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经沧海：上海历史考试漫谈
一、海源：海派考试缘起谈
1984年，朱志明等上海教育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的五位教师，根据当年上海高考的阅卷情况撰写了《1984年全国高考上海市历史试卷情况调查报告》[1]。当时撰写这份报告时，上海高考独立命题考试一事还没有纳入全国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但是，如果将它与后来上海于1985年开始独立命制高考试题联系起来看，可以说这篇报告在无意中拉开了命题领域走向“海派”风格的序幕，而“海派”的命题即将给上海的历史教学营造更灵活的改革空间，上海基础教育界的历史课堂也将在此之后发生更多的变化。
在这份报告中，撰写者除了对在阅卷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外，也对当时的全国卷试题的命制提出了批评。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点。
1.年代考查太多。必需的记忆在历史学习中固然不可缺少，但是繁琐的记忆只会引起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反感。
2.部分考查内容过偏。如1984年历史试卷中的填空题，要求学生填写帮助彝族农民领袖李文学起义的太平军战士王泰阶的名字以及16世纪奴隶贩子活动的地点塞内加尔河口。
3.一些题型的具体表现过死。虽然有题型长期固定的原因，也有将相对灵活的识图题答案限死在课本上的几句话里的现象。
报告中又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建议：
1.识图题可以命制得更加灵活。比如，让学生根据画面写一段文字，或者就图中所提供的历史地点，写出若干个历史事件。
2.以检查学生的概括能力为目标的试题，可以给学生一段材料，由学生临场概括，以免除知识点的记忆背诵之苦。
3.问答题的答案应该从照搬课本条文的状况中走出来，增加一定的灵活性，以避免问答题变成比填充题更加艰苦的死记硬背。
4.历史考试应当抓住主干知识，避免把师生逼到只关注琐碎细节而忽略已经考过的主干知识的地步。
5.题型上应该增加变化，可以引入逻辑性比较强的排列题、参考外国考试经验的短文题等。
当时间推移到21世纪时，“海派”命题已经在全国声名大噪，一度成为各地考试命题竞相模仿的对象。当我们回首往事，后来“海派”命题所贯彻的那些原则，在1984年的这份报告中或已出现，或已现端倪。在某种程度上，这份报告即是为上海历史教学“松绑”的呼吁；其所建议的内容，也折射出1984年、1985年上海历史教学界在注重培养学生智能[2]方面所形成的一些共识。而此后的20年间，则是陆满堂、聂幼犁等人践行理想，把理想化作现实的过程。
1985年对于上海教育界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上海争取到了教育部批准的高考独立命题权[3]。此后，上海得以长期作为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相比于其他省市，有了更多的发展和探索的空间。
1985年，上海走出了独立考试命题的第一步。这一年的历史高考命题，一开始就出手不凡。正如报告中所主张的那样，试题以考查主干知识为特征，大大降低了对学生烦琐记忆的要求，而且还淘汰了在考生的反馈中“恶名昭彰”的名词解释题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高考中令万千考生望而生畏的“名词解释”再也没有出现在上海的历史高考试卷中。
这一年还增加了两种从未有过的新题型：
一是按照不同逻辑要求对历史概念进行排序。这一年的高考题命制了三道排列题，考查了两种不同的技能：一是对历史重要知识按时间先后排序；二是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德、英、美、法按其工业产量的多少进行排序。
二是引入了“引文解说题”[4]。这种新题型设问灵活，考生既不需要采用固定答题套路的方式，书写量不大，记忆要求也不高；同时又能够甄别考生对历史知识在新情境中的运用水平。而且这一年的高考命题，已经开始呈现出后来“海派”命题小巧轻灵的风格特征。
到1990年，上海的历史高考命题已经呈现出了与全国统考试卷相当不同的风格。试题类型灵活多变，对考生的要求重理解多于记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高考命题者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为考生服务的意识和明确考查目标的目标意识。在命题中处处搭设阶梯，着力消除歧义。
1988年6月，上海教育考试中心历史命题组经集体讨论后，由聂幼犁执笔，发表了《贯彻“两个有利”，促进教学改革——谈1988年高考（上海）历史命题意图和特点》[5]，这篇文章对上海历史高考命题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作了说明：
填充题作了答题栏同试题栏分开的处理，这主要是避免原形式空格线长短不一有暗示作用的问题，并有利于答题和阅卷；列举题答题部分加了标号和横线，既有使部分试题提高难度的考虑，又有便于答题和阅卷的意图；排列题作了向选择题过渡的处理；选择题则推出了第（二）类（归纳推理多项选择题）；问答题的第3题提出了字数限制的要求，用意在于考查归纳和表述能力，转变那种“拾到篮里就是菜”的不良倾向，从“丢破烂”变为“丢篮球”。
……
在大题的难度排列上先易后难。为避免“翘头”“拖尾”“塌腰”、驼峰”等情况，不拘泥于以前那种比较固定的排列程式。在小题的难度排列上则从内容着眼，尽可能先易后难。由此，使整个难度排列曲线呈阶梯形上升的趋势，而在各类题型中略有锯齿形波动，这样，既保持了历史学科的特点，又有较理想的坡度；既使考生能逐步进入最佳应试状态，又不至于太顺当而疏忽大意，掉以轻心，使考生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在心理情绪上张弛互补。
实际上，如果查阅当时的历史试卷，为考生着想的地方还不止于此。比如，1988年的试题中排列题的第1题，要求考生按东南西北的方位顺序排列四个古代都城。为了防止考生出现清楚四个都城的相对方位，但是没有看清试题要求而以其他顺序表达，命题组特地在东南西北四字下加了着重号。这一命题风格在上海历史高考命题中一直坚持了15年，但凡试卷中出现特殊要求的，或是容易被考生忽略的信息，均以使用着重号或者黑体加粗的方式予以突出显示。考虑到高考作为“指挥棒”的特殊作用，这一举措比其他任何措施都能引起上海中学历史教师对学生认知心理的关注。因此，在当时可能的范围内，使历史教师更敢于放开手脚，以聚焦于历史的本体性知识的教学，而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在诸如审题、答题技巧等纯粹的应试训练上。
