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流：民国时期的教师与教学
近代上海以“东方巴黎”著称，为20世纪前半期东亚第一巨型都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了中国最富市场活力和最富思想活力的地区之一。
辛亥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上海教育政出多门，在基础教育的管理上一直未形成统一的格局。这本是全国各地都有的情况，而上海则更为突出。当时这座大都市租界林立，国家权力难以介入；即使在租界之外，政府的影响也同样有限。[1]当时上海不同类别的学校很多，如民间私立学校、外国办学校、公立学校等，尤其以私立学校为多，有研究者称之为近代上海的“一大奇观”。在1929—1934年间，上海各类别的私立学校占同级类别学校的年平均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列依次为：私立初级中学，93.67%；私立中学校，88.25%；私立职业学校，84.98%；私立小学校，79.09%；私立独立学院，78.50%；私立幼稚园，73.40%；私立师范学校，70.17%；私立大学校，69.70%；私立专科学校，60.28%；私立初级小学，59.55%；私立高级中学，54.17%。[2]这些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首要考虑的并非政府的政策指令，而是高等学校招录学生的需求和学生与家长的口味喜好，由此造成各类学校办学目标、宗旨各异，教师也各行其是。正如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先生在回顾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21年的教学时指出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专门学校，所以一切主张只要内容通得过，认为妥善，便可实行，没有什么阻碍和牵制，所以各部分内容可说没有一期不变动、不改进的。因为学校的教学本来是活的，是要依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的，决不可以依着死章程去办事。”[3]
当时的上海，一般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大致处于社会中等水平。20世纪30年代，中学教师的工资大约是70～160元，教导主任、校长可达160～200元。一般情况下，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费每月大约需30～40元。因此，一个人的工作不但足以维持家庭生活，而且绰绰有余。由于生活的富足，教师的生活较为丰富，业余爱好也有所发展。根据1934年的一份调查，当教师收入超过当时社会工资的平均水平时，半数以上的教师都有看报、参观、看展览、听演讲、参加各种研究会的习惯；40%以上的教师有阅读书籍的习惯；还有15%左右的教师有从事图画、手艺的爱好。但是，私立学校教师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私立学校教师的收入低于公立学校的收入水平，有的则可能大大超过，尤其是工部局（租界管理当局）和有外资津贴的学校，教师的收入可能是公立学校教师收入的一倍以上。[4]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公立学校纷纷转入租界，教师的收入也受到影响，但大体来说还算是稳定的。因此，很多中学往往能吸引许多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是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高学历青年。但是，相比于同时期的高校，中学教学的收入又常常达不到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要求，因而教师队伍并不是很稳定。很多青年往往因为一时没有工作而进入学校，但一旦找到收入更高或更为理想的工作后，就会选择离开。据1931年统计，上海公立中学的165名教师中，16年以上教龄的只有1人，而6年以内教龄的则多达161人，可见这一职业人员流动之频繁。但是，作为知识分子通往高校的中转职业，上海中学教师几乎都有高等师范以上学历，留美博士也并不罕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对教师的管理也相当的宽松，尤其是私立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教师的收入大多比公立学校低，校方并不禁止教师出外兼课。从教师的来源来说，无论是教师外出兼课还是学校固定聘用教师，往往采取朋友介绍的方式。因此，在当时的教师中间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人际圈[5]，相互介绍兼课[6]，中学也就成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临时聚集”的地方。
沈起炜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来到上海的。1939年，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因学生增加而需要更多的历史教师，沈起炜的一个朋友刚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经这位朋友的介绍，沈起炜进了这所中学。此后，他也曾在其他学校兼过课，后来跳槽去了南洋模范中学。
由于大多数教师的教龄很短，在学校里很难形成一些特定的教学模式，“百花齐放”也就不可避免。另外，教师的学历很高，且各有所长，都以知识分子自视。
总之，20世纪上半期上海的历史教学，与今天的上海大不相同：
第一，各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并不一致，要么是各书局出版的教材，要么是学校自印的教材。当时的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使用的历史教材就是自印的。
第二，教师的术业各有专攻。从课程设置上来说，中学生当然需要学习一遍通史，但教师却不一定要教完整的通史。因此，当时的中学在安排教学任务时往往采取与大学一样的做法，即由不同的教师负责不同的教学领域。比如，沈起炜当时只负责世界史的教学[7]，这是因为当时在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讲授中国历史的先生是他的前辈，而且他认为这两位前辈的中国史功底要远远超过“半路出家”的自己。当时理科也是如此，如江苏省立第三中学（后改为松江第二中学）的数学，就分别由不同教师授课，要么是专攻几何的，要么是专攻代数的。
第三，教师大都自视甚高，对购置的历史教材往往不屑一顾，但又没有精力自编教材，因而就和大学教师一样，只把教材当作学生学习历史用的一个底本或者是基础性的讲义，而具体到授课，则各行其是。
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育，后来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包启昌[8]在一次接受访问时，称之为“一塌糊涂”[9]。
当时的历史教育究竟有多“混乱”，新中国成立后期刊上发表的许多对这种“混乱”现象的批评文章中即可窥豹一斑，虽然并没有专指上海。
1958年，《史学月刊》第7期上登载了一篇《搞臭历史教学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这样描述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影响的：
有一位教师讲古代史自以为长于诗经就大讲特讲，讲上几个星期。对于先秦诸子思想，则认为非其所长，就草率从事。讲课不按教学进度计划进行，拖延进度有时达三四个星期之久。把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随便删减或增添，甚至有一 段删去三章的。……讲五代史特别欣赏李后主的词，当堂背上几首……有位教师自以为对古代图腾有研究，别人说他“不说人话好说神话”，他也自以为得意，而津津乐道……有一位教师，自恃才华，自高自大，在课堂上竟敢说范文澜先生研究近代史不懂古文，郭沫若先生不懂什么什么……
这里所揭示的，正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教学习气。例如：对教科书乃至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对历史知识没有系统化的建构；没有学术权威的观念；只对学术有强烈的个人追求和表达的欲望；更有甚者，在课堂中随意评论时政；等等。上述种种风气，在20世纪50年代初受到了强烈的批判。
[1] 刘关袁：《上海解放前教育督导制度的回顾与研究》，载《上海教育科研》，1989（1）。
[2] 施扣柱：《民国时代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载《社会科学》，2007（2）。
[3] 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2）。
[4] 陆庄：《上海市教师课余生活之研究》，43页，教育编译馆，1935。转引自李彦荣《民国时期上海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载《民国档案》，2003（1）。
[5] 这种情况部分可参见汤金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贫民女孩眼中的世界》，载《史林》，2010年增刊。
[6] 也可参见许杰：《坎坷的道路（二）》，载《新文学史料》，1983（2）。
[7] 沈起炜认为自己的专长是宋代史。调入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后，从事的专业研究方向即是宋代史研究。
[8] 包启昌，上海敬业中学常务副校长。1924年出生，圣约翰大学毕业。1956年上海市第一批优秀教师之一，1980年上海市第一批特级教师中唯一的一名历史特级教师。曾任上海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9] 包启昌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