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奔流：改革开放时代的教师与教学
经过十年的动**，上海历史教坛面临着拨乱反正、“组织队伍，重新起步”的任务[1]。
拨乱反正之初，上海历史教育界主事的三所机构、五位新老人物举足轻重。
这三所机构是上海市教育局教育研究室、上海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主事人分别为上海市历史教研员林德芳，上海教育学院沈起炜、林丙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陆满堂、金相成。
林德芳与沈起炜已见前文。林丙义与陆满堂却是两位“新丁”。林丙义少沈起炜30岁，于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虹口中学执教。为师诙谐不经，好讲笑话。60年代初的风气下，上课少约束，他曾一个学期只从德国闪击波兰讲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后，学生贴大字报批斗他上课时讲笑话太多、忽视政治教育，林丙义因此颇吃了些苦，幸运的是当时的上海“武斗”风气不盛，不至于挨打[2]。“**”结束后，林丙义调任上海教育学院。
陆满堂，1934年生。195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是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时的第一批教师。起先他承担世界古代史研究及教学，并被派大连随苏联专家学习过两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被迫转入中国史专业；到“**”开始，学校闹“革命”，办公室无人看管，系里又安排他管理办公室。一转眼到1978年，已经是44岁步入中年的他，因为系里建立历史教学法专业的需要，又转到这一全新领域。金相成是陆满堂的学生，1958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工作。同样的几经辗转，也与陆满堂一道进入历史教学法专业。工作上的变动，完全出于集体的需要，无关乎个人兴趣、特长与学术背景，这是那个年代里教师的普遍命运。上海历史特级教师孔繁刚也曾在“**”期间先后被学校安排教过英语和政治。随着权力对个人命运的干涉渐少，陆满堂与金相成自此一直从事历史教学法研究，直到退休。
其时，上海教育学院主持教师培训，华东师范大学主持教学理论研究，而教研室总其事。在教育第一线上，上海毕竟家底雄厚，虽经时间、运动的双重冲击，但一批史学与教学功底深厚的教师还留在教师队伍里，且又不断有新血加入。几年时间里，人人奋发，各方通力合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大河奔流的局面。
与一般高校以承担学术研究为主要职责不同，上海教育学院建立的初衷即是为中小学教育服务的。因此，教育学院的资料室常年向全市中小学教师开放，教师借阅资料的便利有时超过上海图书馆。于是，很多爱看书的教师到了周末或是在平时进修的时间，就来上海教育学院的图书馆看书，而且还能经常就日常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和疑惑与教育学院的教师们交流，不少中小学教师因此而与上海教育学院的教师终身相交莫逆。
华东师范大学原没有历史教学法研究方向。从建立这一新专业后，陆满堂与金相成师生二人用了两年时间，从吉林到长春，再一路南下广州，一是沿途拜访各地教学法研究的老前辈，如长春薛虹、北京赵恒烈等；二是联络各地同行，推动1981年在北京创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三是采风当时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与中学教师建立友谊。
林德芳作为市教研员则独出机杼。他不搞运动，不下命令，专心于发掘有个性的历史教师与组织研讨各种问题，使有所长者可以发挥，有不足者在研讨中进步。以一事为例，包启昌先生提出“一课一个中心”，被广大教师广为接受。当时教学界对“中心”的一般理解是：只有事件才能作为“中心”。但上海中学的孔繁刚老师向林德芳提出：人物能否成为设计的“中心”？林德芳反问：能否上一节课来看？于是便组织了一次市级的公开教学观摩，由此在上海开始多出了以重人物教学为特色的“孔派”一脉。对于教学中常见的一些弊端，如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等，林德芳并不作直接的批评，而是默默记下，待机缘适当，便组织“历史课怎样讲故事”等讨论，使身居其中者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产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1979年底，在林德芳、陆满堂等人的发起下，上海举行了中学历史教学专题讨论会，到会的有上海历史教师242人、上海高等师范学院的有关教师、外省市14所师范院校的27名代表。这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了：（1）中学历史课中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即所谓“双基”）教学及训练问题；（2）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3）启发式教学问题。[3]由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完成拨乱反正，使历史教学关注的问题回到正轨。
