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高师院校的转型

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提出了著名的“范式”说。他认为，科学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总会形成为学界所公认的包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理路，并规范、制约着科学的发展。这个具有模式意义的研究理路，就是“范式”。范式的出现是科学成熟的表现，它既为人们打开科学探索之门，同时也阻止脱离科学之轨的无序发展。其实，科学的发展最终表现为科学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近年来，库恩的范式说对我国学术界影响甚大，例如，史学界有不少学者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遵循的所谓“一条红线、两个过程、八大事件”的传统范式必须突破；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史、社会史等新学科的兴起以及西方现代诸多社会科学理论的相继引入，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仅成果丰硕，而且正酝酿着研究范式的新突破。在此借库恩的范式说，观照我国高师院校的改革也不无意义。

从1902年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到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高师院校及教师教育经历了百年的发展，迄今无疑已成为了一种固定的范式。这集中表现为以下特征：（1）高师院校不仅在全国高校总数中占据了1/4的比重，而且自成独立的系统，在教育部并有自己专门的主管部门，即师范司；（2）传统高师院校学科结构大致相同，多是一些针对中小学教育需求的数、理、化、地、生、中文、历史、教育、外语等文理基础学科，学科结构单一是其共同的特点；（3）传统高师院校不仅单纯只培养教师、专业设置单一，而且人才培养模式也是相同的，即专业教育与教师养成合一的模式，从师范馆迄今，保持不变；（4）百年高师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卓有成就的著名学府，成为范式的经典，集中体现其历史的成就。

上述高师院校及教师教育百年发展渐成的范式，是我国高师教育成熟的表现。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意义的高师教育肇端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时称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是为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清政府学部大臣张之洞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训词说：“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细，则众星带不辨其为北斗矣。是以京师师范关系重大，惟望诸君子善体此义，勉学勿怠。膺此重寄，期为他日之一师表云。”[1]张之洞的训词不仅对作为“全国教育标准”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寄予厚望，而且期待着全国师范教育范式的顺利确立。历史证明，不仅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不负众望，经民初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成了今天北京师范大学这棵参天大树；而且整个师范教育蓬勃发展，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更形成了高师院校分布合理、层次分明和相对独立的全国高师教育体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国家重点高师院校的先后涌现与发展，乃是我国高师院校及教师教育范式确立与成熟最重要的标志。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讲话中说：“一百年来，伴随着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程，北京师范大学不断成长和发展。……北师大培养了一大批道德高尚、学业精深的人民教师和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北师大已经发展成为师资力量雄厚、学术声誉远播的著名学府，并正在向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迈进。”[2]江泽民同志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高度评价，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对我国百年高师教育的充分肯定。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百年高师支撑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教育大厦的整个基础，它对于我国现代社会与教育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百年高师的巨大贡献，归根结底，也可以说，是其范式的赐予。

范式是历史的产物。每一具体的范式都无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局限性。我国百年高师教育的范式尽管厥功甚伟，但是，高师院校所存在的以下明显弱点，却也反映了此一范式的局限，其一，人才的培养受到制约。由于时间是常项，高师院校在各专业直接养成教师的范式有自己的局限，使培养的人才在学科专业与教育专业的要求上，常常是顾此失彼，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结果是，两者都不能到位，极而言之，形成了“两个半桶水相加”的尴尬局面。其二，学科的发展受制约，学校综合办学实力的发展受限制。由于学科单一、专业单一，就师范谈师范，陷于单打一，从总体上看，高师院校的综合办学实力不强，社会声誉与学术声誉，逊于综合性大学。其三，也是最主要的问题，即造成了观念的滞后，主要表现为：1.高师院校办学思想不明确，师范性和学术性的问题长期争吵不休，影响了学校的定位和发展；2.重教学不重科研；3.由社会对高师院校的观感，而渐形成的思维偏见；等等。

