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窥天：第一部中外合编教材
1988年，上海“一期课改”启动。在这一轮课程改革中，上海获得独立编撰教材的权力。而在近30年教材编写历史上影响颇大的“海派”历史教科书由此开始，其中最有特点的部分是高中一、二年级的教材——一部中外历史合编的近代历史教材。
1989年年底，上海市教育局有关领导找到了沈起炜和林丙义，请他们分别担任上海未来高中历史教材的主编与常务副主编。随后，孔繁刚、傅聚文等另外几位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也进入了编写组。参加此次历史教材编写的教师，全部都有中学历史教学的背景。不但有在职的中学历史教师和资深历史教研员参加编写，而且作为教材主编与常务副主编的沈起炜和林丙义也都曾经在中学教学中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
正值改革开放的此时是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知识界尤其流行中国与世界的比较，通常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当时的一位历史学者曾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恰恰是中国跨入近代的总的历史环境或世界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那末我们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处境的认识，将不超过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统治者的水平。”[1]编写组的成员对此颇有共鸣，在商讨编写方案时几乎一拍即合：进行中外合编，而且要在教材中呼应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孔繁刚回忆说，他们是要让学生：
“学习中国历史，懂得改革的必要性；学习世界历史，懂得改革的方向。”[2]
此前宗震益先生以个人名义尝试编写的中外合编教材是一回事，但是真正把这种形式运用于正式出版教科书的编写则是另一回事。就此前四十年的历史来说，可算是“史无前例”，甚至是相当大胆。可作为教材编写框架参照样本的，只有吴于廑主编采用中外历史合编撰写的高等学校教材《世界历史·近代史编》，而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L.S.）的畅销史著《全球通史》则尚未在国内出版。编写组要在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上“吃螃蟹”，就只好用吴于廑先生的这本书做“挡箭牌”。
教材由林丙义、孔繁刚等人分头编写，最后由沈起炜审稿。至1990年暑假，各人的稿件完成后，送至沈起炜先生处。当时沈先生已经是77岁高龄，他在没有空调的书房里开着窗、转着电扇、摇着蒲扇，大汗淋漓地统稿。当然，沈先生的统稿不仅仅是审阅一遍而已，还要在文字上重新组织并加以润色。因此，1991年教材正式出版后，读者读起来丝毫没有多人分头编写而成的拼凑之感。
这套高中教材，回顾起来，有几大特点：
1.中外史合编，置中国史于世界潮流之中
编写者在教材的“前言”中解释采用中外合编的结构体系时说道：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这更有利于学生了解今天世界与中国现状的由来。
具体而言，则是：
（1）要发人猛省，牢记人家急跑、我们却原地踏步的教训。
（2）在世界的总环境下理解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历程。
（3）在世界的总环境下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得失。
即使在各种“全球史”广泛出版的今天，这套早已停止使用的中学教材仍有自己的特色。它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史，而确是一本严守本土立场的中国史，是一本用外国史来解释本国近代的诠释史。因此，编者在架构教材章节顺序时，虽然采取了先外后中、以外国史为主（外国史多达全书2/3内容）的形式，但却丝毫没有给人留下“崇洋”的感觉。
在编写的框架上，编写者对中国史章节的安排可谓煞费苦心。从反馈的效果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中国史在教材中起到了“眼”的作用。
在课本的前九章中，外国史占去了绝大部分篇幅，只在第二、第四、第五章中才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中国史的内容，且只占到该章的一半。但是，这并不会使人觉得畸重畸轻，因为在这三章中每次出现的中国史内容构成了三个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的点。
例如，第二章是从“1517年，葡萄牙使臣来到广州”开始。只用了一句话，即点明了这一部分的主题“新航路开辟后的中国”。第一章“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却不完全同于一般近代史书上的介绍，是为解释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服务的，更多的是在为明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作背景。
第六至第九章，出现在第四、第五章中呈现的“康乾盛世”之后。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但是这四章所描述的风起云涌的外国史，却在无形中阐明了中国由盛而衰的危机。作为一种参照，当学生学习到第十章的中国半殖民地历史时，即使教师不进行专门的讲述，用心的学生也不难在前后的联系中发现此时的中国应当追赶的方向。