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较重视“双基”问题。在此背景下观察教师在课堂中的行动，大致可由四个部分构成：教师讲述、组织学生研讨、书写板书、使用教具。这四方面各有突出的代表人物。
1982年，上海教育学院林丙义发表了《我对中学历史教学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主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用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来讲解历史知识，即使‘一讲到底’也无可非议。只要教师讲得正确、具体、生动，有条理，逻辑性强，就能启发学生思考，就是‘启发式’”[4]。在“启发式”大行其道，“讲述法”几乎被视为等同于“灌输式”的年代，这一主张颇有一些逆潮流而动的味道。但是作为一篇来自高校的论文，却又给教师们继承传统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正确、具体、生动，有条理，逻辑性强”，能启发学生思维的讲述也就一直得以作为上海历史教学中重要的一种风格保留下来。当年特别长于讲述，且以此闻名的有闸北中学的任霆、市西中学的吕登来。
任霆，人如其名，声音如雷霆震动，语言精练而譬喻生动，不但震人之耳，而且能动人之心。1982年，任霆讲授《巴黎公社》一课，说到公社成立的场景时，说道：
整个会场就好像一个欢腾的海洋。人们激动不已，你看，士兵们用刺刀挑着军帽在挥舞，千万人群从窗口挥动洁白的手帕，所有的人都在尽情地欢呼，所有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花。巴黎人的心很少有这样激动过。这一天，连盲人也能看到光明。混在群众中的梯也尔的暗探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到凡尔赛报告说：“整个巴黎是一条心。”[5]
比起任霆先生的**澎湃，市西中学的历史教师吕登来则是另一种类型。他史学深湛，尤擅长以生动的故事化难为易，不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闻名上海历史教学界，即使放眼全国也可谓首屈一指。他曾经应邀编写过《秦汉历史故事》《甲午战争的故事》《鸦片战争的故事》《人民英雄纪念碑史话》等多种历史普及性读物。他的文笔生动有趣，很受读者的欢迎。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的这些小故事全凭一本书一本书地读出来，正如裴松之所谓“众色成文，兼采为味”。他的课堂一如其文，生动活泼，即使时光流逝了几十年也丝毫不觉乏味。吕登来将在课堂中运用的小故事谦逊地命名为“小零件”，例如：
蒙哥马利描写当时（二战爆发初期）的情景说，张伯伦政府“在这一段时间内，唯一采取的行动，便是对德国不时进行所谓轰炸，使用的武器不是炸弹而是传单。假如说这就是‘战争’的话，那真是只有天晓得”。……当时人们讽刺英国，说英国空军对德国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纸弹”。[6]
这个“小零件”是他用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英法联军是如何在绥靖政策的驱使下按兵不动的。这样的小故事在他的课堂中层出不穷。陆满堂回忆起吕登来上课的情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站在那里，上海话声音重得不得了，小故事是一个接着一个，台下的学生笑声不断。”
对于讲还是不讲、怎么讲，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红旗中学的谢介民先生就认为不应该“一讲到底”，而应是“以讲为主”。[7]进而甚者，则是最大限度地舍去教师的“讲”以学生的“议”为主。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钱昌明先生。钱昌明先生在历史教学界的“圈内人”中，以极为深厚的史学功底而闻名。他是太平天国史专家，退休后在上海老年大学讲授近代历史，以精彩的讲述和深厚的功底大受欢迎。但他在中学里，却不大在课堂中展现这方面的才能。20世纪80年代初，他配合育才中学整体的教学改革，在课堂中进行了“读”“理”“练”三段教学法的尝试：
“‘阅读’阶段，是学生学习的开始，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或组织学生议论来帮助学生理解，‘整理’阶段，教师以启发、点拨、归纳的讲述，和学生共同整理知识，对教材内容进行穿线织网，使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基本结构，‘练习’阶段，就是以多种形式的练习，进行口头和书面的操练，让学生在训练过程中运用知识，发展智能。”[8]
板书的设计书写首推郝陵生[9]。他擅长纲要信号法教学，以精心设计的提纲式板书，帮助学生形成对历史的有框架、成结构的认知。他所设计的板书提纲，被北京的教学法专家赵恒烈教授评价为到达了“美的境界”。下面的两张图[10]或可对赵恒烈何以评价之高略窥一斑：