1985年开始独立命题的上海历史高考，并没有因为其自身天然拥有的“指挥棒”的地位而变得唯我独尊，或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指导乃至指摘中学历史教学的架势，而是与中学历史教学界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这种良性互动的建立，与当时从事历史命题的诸多前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上海历史高考第一任命题组长是敬业中学的历史老师包启昌先生。他是新中国成立前教育界的老前辈，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第一批优秀教师，获得陈毅市长亲自签署的奖状和奖章。到70年代末，他又是上海第一批特级教师中唯一的一名历史特级教师，与北京的时宗本老师被历史教学界称为“北时南包”。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无暇兼顾高考命题，就改由华东师范大学的陆满堂老师继任，同时参与命题的主要人员还有90年代以后担任命题组长的聂幼犁。包启昌自不用说，陆满堂和聂幼犁虽然是大学老师，但也是上海中学历史教学界的老朋友。1985年以前，他们就广泛地在中学听课，有些听课所得即转化成了高考试题。反之，命题者在试题中引导的一些方向和思路，也启发了中学的历史教学。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少不了争执。据陆满堂回忆，这种争执是从命题组“吵”到高考评价会。在命题组里，聂幼犁较为年轻，改革的欲望也更为迫切，“点子”很多，陆满堂、包启昌等老先生较为稳重一些。因此，命题时往往有争议，甚至“吵”得不可开交。但是，试题就在这种“争吵”中不断地提高质量，而且也越来越有更多的新意。当然，到高考评价会（应试方）这一阶段，会有不少教师针对试题存在的问题，或是命题者在某些思路上走得过快提出批评，甚至批评得相当激烈。经过争吵和批评，以及命题组与应试方相互吸取不同的建议，关系反而变得更加融洽，也更有利于提高命题的质量。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前文所述，命题组处处为教师设想、为考生设想的良苦用心随处可见，这也不能不说是当时上海高考命题较容易得到历史教师谅解和接受的一个原因。
自1985年开始的几年中，上海的高考质量逐年上升，形成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格局，而且逐渐走向灵活生动、鼓励学生思维创新的“海派”格局。在高考的引导下，历史教师不断地从高考试题中汲取拓展教学思路的新元素，使历史教学的质量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流行的和比较规范化的课堂应试教学法。这一教学法大致由以下三个环节构成：
1.组织学生阅读课文，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在课文的文句或段落上做出标记，视情况穿插讲解。
2.以阅读为基础，整理出简明扼要的纲要信号式的板书。
以上两个环节也可合并。
3.按照时间作纵向线索梳理，或是按照空间作横向知识比较。也可以视情况与前两个环节穿插进行。[6]
这三个环节差不多成为每个高三教学的通规。可以说，这是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各种教学方法融会贯通的结果：吸取了“读”“讲”“练”的环节设计、纲要信号式板书的研究成果，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法。经过此后十年的实践证明，这套方法在培养学生基本智力和能力方面行之有效，也保障了学生在考试成绩方面可以安然无虞。
从某种程度来说，恢复高考以后的时代，是一个教育摆脱了行政指令、再度走向市场化的时代。上海平稳、灵活的高考，使得广大中学历史教师在应试教育中可以斗智而不斗力，即相对淡化“盯”“关”“跟”的作用，而主要注重这三个环节的处理。如此这样，在教学市场化的时代，既保障了学生的考试成绩，也使历史教师得到了思想与实践的自由。
“海派”历史教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对不同教学个性的包容。然而基础教育的常识是：任何一种教学风格如果在重要考试中遭到挫败，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甚至连探索、尝试的资格也不会有。但从事实上看，到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的历史教学不但没有出现在高考指挥棒下“趋同”的迹象，而且呈现出梅兰竹菊满园香的百花齐放的盛景。这当中，上海高考命题组功不可没。他们所锻造出的这根“指挥棒”，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不同风格下受教的学生，都足以施展自己的所学所长。换言之，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高考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它不鼓励任何一种特殊的教学风格，也不会让任何一种教学主张受到惩罚。它所遵循和服从的，只有证据和逻辑；它所反对的，也只有死记硬背而已。因此，任何的教学风格，不管它在教学中侧重于哪些问题，不管教师对一些具体史实作怎样的解释，只要符合证据与逻辑，学生就不会因为教师的个性而在考试中“吃亏”。
[1] 朱志明、庄韵勤、聂幼犁等：《1984年全国高考上海市历史试卷情况调查报告》，载《历史教学问题》，1984（6）。
[2] 李稚勇：《上海历史教育研究四十年》，载《历史教学问题》，1990（2）。 作者认为，在1984年至1985年间，对智能教育的研究，在上海历史教学界达到**。
[3] 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的因缘可见曹景行《吕型伟口述上海争取高考自主权》，曹景行主编：《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4] 例如其中的第2题：“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是谁的上书之言？针对什么问题？
[5] 聂幼犁：《贯彻“两个有利”，促进教学改革——谈1988年高考（上海）历史命题意图和特点》，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6）。
[6] 这一教学法未见论文总结或公开发表，是我在对上海部分50岁以上教师的采访中总结所得。在此鸣谢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华国清、陈雁秋，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刘丹鲁，原普陀区教研员董祖颖等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