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兵天降、鬼兵地生

——民间超自然信仰和农民起事

我先解释一下题目,之所以我题目中用“农民起事”取代惯用的“农民起义”,是因为我将要说的是这些农民做的事情,有些并不是“义举”,所以我用中性的“起事”来代替。所谓民间超自然信仰,过去习惯被称为“迷信”,指的是民众中对于鬼神或者神人的信仰。

信仰存在的条件,就是对某些东西我们知道得很少。对那些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知道得很清楚的东西(虽然实际未必如此),我们不需要信仰。比如,我们不说自己“信仰”地球有引力,会让东西从上往下掉落,因为不信这一点的人都摔死了。我们也不说我们“信仰”人分男女,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的事情。需要我们“信仰”的,都是不能直接见到的。我们“信仰”爱情,那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爱的人对我们是真爱,而不是逢场作戏,而我们却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这一点——如果这个世界上发明了一种仪器,可以让我们直接测量出对方有多少爱,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说自己信不信对方了,我们一测就可以知道。

有许多人相信有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存在,他们称之为鬼神,但是我们并不能直接知道他们是否存在,因此,就有了对超自然的信仰——虽然没有足够证据,只有一些不十分可靠的线索,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们存在。在中国古代很有影响的那些宗教和学说中,也包含信仰成分。比如,佛家所说的境界,我们凡人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只能先“信”。民间的种种,信狐仙、信神仙、信在世弥勒等,也就是这样的信。

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民间超自然信仰和农民起事总是相互伴随。

早在秦朝时期,陈胜、吴广起事,就利用了超自然信仰。弄个布条塞在鱼肚子里,写上“大楚兴、陈胜王”;买到鱼的人剖开鱼腹,发现了这个布条,很惊奇。吴广还半夜装狐狸叫,并且用狐狸腔调喊叫“大楚兴、陈胜王”。虽然陈胜并没有能真正成为王,但是陈胜吴广的起事揭开了各地抗秦的帷幕,最终导致了秦的灭亡。

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则是源于“太平道”的信仰。太平道的首领张角先是为人画符烧符水治病,当越来越多的徒众相信他是神仙的时候,他提出口号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带领徒众起事试图夺取天下。后来割据一方的张鲁,其武装力量的来源也属于道教的一个分支。

南北朝时期,傅大士创立了弥勒教。创始人并未借此起事,但是其后几百年中,不断有人借助此教的影响力起事。中国民间宗教的一个特点,就是教义驳杂不纯。弥勒教产生后,和摩尼教、白莲教等相互混杂,形成了种种变式。许多后来的起事者虽然说不清是不是纯粹的弥勒教,但是或多或少都和这个教有一定关系。

北魏时法庆自称是“新佛”,并称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力倡杀人,说杀一人就可以成为一住菩萨,杀十人就可以成为十住菩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魏书·元遥传》)。如果历史记载真实的话,那么,这显然是非常可怕的一种邪教行为。

隋炀帝期间,有高阳人宋子贤自称“弥勒出世”,号召人们随之起兵叛乱。

宋代弥勒教中,有王则起事,他的口号是“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还有高昙晟、刘凝静等,都以弥勒降世为号召而造反。

元末袁州僧人彭莹玉“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火炬名香,会偈礼拜”,结社造反。

摩尼教或明教、白莲教和弥勒教有混杂,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对此我所知不多。耳食之言(历史上的弥勒教和摩尼教的融合,马西沙),摩尼教或称明教,早在隋唐间就传入中国,其教义崇拜光明,倡导和黑暗力量的斗争,从隋唐就有借此起事的,但是规模不大。宋代的方腊起事,也是在这个教的基础上。

白莲教创始人本是南宋僧人,但是因为白莲教不必出家,可以娶妻,而且可以男女同修,所以被正统佛教所不认可。后来的白莲教融合了弥勒教和明教,就更不为佛教所承认了。元代不断有人假借白莲教起事,因此白莲教被禁。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发动的红巾军起义,就是依托白莲教而实现的。

明代白莲教起事次数很多,主要有唐赛儿,以及刘通、石龙、赵全、徐鸿儒等,清代白莲教也组织了多次反清的起事。

当西方文化和中国近距离接触时,西方的天主教来到中国,不久,在中国就出现了其本土版,那就是洪秀全等人的太平天国。借助上帝的威名,“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弟弟”洪秀全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几乎冲垮了清政府的大厦。

太平天国的发起地,是得西方风气之先的广东。而义和团的发起地,是在传统文化的积淀最厚的山东。广东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因此对西方思想排斥较少,太平天国就是支持和利用天主教的;而山东是孔子故乡,儒家的影响很大,因此,对来自西方的宗教的排斥心理会比较强,义和团也就成为“反洋教”的运动。