图1
图2
郝陵生的板书设计原则是“宏观要清楚，微观要严密，宏观、微观要联系”。先在单元开始时绘制出图1，以建立宏观的历史知识框架，再在框架内的每一个局部放大为图2的形式。在恢复高考、重新重视“双基”的年代，这一做法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耕华就曾是郝陵生先生教学的最早受益者之一。1979年高考前夕，当年的青年工人张耕华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夜校补习。在每天2课时的短短一周里，作为夜校授课教师的郝陵生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这六大板块的系统复习。[11]
此外，石化一中的蒋伟老师用大量业余时间制作了**式活动地图，为当时自制和使用教具的代表人物。自制教具、挂图都是现代多媒体技术应用以前教师丰富课堂的必备之物，保留下的实物很少见，我们只能从下面这样的文字实录中大致猜想当年**式地图的样式以及教师制作的辛苦：
（挂出《淝水之战示意图》）……谢安先命令一名水军将领带领五千水军，从淮河逆流而上，去增援寿阳，还未到达而寿阳已经失守，被迫在硖石扎下营来，等待救兵。（**插片，图上出现晋军逆流而上进驻硖石的活动路线）寿阳城里的苻融晓得已有晋兵来了，他一面派兵包围了硖石，（抽去插片，图上出现秦兵包围硖石的包围圈）一面派一将领率领五万军队挺进到洛口，并在洛涧西岸修了一条工事，以阻止东晋的主力部队。（抽去插片，图上出现秦兵进军洛口的箭头和防线）……[12]
从1978年开始，上海师范大学的部分研究人员在上海市政府、市教育局的支持下着手进行教育和课程的整体改革实验[13]。在经过十年的改革准备和数据积累后，上海于1988年开始了教育和课程的整体改革，称为“一期课改”。相比十年前，此时的上海教学已经完成了人员与经验的积累，无论是教学理论还是教学实践都已经日臻成熟，足以承担起改革大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黄慕洁统计1979年以后十多年里出现的历史教学方法，一共有72项，其中上海提出的就占了12项，居全国之冠（第二名是北京，共7项）[14]。郭景扬[15]则指出：
教师一面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革新，一面研究试验新的教学方法，探索如何提高掌握历史知识的效率，如何培养智力能力，如何激**感，如何发展个性……开始形成在各地，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教学流派。[16]
“一期课改”的大幕就此拉开，呈现出一个个性多元、精彩纷呈的大舞台来。“广大教师对于历史教育的作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认识”[17]，于是涌现出一批充满个性与思想闪光的教师。1989年5月，上海中学教师孔繁刚公开执教《罗斯福新政》一课：
听课的除了市历史教研员林德芳以外，还有市教研室副主任语文教学专家陈钟梁、著名英语教研员陈少敏等其他学科的教研员。临上课时，市教育局副局长张民生也赶到了教室。这节课上，我费了相当多口舌，介绍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时，形势十分严峻，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他以当年战胜不治之症的坚忍不屈精神和顽强不屈的意志，抱着对人类的同情心，尤其对“压在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的关注，坐着轮椅来到民众之间，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并通过著名的“炉边讲话”，用亲切的语言，开诚布公地向人民叙说国家的困难，解释政府的政策与措施，取得了人民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他在非常时期用和平手段将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公共”理念和政策注入美国社会，推行新政，实施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虽然没有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却实实在在改善了美国的社会状况。用罗斯福自己的话说，白房子还是白房子(在美国人的词汇中没有白宫，只有white house，美国人心目中没有君主的概念)。但里面实现了更新换代，从而渡过了危机，经济复苏、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安定，并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国家普遍采纳与实施的方针与政策，理论上也日趋完善与成熟，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他本人也成了继华盛顿的创建国家、林肯的挽救国家后又一位里程碑式的伟人——他发展了国家。[18]
