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发现、选择和创造[1]

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是传统和时代的产物。教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总是受制于整个文化传统。各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传统。因此，不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就很难理解该国的教育。但是教育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社会又是不断发展的，教育要为一定社会培养服务于该社会、促进该社会发展的人才，就必须具有时代性。教育的时代性与教育的传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就是教育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离开教育的传统另搞一套，而是对教育传统的继承和改造。因此，研究教育的传统和变革，对于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就不能不研究我国的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教育传统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教育体系。教育传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文化传统，也就有一定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传统是受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对过去的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举取士的传统是在封建制度发展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和人才的选拔制度结合起来，相对于过去的世袭制度或者荐举制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端。清朝末年，列强的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萌发后，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

但是，教育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完全抛弃原来的某些教育传统。这是因为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一样具有多种层面：物质的、制度的、思想的层面。制度的改变总比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我国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在清朝末年就消亡了，但是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仍有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残存下来。

教育传统本身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肯定或者否定。教育传统中有好的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符合人们认识发展规律，就是优秀的教育传统，就会世代流传下来。例如，我国古代“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教育传统中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可取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可能会变成落后的、腐朽的、不可取的，就要把它摈弃或者加以改造，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

教育的传统和变革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但离不开继承（或叫传递）、发现、选择和创造这四个基本环节。

所谓继承，是接受原有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但这种继承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总是要经过改造，总是会有发展。

所谓发现，是指挖掘和利用已经存在的但未曾得到注意的教育传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时间上的，是指过去的教育传统，如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个传统长期被人忽视，今天我们重新发现和发扬；另一种是空间意义上的，即对别国的教育传统的发现和借鉴，如清朝末年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西方的教育制度比中国的先进，遂引入我国。

所谓选择，就是对传统教育重新加以审视，用时代的标准加以选择，把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加以继承和发扬，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加以摈弃。

所谓创造，是建立前所未有的、新质的教育体系，它包括起始意义的创造和在原有教育传统基础上的再创造。在教育领域更多的是后者。

这四个环节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教育的传统和变革，就是一个不断继承、发现、选择、创造的过程。教育传统在时间上有继承和发展，在空间上有发现和选择，而无论是对本国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还是对外国教育传统的发现和选择，都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因而创造是主要的，没有创造就不可能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体系，教育就不可能为当今的社会服务，教育本身也不可能得到发展。但是，创造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的再创造。

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要通过继承、发现、选择、创造来建立新的教育传统，对外国的教育传统也要通过继承、发现、选择、创造来为我所用，融化于我国的教育传统之中。当今，教育的国际性和开放性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与国之间的交通越来越便捷，信息交流越来越快速，某一个国家的某一项教育改革会迅速传遍全世界。大量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在异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和顾问，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会议，学者间的信函往来、资料交换，都促进了国际教育的交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注意进行国际交流，学习外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促进本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但是在学习外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时，都会遇到如何与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就是选择和创造的问题。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各国教育都要受到各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文化传统与时代结合的产物。各国教育有共性，这是时代的标志。现代教育是各国互相学习的结果，在教育的功能上、教育制度和结构上、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共同的特点，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但各国教育又都有各自的特性，都有该国文化传统的烙印。我们在学习外国教育理论和经验时，首先当然要寻找时代的共性，看看别的国家是如何紧跟时代的步伐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教育系统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各国教育的特性（个性），因为共性总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不了解它的个性也就不能了解它是如何与时代相适应的。因此我总是主张研究外国教育应与研究该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该国教育的实质。

香港中文大学杜祖贻教授与我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外国社会科学理论不能生搬硬套地用到中国。首先要了解外国社会科学理论的本质含义，然后要研究这种理论如何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成为我们能够接受和运用的理论，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理论本土化问题。

[1] 写于1997年10月。