义和团宗教意味相对淡一些,并未崇拜什么特别的神佛,这也和山东人的心理特点有关。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熏陶下,山东人相对较少(当然也只是相对少一点而已)相信鬼神。不过义和团相信神奇的能力,相信可以刀枪不入,也同样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但是知道一贯道的就少多了,其实一贯道在近现代中国很有名,只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被镇压,所以知道的人很少。这个教派创立于清朝, 1930年,山东济宁人张光璧做了掌门后,发展得很猛。“一贯道”的名字是取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不过把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都一起供奉,“弥勒古佛”也当然没有落下。由于一贯道教徒中有过汉奸,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一贯道的首领通国民党,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被镇压。在台湾,蒋介石也查禁过一贯道,蒋介石去世后过了几年才解禁。虽然一贯道没有挑动过什么大的起事,不过也多多少少参与了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迷信”打击很猛,所有民间教派被横扫一空。反而是20世纪80年代“气功”的兴起后,有些民间信仰借此出现,其中有正有邪——有的引起了执政者的危机感并被严厉打击。

为什么农民起事总和超自然信仰相联系呢?这倒不是因为超自然信仰都喜欢惹事。佛家是十足的和平主义者,道家虽然不是绝对反战,但是除非迫不得已也不会去战斗。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是那些要起事的人要利用超自然信仰造成的。陈胜吴广并不信狐仙,其他那许许多多起事者的头目也未必都相信他们所说的教义。如果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许反而不敢这样假借信仰去挑动别人起事,因为那么做也许会带来恶报——正如现在街上那些穿个僧袍去骗人钱财的,一定不相信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为一时骗点钱,将来也许会投胎做牛马去还债,如果他们相信会这样,怎么愿意做这样的赔本买卖?这些起事者只不过本能地感觉到,超自然信仰,能够最有效地鼓动起别人来,也能够最有效地影响别人,能够最有效地给自己带来权力,从而让他们有可能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没有超自然信仰,这些号召起事的人所遭遇的,很可能就是像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那种情况——张牧之带着少数兄弟大喊:“枪在手,跟我走”,但是那些枪在手的百姓,那些对压榨他们的邪恶的黄四郎充满愤恨的百姓,却都躲在自己的家门后,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着走,没有一个人敢跟着一个英雄去“杀四郎”。因此,张牧之也只好通过骗他们(不是用超自然信仰去骗),才能让他们跟着去反抗暴政——所以说超自然信仰是一种被用于号召别人的技术,至于号召起来人是做好事做坏事,那就看号召者个人的目标是好是坏了。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血酬定律》中,指出大家心中会有一个运算。当一个暴君欺压所有人的时候,当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反抗。但是,我们不可能不约而同地去做,那么谁会先出手做这个事情呢?如果有少数人先出手了,那么,暴君一定会集中力量去打击他,同时也很可能会收买其他人,让被收买者帮助自己消灭这个“反贼”。这时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一个是,跟着第一个出头的人去战斗,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另一个选择是观望,如果发现起事者胜利在望,我们就出去跟随他;如果他看来要失败,我们就离他远远的;用这样一个策略,他胜利了我们可以分享胜利果实,他失败了也不会拖累我们;还有一个选择是出卖这个人,换得自己的更多利益。如果我们只是从利害出发去计算的话,我们要怎么做主要取决于第一个出头者的成功概率。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统治非常严酷,独裁者权力极大而且几乎不受限制的国家中,除非有大批人迅速参加他的队伍,否则第一个反抗的人成功的概率比中千万元大奖还要小。大家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如果只是从利害计算的话,对其他人最好的选择是做出卖者,其次是做观望者,但是绝不做起事的追随者——这就是被统治者的相互牵制,使得亿万被欺压的人虽然人数有极大优势,却在一个独裁者和他少数的帮凶面前老老实实不敢有任何异动。

要想明白这个情境,可以用日本侵华时期的一个事件做例子:有3个日本兵手持步枪,把800多个中国人关在一个仓库里。不用说了,大家都想逃跑,如果有可能,大家也当然希望能消灭这3个鬼子。如果大家一拥而上, 3个鬼子是没有办法挡住大家的,甚至他们也是必然要被消灭的。他们手里的步枪不能连发,打完一枪就要拉一下枪栓。他们也不是武林高手,只是一般的士兵而已。因此,他们最多能打死3到5个人,其他人都可以活命。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中国百姓,你怎么办?大吼一声冲上去吗?如果你这样做,你怎么保证其他人会和你一起冲?即使有人和你一起冲,因为你冲在最前面,你也很可能是被打死的那3到5个人之一。因此,你冲的结果,几乎必死无疑。而且,如果大家不跟着冲的话,你死也白死。这时你最盼望的就是,最好别人先冲出去,而且最好有一群别人冲出去。那么,你就没有多少风险了,一旦成功你也可以获益。