**与思辨、历史与现实既交织出了作为历史教师的孔繁刚的教学个性，它又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经过十年积淀的上海历史教学的个性。
“一期课改”以前，上海只有一位历史特级教师——包启昌先生。经过十年课程改革，上海教育界多了十余位历史特级教师。这些教师或以思辨见长，或以板书闻名，或精于训练，或善于启发；有的师承名家，有的自学成才，有的立足上海，有的扬名全国。可以说是人人皆有所长，家家都有不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求全才，不求全人，能够令历史教师充分施展其个性与才能，并因此受到鼓励，正合上海历史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之风貌。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位历史特级教师是朱正谊。朱正谊先生任教于上海回民中学。这是一所培养在沪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校，朱正谊先生在“民族教学”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蜚声海内，并多次受邀前往云南等地传讲教学经验。1990年，他获得历史特级教师称号。但朱先生的治学并没有因此而止步。退休后，他虽然随子女侨居海外，但还时常在当地的图书馆阅读档案、书籍。某次回上海时，他特地致电聂幼犁教授，交流自己在海外图书馆的阅读体会[19]。可见，朱正谊先生平生治学的严谨。
孔繁刚为上海市第三批历史特级教师之一。他以“讲”而闻名，但却从来不会使人以为“保守”。旧故事在他的讲授中，经常能讲出新味道。还有，孔先生读书很勤奋，随身常带着记事本，读书见一事不知、交谈闻一言未闻则喜，随手记下。因此，他虽已年逾70，但与青年人交谈时，其观点新颖，思路敏捷，常为青年人所不及。孔先生又对历史事物有特殊的敏感，往往一事一课，皆有点睛之语。例如，20世纪90年代指导上海中学薛建平的《宋元时期的对外交往》设计时，有“马可·波罗用了20年了解东方，而欧洲用了200年来了解马可·波罗”[20]之语。
与孔繁刚先生同年获历史特级教师称号的还有蒋衍先生。蒋衍先生所长，一为板书，二为对教材“潜台词”的发掘。蒋先生板书精练整齐，可以说独一无二，而尤其令上海诸多老人念念称道的是，他能够“倒写板书”。据见过他讲课的老教师回忆，蒋先生上课时以右手食指、中指倒夹粉笔。讲课时，蒋先生面朝学生，一边同学生交流对话，一边将师生总结的内容随时写在黑板上[21]。在这一过程中，蒋先生不用回头，语毕则板书毕，且字字银钩铁划，每一行、每一列都整齐对应，令人叹为观止。蒋先生对教材“潜台词”的挖掘则是另一绝活。所谓“潜台词”，意指教材的言外之意和未尽之言。他能将教材因种种原因没有充分写清、写完的问题通过师生课堂活动做充分的阐发。退休后，他长期在上海市徐汇区指导青年教师。2011年，因病去世。在他住院期间，门生弟子前往探望者逾3000人之众。
20世纪90年代中期获得历史特级教师称号的有沈怡、华士珍等先生。沈怡先生多年从事高考、会考命题，擅长学生的能力训练与课堂提问设计。例如，关于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问题，沈怡先生提问时加一“新”字，意蕴顿时不同。一字之差，学生的思考就从知识性、记忆性的思考转变为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做纵向联系比较的能力性思考。华士珍先生则长于讲述，对学生学习中的“负迁移”现象有特殊的见解。“负迁移”是指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新旧知识间的前后干扰。华士珍先生在探讨如何通过建立知识网络、抓住各种细节来帮助学生澄清概念、防止“负迁移”方面的贡献良多。他又是较早地将国外的“微格教学”引入教师日常备课的人。华士珍先生备课时，先用录音机将自己设计的每个教学片断录下，而后针对录音做逐字逐句的推敲。对录音中每一字的吐音轻重长短都要进行比较，然后逐片断地推敲文字、设计问题。[22]
20世纪90年代后期获特级教师称号的有钱君端、林德芳等先生。钱君端先生为包启昌先生的高足。90年代初，她在电视台讲授中国近代史电大课程，门生遍及上海。在历史教学方面，她精于引导学生的发问，将教学提问的研究从教师发展到学生，是一位在教学思想与实践上走在时代前列的教师。钱君端先生在上海敬业中学任校长多年，不仅不失学者本色，而且平易近人。曾有某位青年教师前往敬业中学拜访钱先生，他在校长室见到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太太正在低头拖地，还以为是学校工友，上前发问才知道所见正是著名的特级教师、学校校长钱君端先生。钱先生从事教育不仅重言传，且重身教。例如，在教室见到地面卫生不整，她从不加批评，而是手执工具自为清整，不发一言而让学生知耻。
除了特级教师群体，上海教学界藏龙卧虎，尚有不少“传奇人物”。前文所述钱昌明先生是其中之一，徐汇中学以史学功底深湛而和钱昌明齐名的黄晨敏[23]、南海中学专治影视历史教学的叶永广等名家也常被同行津津乐道。有些至今仍活跃于教坛，在各种刊物上也常见他们的文章。
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二期课改”（第二期课程改革）启动，教育界也正在前一期课改的基础上开始思考未来教育变革的方向。1999年，《历史教学问题》第6期发表了市教研员於以传先生的《变是永恒——我看21世纪的历史教学》，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历史教学界对当下与未来的思考，解释了当时上海历史教师心目中的“适应时代潮流、培养未来人才”：
