标转向世俗文化与科学领域精英人才的培养，从而顺利地完成了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洪堡创办的近代柏林大学则因为顺应了近代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思潮，通过继承和重新诠释了古希腊思想自由的传统，探索出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同样，美国20世纪后大批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英、德大学传统的融会，以及为迎合20世纪后科技理性主导时代的实用主义本土化改造，美国西部仅有短短百年发展史的斯坦福大学，便可谓是这种美国精神与技术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

21世纪是一个以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为标志的时代，也是一个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知识与资本结合之密切、科技人才的全球竞争之激烈从未达到如此的程度。能否把握这次机会，尽快形成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取决于我们的办学者是否拥有全球性战略意识和本土化实践的勇气，是否拥有打造国际名牌的“企业家”精神和在正确办学理念指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着既定目标迈进的成熟和稳重的教育家风范。

启示之三：制度创新是提高中国大学竞争力的保障

观念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同时，也唯有落实到制度层面的创新，新的办学观念才能转换为具体的行动。21世纪的中国大学要以自己强大的竞争力去问鼎世界一流，在制度创新上就无法回避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创建现代大学制度。从各个时期世界知名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任何一个处于鼎盛时期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拥有一批名校。这足以让我们深信，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振兴更需要有一批高水平大学来支撑，同时，大学的发展也需要国家的重点扶持。然而，除了资金扶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无形资源，这就是利用制度，清晰界定政府和大学间的关系，使大学拥有相对自主的创造和探索空间，让大学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以高水平的人才和研究成果回报社会，并引导社会变革。就此意义而言，在中国，政府在继续重视对部分大学重点投入的同时，要推动建立面向社会依法办学、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大学制度。惟其如此，中国高水平大学才有可能充分释放自己的活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格，跻身世界知名大学行列。

2.强化学科建设。学科的规划和建设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学科必须要有大视野，瞄准学科前沿，并争取在有基础、有优势的领域进入世界前沿；二是具有本土优势的部分人文社会学科，争取尽快使之成为大师级学者云集、在国际学术领域以学派而知名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重镇；三是整合现有的部分学科资源，建设和发展一批有竞争力的新兴边缘性学科；四是发展应用学科，注重技术的开发和成果的孵化，使之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学科的建设既需要在硬件上增加投入，又需要在软件上下工夫。因此，在资源的合理配置、学科制度建设特别是评价制度方面，如何针对不同学科的特点，以制度的建构和安排来有效地培植、推动并保障一大批一流学科群的崛起，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3.制定人才战略。一流的学科需要有一流的人才，而一流的人才是世界性的。要创建一流的学科就必须从国内外广揽优秀的学术人才。要解决好如何甄别、选拔和使用人才的问题，在建立一个适度竞争激励机制的同时，又创造出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从而为优秀人才的才能发挥提供一个优质的软环境。人才战略涉及目前高校内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同时，如何去体现客观、公正和公平的原则；二是在注重建立竞争机制的同时，如何去避免滋生不良的浮躁和浮夸学术习气；三是在警惕学术垄断的不良倾向的同时，如何去消除行政权力的过多介入或不良介入。

4.重视资源开发和利用。没有充实的办学资源和良好的办学条件就难以形成高水平的学术品质。然而，即使有了充实的资源，不善于去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同样无助于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如果说在学科发展、人才聘用、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等方面，我们需要办学者具有教育家的气魄，那么，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我们需要的则是“企业家”的精神。大学的领导者不仅要懂得公共关系技巧，善于去说服政府和公众，为大学赢得足够的资金，而且还应该能够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和建立高效的现代管理制度，去创造广泛的社会效益和巨大的经济效益，以一流的学科、高水平的研究和高素质的学生来为学校提高声誉，通过打造品牌来为学校发展创造良性循环效应。要善于“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就是尽量地不过多介入教师们具体的学术事务，“有所为”就是在创建一个公正、客观学术环境的前提下，擅长捕捉变革的机遇，以资源的开发和有效管理，推动大学学术品质的提升。

5.形成学生培养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培养目标无不指向精英人才，但不同学校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以综合性见长的哈佛和牛津更注重通过全面素质教育培养社会政界、工商企业界的领导者及科学界和文化界名流，而MIT和加州伯克利则是工程领域精英人才的摇篮。这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反映了它们各自的培养特色，这也是大学办学特色和大学校园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所大学如果不能体现出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就难以具备竞争优势，也将面临被淘汰的压力。因此，如何通过人才培养体制、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结构体系的创新来形成自己的精英人才培养特色是中国每一所试图问鼎一流大学的领导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本文是2003年10月19日作者在中国高等教育创新论坛上所作的题为《坚持高等教育创新，促进中国大学发展》演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