当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会冲出去,这3个日本兵成功地看管了一夜,没有一个人逃走,最后800多人几乎都被杀死了。让人痛心疾首,但是,也很容易理解。

中国的历代专制者的威势,远远超过3个日本兵,他们至少要有个几十万的兵,可以想象专制者和反抗者之间的力量相差多么悬殊,以卵击石,成功几乎绝不可能,而一旦起事失败可能会被灭九族——不论你数学多差,算计的结果都应该是不要起事,做顺民去忍耐。

真的如此吗?我们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办法吗?不然。

我们可以改变在大家心目中的概率,就可以改变大家的行为。如果成功的概率大幅度增加,那么我们就不必忍受独裁者的欺压,可以冒险一搏。《让子弹飞》中就采用了这个策略,主人公骗大家相信,“黄四郎”已经被消灭了,大家冲过去可以拿回自己被抢的东西,而几乎没有危险,于是大家就敢冲了。

我们可以改变大家对其他人行为的判断,如果大家确信,当自己冲向前方的时候,其他人中的大部分一定会和自己一起冲,那么,成功概率也自然会大为增加,于是我们就很值得去冒一次险了。

超自然的信仰,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是符合天意的,狐仙、神人、上帝或者弥勒佛是帮助我们的,那么,我们成功的概率就太大了,有这样大的靠山在背后,傻瓜才不干。

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教中的同门,那么,我们也可以相信,狐仙、神人、上帝或者弥勒佛在后面督战,大家不可能不齐心协力,那么,我们也不用害怕。

因此,信仰成为一个巨大的筹码,使得天平摆向了另一方,也使得大家的行动方式摆向了另一方。

真心信仰者还有一个更大的筹码,那就是超自然的回报——如果你为了神圣的事业奋斗甚至牺牲,你会得到仙、上帝或者佛给的无形奖赏,比如,允许你上天堂。而天堂是多么美好,是我们想象不出的,远远超过了人间的一切。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还怕什么呢?就算在战斗中死去,我们也得到了天堂;而如果我们没有死去,我们可以先得到一个胜利,而后,享尽天年后再去天堂。所谓“牺牲的人”,从其本来的词义来说,指的就是那种在人祭中被杀并用来祭神的人,比如河伯娶亲送给河伯的少女这一类,他们的未来据说是非常幸福的。宣传超自然信仰的人,根本不必担心这些人不追随自己赴汤蹈火。他们需要操心的只是: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人真的相信呢?超自然的东西,毕竟看不见摸不着。

还有,少数真心信仰者也许会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得失,不去考虑成败甚至不去考虑天堂,只是考虑这个事情该不该做,该做就做,即使自己失去一切乃至生命,即使并没有一个天堂给自己作为酬报。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算计什么博弈都没有意义,只要他的教主告诉他,你的行为是神、人或者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是可以让世界更美好的,这就够了。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他身上有动物性的一面,关注自己,想让自己得到最多的满足;同时人身上也天然就有神圣的一面,他可以为了一种美好的东西而放弃自己的利益。这些人的心灵更美好——但是,这未必可以保证他做的事情一定美好,万一他所相信的是一个邪教教主,正是这样一个心灵美好的人可能会做出非常邪恶的事情来,无私地去做,不辞劳苦地去做。

信仰是一种力量,可以被引向善也可以被引向恶的一种力量。在别的力量已经被剥夺殆尽,我们还可以用这样一种力量:天下的兵器被秦始皇收缴了之后,我们还有这个力量,因为这个力量不源于武器;天下的金钱都被石崇占有了之后,我们还有这个力量,因为这个力量不源于财富……这个力量源于人的心。

古代独裁皇帝害怕这个力量,他们会想办法削弱这个力量,比如,他们可以禁止民众交流,禁止有民间信仰的人聚会,他们可以想办法让民众不去相信……这些都会有一定效果,但是也都不会完全有效,因为,信仰是人的精神本能。

我们如果越来越多地看历史,就能看到这个力量如何产生,如何传播,如何加强,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影响整个社会。我们越来越多地看,越会相信,当一些人的力量被使用到极致而另一些人的力量被剥夺到极致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力量出现——如果它是美好的,我们可以说是神兵天降;如果它被引向邪恶,我们可以说是“鬼兵地生”,他们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新世界,一个更坏或者更好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