历史教学应当着眼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而不应斤斤计较于学生记住历史知识的多少……强调学习的过程比强调学习的结果更为重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对各种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组合……还应当注重对学生研究问题能力的培养。
那么，学习过程的课究竟应该怎么上呢？1997年，新疆著名历史特级教师李惠军“转战”上海。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年，他以一节《彼得一世改革》技惊四座 ：
1998年4月19日是上海市进才中学的教学开放日。这一天，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主任孙源清和上海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林德芳进了他的教室，要求听一节常态课。这节课讲的是彼得一世改革。遇到两位专家前来听课，李惠军恰好前不久读了俄国人写的一本名为《蜕变的俄罗斯》的著作。于是想从地缘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和现代化角度展开论述。讲课伊始，一切都非常顺利。正当他神采飞扬地准备深入分析这场改革性质的时候，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一个学生在回答完关于这场改革的迫切性后，却意犹未尽地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从彼得一世的主观愿望来说，就是梦想把俄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内陆国家变为开放的、强大的海洋国家。你非得把改革的话题引到资本主义性质还是农奴制性质上去。我认为彼得一世压根就没考虑这个问题，这些性质都是后人赋予他的，这个东西没有意义。李老师，你看我的观点怎么样？”这个问题因为太突然，李惠军老师并没有做好准备！于是，他决定将这个问题交给同学进行交流讨论，没有想到，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问题抛出后，同学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同学们争得面红耳赤，教学节奏和预设流程开始失控。李老师想把学生牵引回自己的教学流程上来，建议学生停止争论。这时听课的孙源清和林德芳暗示，建议让学生继续讨论。就这样，一直到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还没有争出个结果。李老师非常沮丧，难为情地向两位专家表示了歉意。然而，孙源清主任的答复却给了李老师积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探索的勇气：“这是一节体现了课程改革精神的好课，表面上看，你的设想没有完成，但是，学生却在进行着思考。学者可以讨论改革的性质，难道就不允许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吗”？1994年8月，全国历史教学研究年会在河南南阳召开，根据林德芳老师的建议，李惠军老师原汁原味地把这节课进行“还原”，请上海市电教馆进行录制，作为反映上海历史课程改革标志性的课，送年会展示研讨。在这次年会上，李惠军的这节课遭到了专家和老师的普遍质疑。就连与会的上海专家也从课堂教学的规范性、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和教学效果的有效性等角度对这节课进行了猛烈的批评。甚至有人说，这节课不仅不能代表上海的教学改革方向，而且是对上海教学改革方向的曲解。还有老师开玩笑地说，李惠军老师的这节课最大价值倒是可以作为失败的案例，供大家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只有极个别的人从“教材中心”还是“学生中心”的角度一分为二地指出了这节课的些许“亮点”。[24]
应该说，这样的课堂在20世纪末极为少见，不过，这样一次走在理论之先的实践受到广泛质疑并不让人意外。但时过境迁，听过这节课的教师谈起尚津津乐道，公认李惠军先生于其时开风气之先。
在此背景下，研究性学习、基于史料的教学、史学方法论教学进入教师们的视野。
上海的“二期课改”早于教育部的有关文件[25]引入“研究性学习”，且上海的“二期课改”先于全国“新课程改革”，历史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也就率先于上海实验展开。