近年来，随着一些综合性大学介入教师教育和我国封闭的教师教育体系无可避免地走向开放，高师院校和教师教育的发展正面临着历史的转变点。改革固然不可避免，但怎样认识这场改革，人们见仁见智。有一种意见认为，改革的目标应当规范为“教师教育战略重点的转移”。所谓“战略重点的转移”，即究竟移向何方，可姑且不论；但仅就其提法本身的逻辑而言，这种意见显然强调的只是外在工作重心的转移，却未关注事物内在结构性的变动，而事物的本质恰恰取决于后者。所以，此种意见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在我们看来，当前我国高师院校和教师教育改革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应当是范式的更新。进入20世纪后渐次形成的上述范式，是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日本学习美国教育制度的结果，但是，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已渐次完成了对传统范式的变革：取消独立设置的高师院校，实现了教师教育的教育学院化，即跃进到了开放的、实行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的新阶段。其时美国范式的变革也曾影响到中国，并且引起了一场关于是否要取消现存的师范大学的激烈争论。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实现教师教育的具体范式，总是与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是穷国办大教育，自然不可能盲目与美国攀比，转而采用高成本的新范式。这就是后来高师院校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更加发展的原因所在。但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国情已大不同了，且百年封闭的教师教育体系也已经走向了开放，高师院校正面临着存亡的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提出范式变革的课题，绝非是超前的理想化，而是当务之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实现教育创新、制度创新是关键，师范院校要为建立中国教师教育的新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高师院校和教师教育的范式变革，正是最为深刻的体制创新。俗话说“纲举目张”，只有抓住了范式的变革，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否则，茫无头绪。

在高师院校中，北师大于2000年最早提出了变革范式的构想。它在自己的“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进行包括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模式在内的结构性调整，“实现北京师范大学向以教育科学为主要特色的研究型大学转型，为将北京师范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3]其新近制定的“发展战略规划”又强调：“作为传统高师，北师大原有的办学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且严重束缚了学校自身的发展。必须坚持体制创新，实现北师大历史性转型”。[4]范式即是一种结构，结构性转型就是要实现范式的变革。北师大转型的构想，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要打破传统高师学科单一的结构，适当增加应用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以增强办学的综合实力；二是在综合性的学科结构所提供的高水平的学术平台上，不仅要实现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而且要使专业教育与教师养成相剥离，更新传统的范式，实行教师教育的教育学院化。北师大为此推出了为人熟知的“4＋X”新的人才培养改革方案。北师大的转型构想体现了以下理路：学校必须要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教师教育必须要有更高的水准，二者相辅相成，但前者是根本。道理很显然，如不谋发展高师院校本身就会萎缩，甚至被淘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教师教育的高水平还从何谈起。但是，如无后者，高师院校的改革也就失去了方向与本来的意义。要言之，北师大转型所要实现的新范式就是：“大学+教师教育”，即国际通行的教师教育的新范式。北师大决策转型，既是应对综合性大学的挑战和顺应教师教育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的国际潮流，更是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经百年的积累，北师大的学科已具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但传统高师的办学范式却严重束缚了它的发展。北师大无须易名或与其他学校合并，它可以通过自身的结构性转型，实现自我超越，来达到新世纪确立的办学目标并与国际接轨，这是北师大多年探索改革所获致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毫无疑问，其最终的实践将开中国百年高师转型的风气之先，是值得主管部门关注与支持的大事。

应当说，对于北师大转型的构想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但是，以下的两种意见，显然似是而非。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的师范大学文理各科兼有，早就是综合性的了，因而不存在转型问题。这是一种误解。传统师范大学虽文理各科兼有，不同于单科学校（这也正是它更易于向综合性大学转换的依据所在），但如前所述，其学科只是对应中学需要设置的文理基础学科，缺少应用性学科、新兴学科，特别是交叉的高科技学科，故只能说是多学科性质，与综合性的学科结构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更重要的是，所谓转型，是指包括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在内整个办学范式的变革，它有特定的内涵。因之，传统高师的转型不仅是现实性的课题，而且是当务之急。看不到这一点，或者模糊此一认识，正是当前高师院校与教师教育改革总体上缺乏应有的力度与方向感的主要原因所在。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高师院校为数众多，办学水准相差甚大，因此，北师大的转型不具有普遍性。在高师系统中，北师大办学处于最高层次，它的办学目标重新定位为综合性、研究型的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确非其他一般学校所能简单仿效的，故其具体做法，不能一刀切。这是对的。但是，就北师大转型体现了中国高师与教师教育百年范式的变革，开风气之先而言，却不能不承认它的改革具有普遍性。人多乐道“木桶原理”，强调木桶的存水量最终是取决于最短而非最长的那块木板；但是，作为观察问题的视角，“木桶原理”只具有有限的合理性。事实上，更多事物的发展是取决于“最长”即最先进的那块“木板”，而非相反。百年前是新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非普遍存在的落后的传统私塾，代表了中国教师教育最新的发展方向，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是深圳特区而非众多的内地偏远城镇，代表了改革的方向，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之，高师院校多样性的存在，丝毫没有影响北师大转型的普遍性意义。