在二年级的教材中，这种以外国史作为中国史参照的方法，用得更加大胆而娴熟。例如，教材的“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共分为九节，只有第一、第八节才是中国史，第一节是“新中国的建立”，而第八节包括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实际上包含了整个的新中国历史。虽然如此，但读起来却不会让人觉得太轻略了这40年（教材编写的截止时间是1990年）的历史。这两节之间，详细叙述了50年代以后“冷战”的变迁、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欧日的复兴、地区的冲突等历史内容。从时间线索上来说，这些都是在“新中国的建立”一节以后发生的事情。因此在教学中，这一章节安排的方式很自然地会引起有心师生的思考——1949年后的中国身处怎样的世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新中国避过、错过、抓住了哪些历史潮流？在这套教材正式推出后的90年代，世界依旧波谲云诡。编写组根据教委要求陆续添加了新的内容，置于第二十九章的第九节，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的变化”。无论编写者基于何种考虑，这一节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点睛之笔：向学生提出了新的问题：中国身处如此的世界，未来该怎么办？
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大规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采用中外合编的做法，因此编写者在大部分章节的开头都采用了概述的方法来点明宗旨，不同于通常历史教材的概述即作本章内容概括的做法。这套教材的概述特重前后（实际上也是中外）之间的联系。如第二章的概述：
16世纪前期，配备着大炮的西欧殖民者的船舶在中国海上出现了。从这个时候起，到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止，在中国是明代的中后期，在日本是室町幕府和德川幕府交替的时期。这一百几十年是西欧资本主义正在兴起的时期，也是中国文明开始失掉领先地位的时期。
又如第三章的概述：
17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明清易代的时候，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一次在欧洲大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
正是这些独特的史学视野，使得这套高中教材成为当时上海自编教材中非常抢眼的一颗明珠。截止到上海新的教科书出版，这套“一期课改”教材使用了十多年，并蜚声海内。
2.层次分明的大字部分
教材首次采用大、小两种字体进行编排。在具体编写时又汲取了中国古代撰写纲目体史书的做法，以大字为纲，小字为目。大字讲求一目了然，便于掌握，使读者可以“知其然”；小字讲究翔实生动，使读者能够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这种做法在此前国内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尚不多见。此后，在历史教材中大、小字编排的方法一时流行，时至今日，各地使用的历史教材大多都采取这种编排方式。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大字属于必学和“必考”的内容，虽然只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但也不能写得太简略，否则学生头脑里就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这就要求编写者在撰写时要兼顾两方面的考虑，在表现出层次感强、逻辑清晰的同时还要不失生动具体的特点。因此，每个章节的大字部分都采取了同样的叙述结构：背景、过程、结果。写背景时，编者一律按照先外在（客观）、后内在（主观），先动机、后条件的顺序撰写；事件的过程则清楚地指出不同的阶段，且占到该事件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撰写结果则极为扼要，只有很少的部分用笔超过100字。这一做法降低了对学生阅读能力基础的要求，但却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历史思维品质。
以教材第一章“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中的第二目“新航路的探索和开辟”为例。本目的大字一共分为四段。前三段分别讲述了欧洲商业客观环境的变化、西欧开辟新航路的动机、能够完成新航路的条件。虽然这三段的版面字数[3]只有720字，但三段之间却是呈递进的逻辑关系，环节非常清楚，教师不需要花额外精力去整合教材、概括大意，学生能很轻松地在阅读中掌握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及其联系。
本目的第四段是新航路开辟的过程。教材先清楚地交代了两条新航路的定义，然后具体叙述了这两条新航路开辟的过程，而且人、事配合，达到了思路清晰、层次分明的效果。
这部分的结尾，只用了三十多个字就写清楚了需要学生掌握的新航路开辟的影响：“加强了西欧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贸易范围空前扩大，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教材中还有不少可称道的细节。例如，在大部分情况下，每一自然段都只表达一个意思。段落短，学生读起来自然就轻松。少数使用较长段落的地方，全部用“首先”“其次”等词语区别段落里的不同意思，同时注意用短句进行概括，避免造成意思含混。在字、词、句的运用上，也尽量平实简易，很少用艰涩的字、词，几乎见不到不合国人阅读习惯的欧式句子。
3.生动有趣的小字部分