在最初的几年里，像后来许多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地区一样，上海的不少历史教师首先将研究性学习理解为教学形式的改变。在各种公开课上，历史剧、小品、辩论、海报、漫画、主题讲演、历史小论文等新的课堂形式层出不穷。但因此也难免忽略对历史本体知识的关注，导致其他省市历史教学界一度对上海历史教学有“搭花架子”的看法。但实际上，这些探索一方面对于深入了解不同教育形式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使上海历史教师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为此后能够专注于历史本体知识的挖掘，乃至在更广泛范围内进行教学实验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003年，《历史教学》杂志连载了聂幼犁、於以传撰写的《中学历史课程研究性学习理论与目标纲要（讨论稿）》[26]，从21世纪初上海百余个研究性学习案例中精选了九个，分为“问题式”和“主题式”两大类进行探讨，并对这九个案例做了详细的评点和解说。至此，上海的研究性学习已经基本摆脱了形式层面的束缚，与历史本体知识发生了紧密的结合。作为一种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和接受性学习一样，能为教师信手拈来，在课堂上灵活地运用。以在上海的积累为基础，聂幼犁先生在此后两到三年中连续发表了十篇针对全国各地研究性学习不同案例的分析文章，推广和普及了研究性学习的观念影响。
基于史料的教学方面，由于多年来上海高考有意识地在命题中引入史料，因而早已引起教学方的注意，且形成了较好的基础。上海市教研员於以传先生则在各种会议、讲座以及教研室命制的调研卷中推动教师对方法论教学的关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新世纪历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期，聂幼犁先生先后在《历史学习》《历史教学》杂志连续发表高考试题评析，这些评析虽然围绕试题进行，但是对教学深具启发。以聂幼犁先生的研究为基础，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彭禹在《智慧课堂：史料教学的策略与方法》[27]一书中对课堂中应用史料的方法做了较为系统的解说。
进入21世纪后，孔繁刚、钱君端、蒋衍等前辈特级教师相继退休，教坛最为活跃的领军人物，当推凤光宇、周靖、李惠军三位先生。
2006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建立了由历史特级教师凤光宇先生主持的“普教系统历史学科名师培养基地”，2008年又建立了由特级教师周靖主持的“高中历史学科德育实训基地”。李惠军先生亦在普陀区主持“李惠军历史特级教师工作室”。
这些基地或工作室不定期地邀请高校历史教师前来讲座或是与学员座谈，有的聘请许多高校历史教师作为基地导师。以凤光宇先生主持的“普教系统历史学科名师培养基地”为例，自建立后，除邀请聂幼犁、庄韵勤、李月琴、刘善龄等高校专家担任导师外，仅2009年的第二学期便有七位高校教师或研究所专家在基地开设讲座或者座谈。这些活动既令未能进入基地或工作室的教师欣羡不已，也对高校与中学之间增进了解大有帮助。
另一方面，基地主持者对学员的专业成就产生了重要影响。仍以凤光宇先生主持的基地为例，凤光宇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即以情境教学的教育思想而闻名。进入21世纪后，凤光宇先生又率先将乡土史与研究性学习结合。2002年，他荣获历史特级教师称号。在他主持下的基地以“实践培养、分类提高”为宗旨，对学员做个性化的诊断分析，既导之以讲座、课程，又辅以训练、探讨，受教者称之为“手把手”的指导，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学员出师后，自然就能处处可见导师的人格与思想的影响。
除市、区教育机构设立的基地或名师工作室外，另有一项别具一格的民间活动，即“名教授与准名师零距离对话”。这一活动是由孔繁刚先生发起的。
孔繁刚先生在2004到2012年期间曾担任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在他担任副会长期间，每年上海高校历史学会的年会，他都会代为邀请一批中学历史教师参加。一方面是希望促使中学历史教师接触研究前沿，另一方面也希望增进中学与高校之间的了解。2007年上海世界史学会年会召开时，他就有了以某种不同于一般讲座式的活动来促进高校与中学历史学界沟通的想法。这个想法甫一提出，就得到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王克梅女士的赞同，并且得到了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响应。2007年11月，举行了第一期活动，到2013年共举行了七期，共有二十余位高校历史教师、两百余人次中学历史教师参加。
每次活动必选择远离市区的地方进行。其宗旨，意在使参加活动的历史教师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功利的教育，重返历史的本真。
每次活动必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讲座，再是座谈，三是闲聊。其中，尤其以闲聊最为特别。活动的第一天晚上，中学教师可以三三两两到大学教师的房间去“串门”。第二天有半天的时间自由分散活动，仍是以每位大学教师都与几位中学教师自由搭配，或信步而行，或闲坐品茗。虽然聊天无主题，但内容极为丰富，有问有答，且有争论、有商讨，颇有亚里士多德“逍遥派”风貌。