值得重视的是，在百年庆典上，北大校长与巴黎高师校长都对北师大决策转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前者说：“北师大以其百年历史带来的雄厚积淀和教育改革的大思路、大手笔，在师范院校中率先倡导并实行高师转型，制定了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大学”的发展目标，“不仅在师范院校中堪称楷模，在综合性大学的改革发展中也树立了榜样”。[5]后者也指出，在法国，“一战”前后师范院校曾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是，大学生的人数在飞速增长，而科学研究的发展却没有出现同样的令人惊叹的高速度。“显然，不应把研究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教师的培养相互分割开来”。[6]百年校庆后，北师大决策转型被社会普遍理解，据笔者所知，省属以上师范大学多认同了转型的理念，它们都将自己的学校明确地重新定位为综合性研究型或科研与教学并重型的大学，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高师院校的改革显然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倾向：在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上向综合性大学靠拢的积极性甚高，力度很大，但在教师教育改革方面却嫌乏力，缺乏明晰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仍按惯性运转而已。因之，实际上一些学校的教师教育不是在加强，而是被削弱了。如果我们注意到近来有关一些综合性大学介入教师教育的现状调查报道，多强调其潜在的学科优势一时尚不能显示，而因学校氛围不利和本来缺乏教师教育的资源等诸多因素，这些学校教师教育的实际效果也不容乐观，那么一些论者以为目前我国教师教育存在着虚化的危险，就不应视做危言耸听了。同时，高师院校若将自己教师教育的特色与优势丢了，不仅其改革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得失也正未可知。当前我国高师院校和教师教育正处于大变革的转型期，出现上述的非理性倾向，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它毕竟说明宏观的统筹规划与具体的政策支持、引导与规范，是多么必要。

就北师大而言，它很清楚，单纯地转变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并非初衷，重要的是要借综合性的学科新平台的支撑，进一步发展自己百年形成的教师教育的优势与特色，并促进学校综合多元和高水平发展。故其“发展战略规划”强调：“发展是兴校第一要务，要以改革促发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思路，保持和发展北师大在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科学方面的优势和特色，扬长避短，努力实现战略突破，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7]就学科与专业的结构而言，事实上北师大现在就已经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了，但是，它还不能说完成了转型，因为完成转型的根本标志，并不在于学科与专业的综合化，而在于实现专业教育与教师养成的相剥离，即教师教育的真正教育学院化。正因为如此，所以“发展战略规划”还进一步指出：“继续试行‘4+X’的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方案，在推进人才培养规格多元化和办学重心上移的同时，将专业教育与教师养成相剥离，实现教师教育范式的根本性转变。近年来，学校致力于结构性调整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要在此基础上，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在教师教育范式转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为北师大最终完成转型，扫除体制障碍。”[8]北师大“4＋X”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中的：“4+2”即学士后教师教育的改革方案，是实现专业教育与教师养成相剥离的重要试验，迄今已历3年，虽然进行顺利，明年将有第一批毕业生，且就业前景看好。但问题在于，受研究生保送名额的限制，难以做大，不足以形成规模。很显然，“4＋2”改革试验的意义不在借研究生保送名额最终铺就学校转型的道路，而在于它指示了方向与提供了实践经验。改革需要试验，更需要当机立断实行突破的见识与魄力。北师大2003年本科招生既已将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并轨，就完全可以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教师教育范式转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实现转型。这就是：全面推行学士后的教师教育，实行“4＋1”、“4＋2”方案。生源不限于本校，可以在全国招收。同时，主管部门也完全可以“稳住一头，放开一面”，将此一方案在委属六所重点师范大学推行，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一方案并无风险，它既是以全国高师院校分区分级管理的原则为基础，同时又彰显了重点突破的战略构想。如果能这样做，中国高师院校与教师教育范式的变革就将成为现实，从而更有利于21世纪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

范式的变革是深刻的革命。百年前中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大胆引进西方教师教育的范式，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的革命。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初民族复兴新的历史基点上探讨教师教育的发展，也应当自觉：悠悠万事，唯变革范式为大。

（本文曾发表在《教师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

[2] 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文件汇编[Z].2002.

[3] 北京师范大学“十五”发展规划纲要（师党发[2001]12号）[Z].2001.

[4] 北京师范大学“十五”发展战略规划[Z].2003.

[5] 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文件汇编[Z].2002.

[6] 同上。

[7] 北京师范大学“十五”发展战略规划[Z].2003.

[8]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