在小字部分的撰写上，则如林丙义所归纳的：
小字体结合有关教学内容，或从微观方面描述历史故事，或补充某些材料以开阔学生视野，或介绍某些历史现象以启迪学生思维。小字体内容不作考查要求，只供教学时选择使用。[4]
编写者特别注重利用小字塑造人物性格，以具体数字说明问题。如在有重要历史人物出现的段落，往往补充小字解说，学生阅读后更容易理解这位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例如，在写电力工业的诞生时，小字部分这样写道：
爱迪生在实验室和工厂中生活了60多年，生平所获发明专利约有1300项。留声机、长途电话、电影机都是他发明的。人们称赞他是“发明大王”，是天才。他却解释道：“天才就是2%的灵感加上98%的流汗。”他研制电灯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通宵达旦。为了找到合适的灯丝，他先后试用过的材料在6000种以上。
又如，在写罗斯福新政时，小字部分这样写道：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是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儿。16岁以前他曾跟着父母8次到欧洲旅游，这使他能带着冒险精神和丰富的社会知识进入青年时代。1910年，他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后又任海军部助理部长和纽约州州长。经济危机袭来后，他拨款几千万元，举办纽约州的公共工程，实行“以工代赈”，取得相当政绩，获得了民主党和民众的信任。当选总统后，罗斯福依靠一批有志于改革的专家组成智囊团，为政府出谋献策。他常常坐在白宫屋内，用谈家常的口吻，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炉边谈话”。他在就职演说中首先要求全体人民增强克服危机的信心，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唯一可以恐惧的就是恐惧这个词本身。”
或是借小字补充有助于说明问题的具体数字。例如，在写18世纪末中美洲的海地以“黑奴占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时，在其下方用小字说明：
18世纪末，海地人口共53.6万人，其中黑奴达48万人，白人不过4万人，其余为混血人种和“自由”黑人。
这样，既对教材中的描述性语言做了清晰的交代，又避免了应试教育背景下可能出现的繁琐记忆。
又如，在写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时，小字部分也有详细叙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意大利损失了1/3的国民财富。德国工业生产比战前减少了2/3，50个大城市中有2/5的建筑物被毁，柏林遍地弹坑，满目瓦砾。法国有1/5房屋、2/3铁路车辆被毁，国民财富损失了45%。英国也损失了1/4的国民财富，背上了190亿美元的外债，1947年失业工人达600万。西欧各国的交通也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大批农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教材的小字中看到编写者一以贯之的历史观。
首先，编写者特别重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小字部分的衬托下，众多历史人物事迹鲜活，个性鲜明。
其次，编写者厌恶战争，主张和平的态度十分鲜明。每当教材提到战争时，都会在小字部分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战争中具体的伤亡数字、经济损失。
最后，编写者特别重视变革给一个国家或民族带来的进步。例如，在写克里木战争时，编写者特意用小字指出俄国的海军仍是一支木质帆船舰队，而走入工业时代的英法则已经有了铁甲舰；落后的俄国通过陆路运输给养到前线需要3个月，而英法运输从本土到前线的物资通过近代海运只需要3个星期。这就使得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工业革命对19世纪各国所具有的生死存亡的意义。
又如，在写普奥战争时，编写者用同样的方法写道：
在萨多瓦战役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共有50多万人，是欧洲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役。普鲁士利用工业发达所造成的优势，用5条铁路运兵，行动迅速；用电报指挥作战，联络方便；步兵用新式的后膛枪，炮兵有刻着来福线的大炮，比奥军用的前膛枪等好得多。
显然，这样的补充，不仅仅说明了普鲁士何以成为统一德意志的主导力量，而且进一步解释了工业发展在近代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
大小字体配合的写法在历史教材的编写中颇为成功。林丙义后来回忆说，教材推出后，颇受欢迎，有人称之为“读本”[5]。
[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第1卷，3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转引自林丙义：《上海高中历史教材评介》，载《历史教学》，1997（2）。
[2] 孔繁刚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
[3] 版面字数：图书出版用语。即总字数=每行字数（包含标点符号、空格）×每页行数×总页数。此处不足一页，故为总字数=每行字数（包含标点符号、空格）×行数。
[4] 林丙义：《教本·读本·学本——谈沪港初中历史教材改革》，载《世纪》，2002（6）。
[5] 林丙义：《教本·读本·学本——谈沪港初中历史教材改革》，载《世纪》，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