这一活动在上海影响颇大，且及于周边地区。从2010年开始，江苏、浙江的一些历史教师也开始参加。
在多方努力下，上海新生代教师也有所成长，各家门下皆人才辈出。如凤光宇基地的朱志浩，凤光宇、周靖基地联合指导下的汪德武，李惠军基地的周飞于2011年获评特级教师。孔繁刚先生门下杨国纬、姚虹、彭禹，钱君端先生门下姚军、林振国近年来均颇活跃。
[1] 陆满堂，《中学历史教学新论点》，合肥，黄山书社，1990。
[2] 林丙义、张耕华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
[3] 陆满堂：《中学历史教学新论点》，黄山书社，1990。
[4] 林丙义：《我对中学历史教学中几个问题的看法》，载《历史教学问题》，1982（4）。
[5] 陆满堂、金相成等选编评注：《中学历史课实录》，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6] 吕登来：《历史课与“小零件”》，载《历史教学问题》，1982（3）。
[7] 谢介民：《不要“一讲到底”，要“以讲为主”》，载《历史教学问题》，1983（1）。
[8] 陆满堂：《上海中学历史教改述评》，载《历史教学》，1986（8）。
[9] 郝陵生，生于1931年，196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教过俄文、文艺、语文、政治，1976年起担任历史教师。
[10] 郝陵生：《教学改革道路上的试步》，见杨向阳主编：《上海著名历史教师教学思想录》，上海，百家出版社，2000。
[11] 张耕华口述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另据张耕华口述，他担任2010年上海高考历史命题组组长时，以一道“辛亥革命”试题向郝陵生先生的课堂致敬。读者可稍加注意。
[12] 蒋伟：《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见陆满堂、金相成选编：《中学历史课实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3]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小学教育体系整体改革”实验组：《迎接未来挑战的中小学课程改革》，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14] 黄慕洁：《1979—1994年中学历史教学方法改革述评》，载《历史教学》，1995（6）。一说400多种，见白月桥：《历史教学问题探讨》，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15] 郭景扬（1944—），上海著名教育学者，著名历史教学与考试命题专家和著名教育管理专家，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正处级调研员。曾先后任上海嘉定县桃浦中学历史教师、上海教育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华光学院副院长、中国教育学会中学学业质量保障研究所所长等职。
[16] 郭景扬：《中学历史教学流派分类研究》，载《历史教学问题》，1989（11）。文中将历史教学分为传统革新、情感教育、纲要图表、情境复现、探讨发现五个方面。由于作者当时主要依据的分类原则是教学方法的差异，因此也可以视作是对当时流行的72种教学方法的一次总体概括。
[17] 聂幼犁：《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18] 孔繁刚：《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四十余年教学生涯的回顾》，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12）。
[19] 聂幼犁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
[20] 薛建平、孔繁刚：《宋元时期的对外交往》，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4）。
[21] 孔繁刚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
[22] 杨向阳主编：《上海著名历史教师教学思想录》，上海，百家出版社，2000。
[23] 黄晨敏先生为上海设立职称论文鉴定以来唯一的“A”级获得者。
[24] 摘编自姚丹旭《我思、我行、故我在——李惠军老师专业发展历程探微》，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2001-04-09。
[26] 可参见《历史教学》2003年第4、第5、第6期。此后，这一阶段的研究性学习探索成果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汇编成《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及案例》，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27] 何成刚、彭禹、夏辉辉等：《智慧课堂：史料教学的策略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